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大视野　　

　　字辈、自尊及其他　　

　　女儿是一个乖巧的小姑娘，嘴巴特别甜。到我办公室来玩儿，叔叔阿姨叫个不停，很受男女同事宠爱。但若是在老家，她的这张嘴巴，就没有这么灵光，甚至可能得罪人，而我也跟着被人“骂”。有一次，在老家，我的一个父辈叔叔，看见我女儿，硬要我女儿“叫”他。“叫”这个字眼，看似很平常，其实学问很深，它含有叫者对被叫者的辈分判断。这种事情，连我都难以摸透，何况小姑娘？她愉快地咧嘴一笑，喊了声：叔叔。对方立刻不高兴了，你爸爸都是我儿子辈，你这小姑娘怎么能叫我“叔叔”？起码也得叫“叔公”吧？我于是开始打圆场，说女儿在外惯了，我也离家太久，没工夫教她这些事情，然后赶紧让女儿改口，喊了声“叔公”。

　　中国历史悠久，学问无处不在。比如辈分问题，小时候一心攻读大学的我，曾为此苦恼不已。关于这个那个的称谓，像今天我的女儿一样，一直处于懵懂状态。辈分的判断，在村里，其实是可以“量化”的，从人的“大名”中所含的“字辈”就能断定。曾经有许多朋友，夸我的名字很有文化。“李辉斐”，一听就很有文学气息。我则说出实情，名字中的这个“辉”字，其实是偶然撞到的。我的父辈是“咸”字辈，祖辈是“会”字辈，曾祖则是“运”字辈；我的下一代为“映”字辈，再下则为“兴”、“游”字辈。倘若我早生一代，我的名字就会是“李咸斐”，或者晚生一代，则是“李映斐”，都比不上“李辉斐”这么好听、有文采。所以我告诉朋友们，我是碰巧有了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名字。

　　我们村是“李家村”，几乎全村人都姓李，所以，倘若把我们村看做一个小小的“社会”，可以视之为一个“宗法社会”。祖宗规定好的“字辈”，都有明确的字眼来对应，不可错乱。所有的男孩，都会有一个“大名”，里面包含这些字眼；而女孩的名字则无须含有“字辈”，她们“终究是别人家的”(长辈语)。所以辈分高的人，无论年龄如何，都含有“长辈”的威严。一个60岁的老头，称一个6岁小孩为“叔叔”，这可不是讲笑话。尤其是在“走亲戚”的公众场合，乱叫人会被某一方责备，甚至怀恨。所以在老家，辈分往往意味着一种“尊严”。或许村人的家族观念已在外力的冲击之下，逐渐趋向淡薄，然而关于辈分，只要还长期生活在老家，一定是不能乱套的。农村人内心所蕴含的自尊，由此可见一斑。解放、“文革”及改革开放冲垮了许多人的亲情观念，但无法冲垮那种根深蒂固的内心尊严。中国之所以还有中国的味道，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常常听一些喜欢吹嘘的年长者声称：你们这些“小字辈”……所谓的“小字辈”，也正是与名字中的“字辈”有关。我这“辉”字辈，相对于“咸”、“会”、“运”字辈，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而字辈是无关年龄的，不同姓的人之间，原则上也无关字辈的。倘若还有年长者乱教训晚辈，“你们小字辈如何如何”，身为晚辈的你，完全可以反驳道：谁的辈分高还不一定呢！至于那些胡乱倚老卖老的长者，或者也应该收一收爱教训人的心。有见识不论年龄，英雄出少年自古有之，许多人活到耄耋之年，仍是一井底之蛙。

　　□阿斐

胡汉民与胡木兰(左)、义女钟慧中(右)在莫斯科。

胡汉民一家在香港干德道住所花园所摄，时间大概是1933年或1934年。
六人分别是胡汉民、胡木兰、胡沪生、胡绮霞、钟慧中、余澄心。

胡木兰(中)、胡沪生(左)、胡绮霞(右)，摄于1935年。

民国“十大标准女人”之一的胡木兰。

胡汉民故居原先位于东风西路小学内。

　　历史的枢纽　　

　　书生意气徘徊于学术政治间　　

　　1936年5月9日下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应邀去其妻兄陈融的颙园(今广东省政府大院内)赴宴。饭后，胡汉民与陈家的教书先生潘景夷下起了象棋。晚上8时，胡汉民盘面处于劣势，对着棋盘长时间思考。一般人以棋牌为娱乐，不计输赢，胡汉民却看得很重。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不宜过度用脑，这次却因找不出取胜之道，又不肯认输，一急之下，血涌入脑，从椅子上翻落在地。众人忙将他扶入屋内床上，并找来在广州的中外名医诊治。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右侧脑溢血，并采取了急救措施。

　　当晚10时，胡汉民从昏迷中醒来，神志略清，自知病情严重，便将西南党政军要人萧佛成、陈济棠、邹鲁等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召至床前，口述遗嘱。三天后的晚上，胡汉民去世。

　　胡汉民死后，葬礼颇为隆重，在中山纪念堂设灵，全国政要纷纷前来致祭，南京政府派来了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等。据说，三天在广州参加公祭的人有40多万。灵堂正中的挽联横批是“正直聪明”，这四字，可谓他一生性格的写照。

　　胡汉民的耿直，可能承于其父。胡家本是江西人，胡汉民祖父因当官来到广东。胡汉民之父胡文照，由于生性耿直，在官场行走并不得意，后只得在番禺、博罗、茂名、德庆等地当人家的幕僚。

　　到胡汉民这一代，他年少时就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十一二岁就能“日诵数千言”，“尽读《十三经》”。胡的聪明或许跟母亲有关，其母文氏出身江西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不仅能吟诗作赋，还对音乐、围棋有浓厚兴趣。胡汉民有兄妹七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三个，除了排行第四的胡汉民，还有他的哥哥胡清瑞和妹妹胡宁媛。

　　正直聪明、过于耿直这种性格使胡汉民徘徊于政治和学术之间，每每遇到大的政治挫折，便退思搞学问，但又不甘心，于是重回政坛，却又无法独当一面，无法游刃有余游走调和于各派之间。一方面，胡汉民甘为革命、革命领袖赴汤蹈火，不计个人得失；另一方面，他又情绪波动大，常意气用事，一不顺心就要退隐。当然，这种性格不仅仅是胡汉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有这种在政治和学术、朝野之间徘徊的心态。

　　纵观胡汉民的一生，因为孙中山赏识而起步，被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是公认的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权威，他紧跟孙中山，即使在孙死后，也是力主遵守孙中山遗训最得力者之一。正是胡汉民在国民党的“元老”地位，在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陈济棠和西南军阀都争相拉拢他。

　　与汪精卫、蒋介石相比，胡汉民显得不太善于玩弄权术了，正如李宗仁所言，胡汉民是“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而，“胡氏器量亦极狭隘，常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大政治家的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胡汉民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胡汉民足可为国民党一致归心的领袖”。

　　胡汉民既有书生意气，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跟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形势，最终被排除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之外。

　　此后，蒋介石大权独揽，他极力拉拢胡汉民，可胡并不买账，最终导致了1931年胡汉民被囚禁南京汤山达九个月之久。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被囚禁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内，胡汉民在担任立法院长时，制定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票据法、地方自治法等16种法典，几乎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基本法律都制定出了，而且这些法律质量很高，至今受到国民党内的称赞，有些甚至沿用至今。

　　如今，胡汉民的后人们都已成了香港居民，但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与广州的联系。胡汉民的养女胡绮霞在广州仍保留有一套房子，隔三差五地，她会和他的儿子回来广州芳村住上一段时间。她说，广州有他们熟悉的朋友与食档，在这里，生活更加惬意。

　　而胡汉民兄长胡清瑞的后代大多在美国，至今他们仍和胡绮霞保持密切的联系，78岁的胡绮霞水说，“一旦发现胡汉民的新资料，都会给他们寄上一份”。　　

　　后世访谈　　

　　胡绮霞

　　胡汉民养女，1929年生，先后就读于香港岭南小学、广州国立第二侨民师范学校。解放前，被中共地下党派到“广州第二棉纺织厂”组织工运工作，解放后参与接管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后一直在该厂工作。1950年加入中共，1992年移居香港。　　

　　在香港，每天早上，父亲都会看我和胡沪生比赛荡秋千　　

　　记者：你父亲在香港的最后几年生活情况怎样？

　　胡绮霞：我父亲死的时候我才七岁，最后几年里，我们住在香港的干德道，跟随他的还有三四个秘书，其中比较出名的是王养冲和钟慧中。我爸和我妈当时每人住一间房子，因为我父亲工作很忙，每天都要接见各方面的政要，还有日本人－－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很受日本人尊敬。当时的土肥原等人因为妄图侵略中国，想拉拢我父亲，但这些都受到我父亲的严辞斥责。

　　记者：你父亲对你很好。

　　胡绮霞：是的。我的乳名叫做“虾女”，我的父亲也这样叫我。据我家以前的一个佣人对我讲，吃饭的时候，我会先陪我妈妈吃，然后她再把我抱过去陪我父亲吃，每当那个时候，我父亲都会对着我笑。每天早上，父亲都会观看我及我的姨甥女－－也就是胡木兰的女儿胡沪生一起在花园里打秋千比赛，随从们都在后面陪伴着他。

　　记者：你觉得你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胡绮霞：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很小，所以对他的印象很模糊。1981年后，我才开始看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进一步认识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性格很直，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的主张，只要认为对国家和民族不利的事情就反对。人家说他有四反：反帝、反共、反蒋、反日。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98年，我回母校桂林汉民中学参加建校61周年纪念会，在会上我说，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记者：能谈谈你母亲陈淑子女士吗？

　　胡绮霞：她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女人，还绑着小脚，是三寸金莲。但她是个坚强的女性，早年跟着我父亲加入了同盟会，在参加反清起义时，她还运过军火。她一直跟着我父亲搞革命。其实，我的姑姑胡宁媛和我母亲一样，也是小脚，也运军火搞革命。1941年香港沦陷，我和我母亲就分离了，当时我从澳门跑到顺德住了一年，她就从湛江去了重庆。1942年，我母亲在重庆因为痢疾病逝。我1943年去了桂林，1944年才去重庆，那时候她已去世两年了。　　

　　我是共产党，姐姐胡木兰是国民党　　

　　记者：你和姐姐胡木兰联系多吗？

　　胡绮霞：我们以前见得就不多，她比我大二十岁。她整天跟着我爸爸到处跑，我出生后跟着妈妈一直在香港。

　　解放后，我和她一分离就是几十年。因为时代不同，1948年我参加学运、共运，然后到了工厂，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姐姐早年加入国民党，后去了台湾，曾担任过国民大会代表、参议员、参政员、中央委员等。直到1986年，统战部批准我会台亲，我去香港见了我姐姐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直到1992年她过世，我们再也没见过了。不过，她的女儿胡沪生现在在内地，我们常见面。

　　记者：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胡绮霞：包括我在内是三个，我、我姐胡木兰、我哥哥胡弘达。我是被收养的，据说是一户工人家的女儿，但我没见过我的亲生父母；我哥哥胡弘达是我爸爸的嗣子，他是我大伯胡清瑞的儿子，过继给了我爸爸。

　　记者：抗战后你的命运如何呢？

　　胡绮霞：抗战的时候我先后就读于桂林汉民中学、贵阳中学和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复员，从重庆经川北、陕西、安徽、河南到达南京。

　　初中毕业后，我才回到广州，就读于“侨师”，现在是陈嘉庚纪念中学。当时在稻草房中读书，环境极度困苦，国民党又只顾内战不发伙食，我们曾经四次断炊。1949年5月国民党解散了学校。然后，我就奉地下党之命打入了当时的“纺二”厂搞工运。解放后，接管了“纺一”，也就是第一棉纺织厂，并一直在那里工作。1950年我加入共产党，只是后来说我是胡汉民的女儿，成份不好，被停止党籍，1953年被清除出党，到1981年才恢复党籍。算起来，我退党有近三十年。1992年，我搬迁到了香港。　　

　　买地800亩建胡汉民墓园　　

　　记者：你父亲在龙眼洞的墓园是后来重修的？

　　胡绮霞：我父亲在广州去世后，本来要葬在中山陵，但我妈妈不同意，嫌不方便，国民政府就在龙眼洞拨了800亩地来安葬他。当时，墓地建在银屏岭狮山半山腰，后来抗战爆发，接着又是内战，墓地并没有正式竣工，还剩下很多石料堆在那里。800亩土地都是一点点从周围的农民手里买来的，后来我见到了大量的地契。

　　解放后，那里建了一个广东省林业学校，把修墓的那些石料都占用了。1981年，我姐姐胡木兰托人嘱咐我向政府提议重建。我提交了报告，然后整天往政协跑。中央审查了三年，结果是胡汉民没有杀害廖仲恺，这才允许重建。

　　当时是广东省政府拨款七万多元，由广州市政府承建，1985年8月7日竣工，但这个墓园没有修在原址上，而是移到了山顶。我父亲原来在半山腰的墓址和遗骸都已找不到了，所以在山顶的那个墓其实只是衣冠冢。而我们早在1947年就把母亲的墓从重庆转葬到了狮山山顶，这样1985年他们两个就合葬在一起了。

　　记者：政府对这件事还是挺重视的。

　　胡绮霞：确实很重视，重建竣工后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竣工仪式，并在东方宾馆摆了十几桌，包括当时的广州市政协主席罗培元、广州市民革主委陈一林等很多省市各级领导以及中央民革主委方少逸都出席了，后来墓地还被列入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越往后越糟糕了，一些人甚至在墓地那里开台赌博，我向市政府反映，要求保护、维修，但没多大效果。我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情况才有好转。现在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去拜祭，以前那是可以开车进入的，但后来墓园前建了个大运动场，车就开不进去了，只能走路。

　　记者：你家族的其他人安葬在哪里呢？

　　胡绮霞：我曾祖父、祖父以及大伯胡清瑞，本来都是安葬在沙河的，但后来沙河清坟，我和大伯的儿子胡弘平就将其迁去了龙眼洞我父亲墓地的外围，政府在那里专门安排了一个16平方米的地方。但由于修得质量不好，那墓没过多久就“烂”了，胡清瑞的长孙胡震等人就再将其搬入了我父亲的墓园里。但政府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那个墓地是专门用来纪念我父亲的。所以在2001年，他们再将其迁往番禺的祥和永久墓园了。　　

　　胡木兰把胡汉民遗留的两千多封函电捐给了“哈佛”　　

　　记者：你父亲保存的晚年来往函电稿现在是研究热门，能说说它们的情况吗？

　　胡绮霞：那批函电共有两千多封，都是我父亲晚年在香港和蒋介石、冯玉祥这些政要人物的通信。为了保护它们，我们可以说是历经艰辛。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后，我们被迫离开了香港，当时函电稿没法带走、漏在了那里了。直到1943年，我姐姐胡木兰派了一个书记官和一个保镖－－我们叫他们“大李”、“小李”－－去香港把这批函电稿抢救了出来。

　　我记得当时共有四十多个箱子，其中二十多箱都是函电。那些函电先是被运到东莞，再转到桂林，在桂林汉民中心8个青少年学生的帮助下，扛着箱子到了贵阳。后来，又被带到了重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姐姐胡木兰去台湾后，就把它们交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保管。

　　记者：为什么要运往美国去呢，有学者说那批函电有反蒋的内容，你姐姐胡木兰怕公开后影响对你父亲的评价吗？

　　胡绮霞：对于那批函电，我是毫不知情的。我当时还很小，虽然当时也搬了箱子，但箱子里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直到前几年，南京大学的陈红民(注：后调往浙江大学)教授在美国发现了它们。香港中文大学的刘义章得知后，是由他来告诉我，我才知道整件事的。这件事我无法评价，当时都是由我姐姐胡木兰做主，而我1986年后再没见到过我姐姐，她心里怎么想我也不知道。

　　记者：哈佛图书馆将它们密藏了起来。

　　胡绮霞：对，他们保护得很好，那些资料全部都输入了电脑，但不对外开放。

　　陈红民当时在燕京图书馆对着这批函电研究了八个月，在那八个月中，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寸步不离，连上厕所也要跟着他，可见保护的严密。直到2004年，现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通过刘义章找到了我们，请我和我哥哥胡弘达及姨甥女胡沪生去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并由陈红民、刘义章等做见证人，才允许那批函电有条件开放。

　　记者：你和研究学者联系得很多。

　　胡绮霞：是的，南京大学的陈红民、香港中文大学的刘义章、哈佛大学的郑炯文等，他们都是研究我父亲的，我们都有联系。现在甚至兴起了一门学问叫做“胡学”，就是由这些人在参与。所以我一旦有了关于我父亲的什么材料，都要复印很多份寄出去。除了上面说的那些人，我还要寄给中山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很多机构，以及在中、美等国的几十个亲戚朋友。　　

　　族谱辞典　　

　　胡文照

　　胡汉民之父，1891年去世。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曾在广东博罗、茂名、德庆、高州等县担任刑名幕吏，协助办理诉讼案件。

　　胡汉民

　　1879－1936，广东番禺县人，原名胡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其在《民报》发表文章时所用笔名。1905年加入同盟会，长期担任孙中山的助手，历任广东都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广州军政府总参议、代理大元帅、立法院院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著作有《不匮室诗钞》、《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自传续篇》等。

　　陈淑子

　　1883－1942，胡汉民之妻，国民政府政要陈融之妹。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与胡汉民组织的黄花岗起义等。

　　胡毅生

　　1883－1957，胡汉民堂弟。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早年追随孙中山，同盟会首批会员。担任广东士敏土厂(即水泥厂)厂长期间，将厂地整体捐献用做孙中山大元帅府。曾参与黄花岗起义、护法运动等，历任都督府军务处处长、国民党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后因涉嫌参与廖仲恺被刺案，被通缉，逃往香港。工于诗句，著有《绝尘想室诗草》等。

　　胡宁媛

　　胡汉民之妹，曾留学日本，与胡汉民同时加入同盟会，参与胡汉民组织的黄花岗起义等活动，当时她在粤秀里的住所曾被秘密当作藏军械之处。

　　胡木兰

　　1907－1992，胡汉民之女。自小跟随胡汉民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在胡汉民晚年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曾被评为民国“十大标准女人”。抗战时，在香港与何香凝等人主持抗日妇女团体，从事妇女工作。1949年后长期居住香港，1968年迁往台湾。　　

　　家族逸闻　　

　　胡家的巾帼英雄

　　胡汉民跟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武装反对清政府斗争时，运送武器非常不便。胡汉民的妻子陈淑子和妹妹胡宁媛便利用女性的身份，偷偷从城外搬送军火进城。不幸的是，怀孕的陈淑子在运送过程中不小心流产。

　　小一岁的阿姨

　　胡绮霞是胡沪生的阿姨，但却比胡沪生还要小一岁。两人同住在香港干德道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外人常会误以为她们是可爱的两姐妹。

　　1935年《东方画报》刊登了胡木兰、胡绮霞、胡沪生三人合影，由于绮霞比沪生要矮上大半个头，编辑误将绮霞当成了沪生的妹妹，称其为“胡木兰的二女儿”。

　　父女同上《良友》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十分有名的画报，胡汉民与其女儿胡木兰都曾受到其青睐。胡汉民从小一直身体不好，身形也不高大，所以成年后比较注重身体锻炼，《良友》选中的就是一组他做体操、举哑铃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胡汉民显得十分“健美”。

　　1934年底，《良友》又评选出当时的“十大标准女人”，这次被选中的是胡木兰，因为她对父亲的孝心，以“孝女”身份与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电影皇后胡蝶等人一起入选。　　

　　专家观点　　

　　廖仲恺被暗杀 不可能与胡汉民有关　　

　　陈红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出版《胡汉民评传》、《函电里的人际关系》等多部胡汉民研究专著。

　　记者：有传闻说胡汉民和其堂弟胡毅生曾参与刺杀廖仲恺？

　　陈红民：这是一桩无头案，我认为不可能与胡汉民有关。因为其一，胡汉民这人私德很好，绝不会参与暗杀这样的活动，早年汪精卫暗杀摄政王的时候，他就没有参与；其二，胡汉民和廖仲恺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都住在同一间住宅，而且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很多时候都和政治理念无关，只和地域有关，而胡和廖又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根本不需用暗杀来解决。其堂弟胡毅生，我也认为基本上不可能。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后来廖仲恺被划为了左派，为了显示和右派的决裂，就有人造出了胡汉民这个大右派来刺杀他的说法。

　　记者：对胡汉民的评价，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红民：对胡汉民的评价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老一辈的学者对胡的评价是一元化的，因为他反共，所以就定性为老右派，予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我这一辈人开始关注到“反共”之外的胡汉民，因为胡汉民是主张反蒋和抗日的，这些方面应当予以肯定；近几年随着材料的增多，对胡汉民的研究更为细致、具体。比如我们注意到他虽然抗日，曾经痛斥日本人，但私底下他和日本人有一些接触；又比如，虽然他是反蒋的，但他和蒋介石还是有很多联络，两人有一些旧谊，这样的研究就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因为胡汉民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必须用多元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撰文：本报记者宋金绪

　　实习生李超西

　　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庄志龄女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令愉先生以及胡绮霞女士之子黄毅先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