家族大视野

　　家族传统的地域差异

　　南方和北方，家族传统有明显不同。明清后，南方地区家族势力强大，有的家族拥有大量的族田，家族活动深入乡村生活，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华南的乡村几乎村村有祠堂，家族祭祀活动频繁而隆重。而在华北乡村，家族活动则逊色得多。

　　在我的家乡潮汕地区，很多乡村都是同姓村，每个村都有祠堂。我们村的大祠堂位于村北中央，坐北朝南，前面是公共广场。村中郭姓又分三房，每一房都有一个“公厅”，以区别于宗族大祠堂。这是各家祭拜的场所。

　　大祠堂是宗族活动的公共空间，在举办大型拜祭活动前，村中辈分最高的老人都会去大祠堂议事，商量活动安排。村中还有几间神庙，供奉着玄天上帝、南面圣王、三千岁爷、观音娘娘等诸位神仙。

　　祭祀是家族重大活动之一，既是祈求神仙保佑，又是彰显家族力量的契机。以前形式非常隆重，80年代之后有些衰落。每年腊月廿四，要把村中供奉的各路神仙抬出来，集中供奉在祠堂前的广场上，唱大戏，放电影，各家各户都带着自己的贡品献给神仙。而如果谁家前一年生了男孩子，在正月前几天就要带着各种贡品去参拜神仙。

　　听父辈说，以前郭姓三房在初四、初五、初六三天，把神仙请到各自的公厅参拜。公厅还摆放着祖先的牌位。这是家族中最隆重的一次拜神活动，供品也最丰富，有蒸熟的鸡、鸭、鱼，用面粉制作的“大果”，还有整个熟的猪头。

　　上世纪80年代后，公厅没落，于是参拜仪式转移到村中大祠堂。参拜完后正月初七就是游神仪式，四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子抬着一个神仙，沿村中大路巡游，跟在后面的依然是生了男孩子的家庭代表，他们手举用“乌脚绿”竹子做的旗杆，竹竿上带浓密的叶子，再挂上一块布。这仪式对村里人来说是“游老爷”，对那些家里生了男孩子的人家来说，就是给他们家的孩子举行的“上旗”仪式。而能够抬神者，是全村地位、名誉和公益心的代表家庭；能够上旗者，自然也是炫耀自己家添丁进口的好机会，男孩是家族势力的传承者，这是家族中光荣的日子。

　　作为村中的重大活动，自然少不了邻村的人来观看，他们从上旗的队伍就可以判断，这个村中去年生了多少男孩，再和本村比较，谁多谁少。

　　而在北方，同姓村已不多见，一个凝聚全族力量的祠堂也不多见，多是几个血缘较近的家族在春节时祭拜祖先。和华南的游神不同，北方的乡村多是举行庙会，村中的善男信女往往也会游神，抬着供桌，在大街上走，每隔一段就有人来跪拜。游神的队伍中以女性居多，跟随者也没人炫耀自家生了男孩子。南方把祭祖、拜神和家族融在一起，北方的游神和拜祖有些分离。

　　实际上，学术界早已注意到了华南和华北这种家族活动的不同，并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历史上，从东汉到隋唐，世家大族主要集中在北方，门阀士族往往位列朝廷高官。南北朝时，一提起清河崔氏、琅�e王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如雷贯耳，宋代后，随着战乱和社会动荡，北方人口和家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北人南迁，保留了家族聚居和家族的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郭小娜(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历史的枢纽

　　幕僚家族分裂后的个体命运

　　近代以来，番禺汪氏家族杰出人物频出，汪琡、汪瑔、汪精卫、汪兆镛、汪兆铨、汪宗衍等，数不胜数。

　　追溯汪氏家族的历史，原本来自安徽婺源，元末后迁移到浙江绍兴（山阴）。明清时，绍兴是出幕僚（俗称师爷）的地方，绍兴师爷全国知名，且代代相传，后来竟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从晚明开始，汪家不少人也开始当起了人家的幕僚。最早当幕僚的是汪炌，他在明代嘉庆年间“入粤东按察司幕”。汪炌之后，汪氏子孙陆续来到广东为幕，最终落籍广东。汪炌之子汪鼎、汪云及下一代的汪琡、汪瑔，都曾在番禺、潮州、肇庆、电白等各地为幕。到了汪琡的儿子汪兆镛、汪精卫，一个当上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首席幕僚，另一个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算是把幕僚这一个行当做到极致了。

　　当幕僚需要足够的学问底蕴，不仅要熟悉官场规则，还须诗文要好，当时幕僚不少都是科举出身，有一定的诗文功底。汪兆镛和弟弟汪兆铭（汪精卫）都是才华横溢、满腹诗文的人。其中汪兆镛更是自幼聪颖，十岁能诗，青年时入学海堂学习，得到陈澧教导，成为陈门高足。

　　光绪年间，汪兆镛中举后，曾两次赴京会试未中，于是辗转广东各州、县为幕府。当时，正值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他把汪兆镛聘入督府，掌司奏章，备加敬礼。汪兆镛干得很出色，岑春煊本想推荐他去湖南做知县，可汪兆镛矢志于钻研经史、金石和诗文，“谢而不就”。

　　在清室气尽、民国成立这一大背景下，汪兆镛家族中的幕僚们也开始分道扬镳。辛亥革命后，留恋清朝的汪兆镛移居澳门，和一帮满清遗老一起怀念逝去的王朝，他觉得“礼教亡矣！何以国为”。而22岁的汪兆铭（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四处演说，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演说“倾倒南洋”。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准备暗杀摄政王载沣，事未举被发现炸药，锒铛入狱，他在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并由此海内外扬名。

　　一个怀念旧王朝，一个要建新政权，兄弟两人各走各路。20多年后，汪兆镛一直在澳门专心诗文著述，所著广及经史诗文和金石书画，成为岭南著名学者、诗人。而对汪精卫而言，人生发生陡然转折，1938年他公开投降日本，两年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从此，汉奸的阴影笼罩在汪氏家族上，历时甚至几十年。

　　国之理念不同，家也随之分裂。汪家分裂不止表现在汪兆镛和汪精卫身上，即便是汪兆镛的后人，也各有分化，长子汪宗凖，随汪精卫进入了伪广东省政府，任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第五子汪宗藻进入伪广州市政府任秘书，二人也被世人称为汉奸。另一方面，汪家不少后人也开始参加红色革命，如汪宗凖的儿子方靖、方平，女儿汪德简，汪宗藻的女儿汪文、汪梅、汪洁常，或投奔解放区，或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工作，为中共建政贡献心血。

　　今天，在汪兆镛第三代人物中，不少都在高校、科研所、医院工作。而汪精卫后人大多居于香港。历史过了很多年，不过，至今汪兆镛家后人也很少和汪精卫的后人联系了。

汪兆镛(前排坐者)与其六个儿子及孙子汪德霖(3岁)。摄于1928年左右

 汪氏家族后人合影，摄于2001年。

汪兆镛是岭南著名诗人、学者

1947年修撰的汪氏族谱。

青年汪精卫双目有侠气。

　　家族逸闻

　　汪兆镛不当民国官

　　辛亥革命成功后，新政府曾邀请汪兆镛出任地方官职，但汪兆镛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肯任事于民国。1912年，其异母弟汪精卫请他替民国政府效力，也被他一口回绝，言誓不屑为朝秦暮楚之徒。后胡汉民邀汪兆镛任总秘书席，他辞之。粤盐商公请汪兆镛为盐政治局长，他又辞之。

　　以清朝遗老自居

　　民国建立十余年间，汪兆镛多次携眷去澳门避乱。他常以遗老自居，对清帝溥仪尊敬有加。居澳门时，他和一批同样自诩为先朝遗老的仁人学者，以诗歌表达不事民国新朝之志。由于汪兆镛坚持其遗老立场，终得清狲帝溥仪亲书“福”字之赐。他喜不自胜，即名其居所为“赐福堂”，甚至在他去世后，清狲帝溥仪再赏以“志节不移”匾额。

　　汪文“贪污”交公

　　汪兆镛次子汪宗洙是跟着宋子文做事的，其侄女汪文就利用他的关系，进入到广州印花税局工作，但她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汪文在印花税局“贪污”了几十万块钱，后来她在澳门找到党组织，将这几十万元全部上交。

　　后世讲述

　　爷爷打官司赚了钱在豪贤路买了大宅子，后来，我们为这宅子打了多年的官司

　　我爷爷汪兆镛在清代光绪年间曾中过举人，后到北京考进士，不成功，因经济问题只好回来广东当幕僚——也就是做师爷。在担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首席幕僚之前，他一直在粤北南雄一带做幕僚，应当说，那时他生活较清贫，不过，他常帮老百姓打官司，由于处理得公平，人们都很敬重他。我外公是高第街金家的人，是个大盐商。后来，爷爷帮我外公和一批盐商打赢了官司，赚了一笔钱，就在豪贤路买了一栋大宅子。

　　广州解放时，解放军说这宅子是汪精卫的，就把我爷爷那房子给封了，把它腾给部队住。由于我姐姐汪梅原来是做地下党的，她就出面找上面谈，说这个宅子是汪兆镛的，不是汪精卫的，上面就把它归还给了我家。后来，又有房改，宅子的大部分都被充公，只留下了几十平方米给我们。

　　“文革”期间，因为汪精卫的关系，我家被抄了，那几十平方米的房产证被抄没了，房子交给了房管局管理。至今我在香港的六叔汪宗衍还保留有一张过去的红白契——但那现在是不算数的了。

　　为了房子，我们一直打官司，直到前几年才打赢。不过，原来宅子的地皮上已经盖了商品房，那些商人在三元里瑶台给我们补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我在香港的侄儿也出了钱。但开发商一直没给我们房产证，房子不能卖，只能出租。不过这也好，租费大部分都还给我侄儿，还留一部分当做我们汪氏族人每年团拜、拜山的费用。

　　我在中大附小读书，穿短裙校服，爷爷见了很生气

　　说：“这像什么样，简直就和田鸡差不多！”

　　我爷爷是兄弟中的老大，由于曾祖父死得早，下面几个弟弟都由他照顾。

　　我爷爷学问非常好，他的家教也非常严格，会手把手地教后辈写字。1901年，他弟弟汪精卫、汪兆鋐以及长子汪祖泽都考中秀才，他很高兴。但他重男轻女，只教男、不教女，不过他讲课时，我有时也在一旁听，比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句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他还是个很保守的人。当时我在中山大学附小读书，校服是短裙式的，他见了就很生气，说：“这像什么样，简直就和田鸡差不多！”

　　我们家里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小孩子也要肃静、回避，我们还不许大声说、大声笑，有很多规矩的。

　　还有，他只许我们从家里的前门进出，不许走后门，因为前门有人看着，而走后门，他怕我们惹坏人。

　　在“岭大”读书，遇到汪精卫的女儿，双方互不理睬

　　我爷爷在担任岑春煊幕僚时，他的弟弟汪精卫就跟着孙中山闹革命，弄得我爷爷怕被诛九族，就去请教岑春煊。岑春煊告诉他，把汪精卫驱逐出族，脱离兄弟关系就可以了，我爷爷照办。后来，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因为已经脱离关系，加上岑春煊的庇佑，所以清政府也没拿我爷爷怎么样。

　　后来，民国成立后，我爷爷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澳门的张家花园。汪精卫那时候已经很风光了，就对我爷爷说要去澳门看他，我爷爷说：“你千万别来！来了我就用扫把赶你出去！”他信奉“忠臣不事二主”，在澳门整天和一班清朝遗老吟诗作对。

　　我在岭南大学读书的时候，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恂也在那里。由于当时两家关系不大好，她一见到我就会拧转头。论辈分，她是我的姑姑，但我当时也是有些傲气的，心里想，你都不理我，我为什么理你？所以两个人见面从来没有打过招呼。

　　汪兆镛修汪氏族谱的时候，汪精卫的后人希望把汪精卫也写上去。有人就说，写上去可以，但要注明是汉奸。最终是采取了折中办法：既不遗漏汪精卫―――他毕竟是我们汪氏族人，也不说明他是汉奸―――这是为我们家族抹黑。

　　汪洁常：汪兆镛孙女、汪宗藻女儿。出生于1923年，是现在汪氏家族“德”字辈中年岁最大的人。年过八旬的汪洁常至今对家族的往事记得非常清楚。

　　父辈多数有成就

　　我几个叔伯中，大伯汪祖泽担任过广东高等法院院长，他为人老实，从不贪污，解放后一直居住在广州；二伯汪宗洙是跟着宋子文做事的，比较有钱；三伯汪宗澧很小的时候就死掉了。

　　六伯汪宗衍一直居住在香港，当时他一个保姆的侄女因为没钱读书，汪宗衍就一直供他，直到她留学。留学归来后，那个保姆的侄女就在香港为他养老。他是个大学问家，很会鉴定文物，前广州市委书记欧初还请他回来鉴定过文物。他还为我祖父的著作《岭南画徵略》写序并做校对。所以，他虽然不怎么工作，但也能赚到钱。至于四伯汪宗凖和我的爸爸汪宗藻，都是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事的，我开始没和你明说，说明白了就是汉奸。

　　动荡时代辗转奔波各地

　　我姐姐汪梅在193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了。1938年10月19日，抗战广州沦陷，汪梅因有一些情报，就跑来豪贤路告诉家里，叫我们赶快逃去澳门。我父亲汪宗藻就找到了江孔殷，俗称“江虾”的，他是我父亲小老婆的父亲。江孔殷为我们安排了一条船，把我们运往了中山。21日到达中山的时候，就听广播说广州已经沦陷了，经由中山我们去到澳门。

　　在广州时，我先后在中山大学附小和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去澳门后，就读于同样由广州搬迁到那里的执信中学。当时执信中学校长是朱执信的老婆，也是我家的亲戚，就让我插班去读。

　　后来，由于我家条件不宽裕，在澳门住的竹筒楼并不十分舒服，于是我父亲回到了广州，在市政府里当秘书，我也回到广州就读于岭南大学。

　　再后来，我父亲安排我去上海大夏大学读了半年书，随后又辗转去南京大学，毕业拿的文凭却是上海暨南大学的。那是个动荡的年代。

　　在上海时，我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于我读的是银行会计系，毕业后我姐姐汪梅准备安排我去香港为共产党创办银行，但最终没有成行，随后就解放了。现在，我的身份还是离休老干部。

　　后世访谈

　　汪德简：汪兆镛孙女、汪宗？？女儿。1926年生，就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8年正式入党。解放后曾在广州市第32小学、化工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86年以工程师身份离休。

　　受汪精卫牵连改姓“方”

　　记者：您当时为何会参加革命？

　　汪德简：我母亲黎润芝是我父亲的第二房妾侍，当初我们曾住在豪贤路的大宅子里面。我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娶了第三房妾侍，就把我母亲、我及我的两个哥哥赶到大宅子对面的德政路去住了。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是算不上好的，后来才会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派发传单、书刊等任务，当时才16岁。

　　1946年我进入中山大学读书，遇上了我后来的先生陈啟。他是阳江人，比我高一个年级，当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吸收进步同学加入，号召大家反对国民党腐败。在他的指引下，我也于1948年加入了共产党。我的两个哥哥方靖和方平，也是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但方平不幸于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记者：他们为何会姓方呢？

　　汪德简：方靖和方平的本来姓名是汪徳坚和汪德禺，后来他们参加革命，因为毕竟汪家当时的名声不好，他们为了划清和汪家的界限，就相约改姓“方”了。解放后，他们也很想改回来，但是涉及到历史档案，要办很多道手续，所以最终没有改。方靖现在的后人也姓方，但他们还都有一个汪姓的名字，如他的儿子方宁，汪姓名就叫汪宁书。

　　记者：解放后，你们家族的命运如何呢？

　　汪德简：应该说，由于汪精卫的关系，我家受到的牵连是很大的。像我五叔汪宗藻的女儿汪梅193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个老革命了，但却死于1960年的新三反运动中。

　　我哥哥方靖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解放后去了北京工作。后来“文革”爆发，他被定为假党员，被人用电刑杀害。后来，周总理亲自批示，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我自己，虽然也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但解放后也还是被限制使用，到1986年退休也还只是处级。我先生就好很多，他退休的时已是厅级干部了。

　　就连我的女儿只是叫汪精卫为太叔公，但在70年代初政审株连几代的情况下，这样疏的关系也受影响，她填了两次“入党志愿书”因为汪精卫的关系至70年代中后期落实政策时才通过了加入党组织；而她曾与某军区一机要参谋谈恋爱多年几次政审也通不过，最后只有分手。

　　时间流逝，我们与汪精卫后人疏于联系了

　　记者：汪家的后人，现在还会经常聚在一起吗？

　　汪德简：会，每年过年我们都会一起团拜，一般要摆上三张桌子。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居住在岭海颐老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这里的二楼团拜。后来，我们也有去过华师办过，因为汪德亮他们一家在那里；去年我们是去中山大学办的，我的妹妹汪德文在那儿，我带我女儿去参加了。清明节时，我们还会包车去从化祭祖，汪家的祖先及我的爷爷汪兆镛都葬在那里。

　　但参与的大部分人都是广州和香港的，我们还有很多人都在全国各地，像汪珍如在南京，汪志诚在兰州，等等这些，他们以前还会三四年回来参加一次，最近几年他们年纪也大了，就来得比较少了。

　　记者：你们和汪精卫的后人，你们还有联系吗？

　　汪德简：汪精卫的后人现在大多居住在香港，以前因为国内政治环境不便于联系，后来因为时间流逝，我们两家的后人现在也就疏于交流。现在除了我二伯汪宗洙的孙子汪润书和他们还有点联系外，其他人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

　　●族谱辞典

　　汪炌、汪金鉴一代

　　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第二代

　　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汪鼎（1791-1854），汪云弟，先后游幕于顺德、清远等地。

　　第三代

　　汪瑔（1828-1891），汪鼎次子，曾任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幕僚。著名词人，与叶衍兰、沈世良并称为“粤东三子”。

　　汪琡（1824-1897），汪云四子，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第四代

　　汪兆镛（1861-1939），汪琡长子，曾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僚秘书长。辛亥革命后寓居澳门。

　　汪兆铨（1859-1929），汪瑔之子，1885年中举人，曾创办教忠学堂（今广州市十三中学）。

　　汪兆铭（1883-1944），汪兆镛弟，曾以“精卫”为笔名在《民报》上发文宣传三民主义，后遂称汪精卫。早年参加革命，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沦为大汉奸。

　　第五代

　　汪祖泽，汪兆镛长子，曾任广东军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等职。

　　汪宗凖，1889年生，汪兆镛四子，曾任番禺知县，20世纪40年代广州沦陷期间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汪宗衍（1908-1993），汪兆镛第六子，著名学者、文史大师。

　　第六代

　　汪德亮（1905-1990），汪祖泽长子。1931年任武汉大学教授。解放后出任华南师范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

　　汪梅（1917-1960），汪宗藻之女，1935年加入地下党，后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担任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60年在新三反运动中去世。

　　方靖（1924-1969），汪宗凖之子，原名汪徳坚，1945年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9月从北平去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参加革命。1946年参加中共，曾在华北联大、野战军医院等医院当教师，后调国务院外文出版事业管理局及毛选翻译办公室工作。1969年文革中遇难，时年45岁，经军管会调查，获平反昭雪。由周总理批示，作为革命烈士，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汪德简（1926-），汪宗凖之女。

　　汪洁常（1923-），汪宗藻之女。

　　汪徳文（1930-），汪宗凖之女。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后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英语和俄语，现退休。

　　汪志诚（1932-），汪宗凖之子，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兰州大学教授。

　　汪珍如（1937-），汪宗凖之女，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现在为南京大学教授。

　　汪德新（1940-），汪宗凖之子，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