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至9月，广图广州人文馆“唐宋诗词粤语讲座”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粤听APP以线上音频直播的方式，与读者们重新相聚于诗词的海洋。

上一讲石牛老师为大家讲述了诗词写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并提供一些可行的方向，本讲继续为大家讲述写好一首诗必须要注重的两件事：格调与章法。

一、诗文中的格调

以王维的《杂诗》为例：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这里头既没有什么提聚全篇的佳句，也没有引人叹赏的文学形象，为什么又能让我们回味不已呢？

因为诗词还有第三条路子：格调。

再以辛弃疾的《最高楼•醉中有索四时歌者为赋》为例：

长安道，投老倦游归。七十古来稀。藕花雨湿前湖夜，桂枝风淡小山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

也莫向、竹边辜负雪。也莫向、柳边辜负月。闲过了，总成痴。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笑山中，云出早，鸟归迟。

“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这两句是作者怀抱所在，以种花事业比喻作者的北伐梦想，以惜花情绪比喻作者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之情，这两句里头充满了一种既自怜自艾、又自负自许的情绪。

我们再看清朝黄景仁的一首《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两句是名句，考其里义，竟然跟上文提到的辛词中的那两句是高度一致的——都是自怜自艾、又自负自许的情绪，都源于自诩有才却不能为时所用的现实困窘。

同一种内质，在两个不同的诗人笔下，展现出来的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辛弃疾是英雄的风流气度，黄景仁是书生的狂傲不羁。我们不必去判断孰优孰劣，但是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机制是什么呢？

是诗人的格调！

在去年讲杜甫诗的时候我就指出，世人印象中的杜甫跟实际的杜甫并不一致。世人印象中的杜甫，是在他的传世名篇中展现出来的杜甫，是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杜甫，而现实中的杜甫却是个有血有肉需要吃饭需要赚钱的人，固然有其胸怀天下的一面，但也是需要求田问舍的。

同样，我们印象中的王维是高蹈绝世的隐士，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然而，仔细再读，就会发现王维的诗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多情，有“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的生活气息。当然了，王维最多的还是往来应酬的作品。至于王维本人，更不是高蹈绝世的隐士，终其一生不曾离开过官场，到死还是四品任上，放在今天大致相当于副省部级领导了。

我们会发现：真实中的王维、杜甫，是一番面貌；诗文中展现出来的王维甫，又是一番面貌；后人概念里的王维、杜甫，又是另一番面貌。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讲讲电影、小说的创作理论。我们知道小说的审美机制不外乎情节和人物两种。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圆型人物和扁平人物两种，前者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丰满的，例如我们都知道的钢铁侠，还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国中的曹操刘备，都是圆形人物；后者的人物形象是特化的、标签化的，例如变形金刚电影中的铁皮，西游记中的沙和尚，三国中的典韦、许褚。

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小说的人物性格很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然而现实的人格都特别复杂，把一个正常成年人的性格平铺展现出来，足以填满十本厚厚的论著。所以艺术作品中的圆型人物实际上是对现实人格的特征化，去掉无关重要的枝叶，把最有艺术价值的那一组人格特征加以强化，从而塑造出一个圆型人物。那么扁平人物实际上就是在圆型人物的基础进一步特征化，仅保留人物的一个面，而往往成为剧情中一个符号化的存在。

我们再回到先前讨论的诗人问题。诗人本人都是现实中的人，人格必然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但是在其诗中的展现出来的格调则往往较为简洁了，基本上都是一主多从的几个侧面组合而成。而至于人们从语文课本上了解到的诗人——所谓惊鸿一瞥，得到的则是非常标签化的形象，例如杜甫就是沉郁苍凉的爱国诗人、王维就是高蹈绝世的田园诗人，等等。

回到诗词写作中来，既然诗文中的格调源自我们现实中的人格。那么问题仿佛很好解决了，我们都是有人格、有个性的人，那么我们的诗自然而然就有格调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呢？

并不那么简单！我们身边从来不缺活生生的人，可是我们看100部电影，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能有多少呢？作为作者，现实中我们的性格只是素材，能否投射到诗词作品中，能否形成打动读者的格调，这得需要天大的工夫。

二、如何在诗文中形成个人格调

如何在诗文中形成自己的格调呢？我的经验之谈是：

第一，学习前人。一是读前人佳作，但不要只顾着读各种选本，要读自己喜欢的诗，反复读。我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往往是跟自己的格调相近的诗篇，通过不停地读，格调会共鸣、共振，逐渐强化自己某一方面的格调。二是临摹古人，但不是我们常见的步韵次韵，而应该是受到自己喜爱的前人作品触发后，用相近的格调、章法、表现手法去写作诗篇。

第二，代入对比。读到自己喜欢的前人佳作时，要代入其中，感受一下前人这么写好在哪里，然后想象一下换了自己去写，按自己一向以来的习惯，会写成什么样子，前人的版本与自己的版本之间在格调上有何区别？譬如前文说到的辛弃疾和黄景仁的例子，两者之间的格调区别在哪里？相互参详，慢慢就能把控到自己的格调。

第三，当初步形成个人格调后，依然会遇到一些尴尬的问题。一者，个人格调跟内容意义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写作的内容跟我们一向的格调相左，如何取舍，是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二者，个人格调跟诗词的格式规范也会有相左的时候，这也是需要我们形成一套解决办法的。

第四，形成个人格调只是初步，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一要避免格调太过单一、圆形格调变成扁平格调的尴尬。现在许多朋友学习诗词写作的时候，择前人一家而专学，往往二三年间便模仿得惟妙惟俏、小有规模。然而多半继后无寸进，再二三年，十九弃笔，从此不碰诗词。二又要避免格调太过多样化，导致互相不能结合融会的麻烦。

三、诗词写作中兴景的重要性

回到王维那首五绝带给我们的疑问，我们似乎得到一个观念：格调是作诗时的一种补充。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格调所牵涉的东西非常多，尤其对于现代人学古典诗，格调可算是重中之重、痛中之痛。

现代人写古典诗，在学古与求新之间往往会进退维谷。徘徊在门槛内外的初学者，最经常接触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古、要不要写新，且在各方意见的纷繁复杂中眼花目眩不知所从。

实则这种争论并无意义。一者，学诗词不向古人学，那向谁学呢？学诗词只能学古；二者，面对古人，我们也只能“学”，而没有办法真的变成古人，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事物，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都是基于这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所以求新也不是问题，我们骨子里都是新的，即使笔下无新，也不过是“拟不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学古、如何写新，或者直截了当说，现代人学写古典诗，最大的困境在于：用白话文思维写古典诗。

何为“用白话文思维写古典诗”呢？

我们从小接受的写作教育都要求我们写作文要清晰、准确、没有歧义。工作后，工作总结、方案、请示、假条等等，都是这种要求。在日常工作生活，大多数时候只讲求写作的功用性，而不注重写作的文学性，甚至摒弃文学性。当然，作为一般日常用途来说，这无可厚非。若人人作文但求文学，反而不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交流。然而，这种写作取向一旦形成习惯，对于诗词创作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去年我们讲章法的时候，提到了作诗的手段可以分为四类：议论、兴景、赋叙、征引。

上图是一个象限图，以“迂直”“情理”两轴划分出四个象限，四类作诗手段各占一方，议论主情而直，兴景主情而迂，赋叙主理而直，征引主理而迂。

作诗讲求迂直，面对同样的内容，我们可以直接表达，也可以婉转表述；作诗可以强调主观抒发（情），也可以注重客观的风度（理）。迂、直、情、理四者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而诗词创作的传统，主情略多于理，主迂略多于直。

但是，我们惯常的写作却是强调理和直，而往往废掉情和迂的。表现在文本中往往是赋叙、理论主导全篇，而兴景甚少，或者仅为陪衬，至于征引则少之又少。这样的结果是：原本应是含蓄蕴藉的古典诗，硬生生写成啰嗦乏味的碎碎念，更有甚者，议论过多而沦于叫嚣。

现代人写诗词，把诗词写成记叙文或者社论是常有的事。前年讲王维的时候我也曾提到过，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优胜处也有其短板，好比绘画长于直观而短于故事，小说长于故事而短于直观，诗词也一样。历史上虽然不乏优秀的叙事诗，但终究不是主流，而且优秀的叙事诗能脍炙人口的，也往往不过是其中的一二名句，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于《长恨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于《琵琶行》。而诗词之长处，依然是含蓄蕴藉中的情志表达，这是诗词的本相。

总而言之，要写好一首诗词作品，第一，要学会用一句话或一联诗把你心中想表现的内容表现出来；第二，文学形象很重要，而兴景就是最重要的文学形象，作为一个诗人，锻炼写景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之一；第三，学习作诗的章法。

注:回顾稿根据主讲老师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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