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与特征，追根溯源，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最初的模样。

　　比如木棉树。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诗人写过咏木棉的诗，却没有一人像他那样笔墨酣畅、描摹绚丽。他说：“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

　　比如说西关的繁华。没有谁比他描写得更让人心生向往。他说：“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锻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再比如说岭南的荔枝，也没有谁比他笔触下的那么令人垂涎欲滴。他说：“端阳是处子离离，火齐如山入市时。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

　　屈大均不仅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让岭南美好的风土人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他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学问几乎渗透到岭南文化的每个角落。他编撰的《广东新语》，一直是各行各业研究广东地区明清之际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读物之一。

　　屈大均度过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年少时心怀反清复明之志云游四方，一次次以失败告终。晚年在家乡番禺避世隐居潜心著述，心怀隐痛。死后著作在文字狱时期被列为“全毁书目”，数次遭禁……腥风血雨之中，他的子孙开始隐姓埋名，他的文字差一点就灰飞烟灭，他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

　　所幸的是，虽然历经多次文字狱以及战乱，屈大均的传世之作仍有惊人的数量。时间流淌，屈大均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多的被人提及，被人研究，被人怀想。

　　可见，真正有价值的人与事物，总是具有惊人的生命力。

　　年少怀大志 一生运多舛

　　屈大均，世居广东番禺沙亭（今天广州番禺思贤乡）。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年幼家贫，曾被寄养在南海西场（今天广州西场）邵氏家，初名邵龙，号非池。一直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父亲带他回番禺故乡祭祖，并且复姓屈氏，更名为“大均”。

　　越秀山下屠龙之梦

　　屈大均13岁能文，14岁善诗文，同里人结西园诗社。15岁时，屈大均的才学已经开始引起乡人的惊讶，同县举人曾起莘推荐他就学于当时在越秀山下讲学的顺德人陈邦彦名下。

　　对于屈大均来说，在越秀山下求学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令世人惊讶的博学、贯穿一生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为人之道、对家国的深切眷恋，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

　　在岭南文化史上，陈邦彦也是位响当当的人物。在越秀山下锦岩冈设馆讲学期间，远近士人闻风而至，每年学生都数以百计，门下学徒累计多达几千人。其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比如薛始亨、罗大宾，当然还有屈大均。陈邦彦以文行见重于时，为人刚直重气节，他所教授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对屈大均影响尤深，受业期间，屈大均和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互相切磋学问，后来两人与梁佩兰一起并称为“岭南三大家”。

　　屈大均曾赋诗记述了当年读书情形和自己的远大抱负：“忆昔从师粤秀峰，授书不与经师同。捭阖阴谋传鬼谷，支离绝技学屠龙。”

　　15岁的少年，已经在越秀山下做起屠龙之梦了。

　　反清复明“政治和尚”

　　顺治四年（1647年），陈邦彦、陈子仕、张家玉等人举旗抗清。屈大均投奔陈邦彦，17岁的他独领一队，“矢尽犹争先”。各路反清义军相约围攻广州不克，终于兵败。

　　清军攻进广东之后的顺治五年（1648年），广州发生大饥荒。出现“人自卖身为肉于市”。他写了《猛虎行》，把疯狂屠杀的清军比喻成吃人的猛虎。

　　为逃避迫害，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将居所名为“死庵”。他取永历铜钱一枚，以黄丝佩之在身上，以示百折不改其操守。那一年，屈大均不到20岁。

　　屈大均投身佛门12年，却没有一天守着空门念经度日。为联络各地爱国志士反清复明，他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四处活动。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初文坛盟主浙江人朱彝尊南游广东，慧眼识英才，结识了屈大均。他返回江南之后，将屈大均等一些岭南诗人的作品介绍给了江南诗界。屈大均从那个时候起名声远播海内。

　　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抵会稽，寓居祁氏山园读书。与同是客住祁氏山园的浙江抗清义士魏耕等人共商匡复大计，派勇士冒险致信住在福建厦门建立抗清根据地的郑成功，邀他引兵北上。六月，郑成功果然大举北伐，收复三十余州、府、县。可惜，最后由于郑成功的轻敌，以至功败垂成。

　　还俗归儒秃头明志

　　清廷开始对魏耕和屈大均进行追捕，屈大均避难浙江桐庐。永历王朝很快便覆灭了。

　　不久，屈大均回到广东番禺还俗归儒。一次次饱受重创的他，政治梦想仍未破灭。他在广州西郊草堂邀请陈子升、屈士煌、陈恭尹等人共商再图义举之事。由于清朝加强了统治，发布了“海禁”、“迁界”令，形势日益严峻，屈大均只好避难入泷州（今罗定）。当时的统治者强迫汉族男人一定要剃前额蓄长辫，屈大均下决心即使还俗也不留头发，免得受到留辫的屈辱。每逢头发一长，立即剪掉，始终光着脑袋。他曾说：“可惜我没有真正的秃，这真是我的不幸啊！”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藩，“三藩”之一的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起事反清，率师抵湖南。屈大均认为这又是一个机会。次年春，他离家前往湖南从军，并上书吴三桂纵论兵事，被任命为广西按察司副司，委派监桂林孙延龄部。

　　很快，屈大均开始意识到吴三桂反清志不在复明，而在于僭位。而且，由于长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军队缺饷，士气低落，屈大均又一次大失所望。

　　在军中呆了两年，屈大均终于托病辞官回粤。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携妻儿逃入江西翠微山，与一班明末遗民志士相聚，讲习躬耕。营衣冠冢于雨花台之南，自书：“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作墓志铭云：“衣冠之身与天地而成尘，衣冠之心与日月而长新。”

　　避世隐居 潜心著述

　　平三藩之事过去若干年之后，屈大均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回到番禺。次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政府，屈大均复明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从此之后，屈大均不再复出。他在家乡建祖香园，闭门著述，过起半隐居的生活。祖香园中有“骚圣堂”，堂中设屈原木主，旁边分别摆着宋玉、景差的灵位。又挂三闾大夫像，以渔夫、詹尹参之。在屈大均的精心布置下，家园充满了荆楚风韵。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不忘先祖的耿耿之心了。

　　壮志未酬归隐田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有当时“诗坛盟主”之美誉的王士祯来广州做官。在他的《居易录》中，记述了他遍历广东名胜“皆与粤中故人陈恭尹元孝、屈大均翁山辈赋诗”之事。王士祯以他的特殊身份，斡旋于遗民和清朝的当政者之间。他希望人才可以为清廷所用，与两广总督吴兴祚招屈大均饮酒酬唱于肇庆七星岩，款谈之下，流露出想要疏荐屈大均之意。可是屈大均却以“家有老母”及“著书未竟”为由，婉转拒绝。

　　对于屈大均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勇气，而且还要经受经济上的考验。一家十口之生计，靠他务农、卖文及朋友接济维持，生活颇为拮据。

　　在这一段时期内，屈大均用隐忍的政治梦想，换来了平静的生活。他开始致力于广东的文献、方物、掌故的搜罗编撰工作。参与了《岭南诗纪》、《岭南倡和集》、《东莞诗集》的编辑。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编成了40卷的《广东文选》，他在“自序”这样表达自己编辑广东历史文献的动机：“嗟乎！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唯此一书。”

　　他还暗暗冒清廷之大不韪，将明崇祯及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四朝抗清殉难人物死节事件记录成书。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这在清代可算禁书，根本无法刊印。但是流传却颇为广泛，以至于有多种不同的手抄稿本。

　　晚年写下《广东新语》

　　屈大均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成书于清康熙中期的《广东新语》。在他之前，明代的戴璟、黄佐、郭棐修撰了三部《广东通志》。黄、郭的《广东通志》分别是70卷和71卷，已然是鸿篇巨志，可是在屈大均看来却不尽理想。他通过实地考察，博采见闻，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之以历史文献。“考方舆、披史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终于创作整理出材料翔实、涉及面广的《广东新语》。直到今天，它还是我们研究广东地区明清之际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读物。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朱彝尊与屈大均再次聚首。从当年狂放外露的青春少年，到当下壮志未酬身先老的老人家，几十年的时光悠悠而过。故人相逢无言，只有以诗相寄。屈大均送给朱彝尊一首诗：“重来此地莫相违，各以浮生近古稀。二十五年还待汝，白头未肯嫁斜晖。”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65岁的屈大均给儿子留下遗嘱：“吾死后，以幅巾、深衣、大带为殓。大带书碣‘明之遗民’。墓亭书‘孝子仁人求我友，罗威唐颂是我师。’”罗威、唐颂都是番禺先贤，宋人罗威终生不仕，奉母避于增城。东汉唐颂，曾为布山县（今广西桂平县）县令，德政爱民。屈大均以这些人物自比，可见他在精神上的追求和崇仰。

　　次年，屈大均便郁郁辞世。终年66岁。

 策划：赵 洁 许俏文

撰文：金 叶

摄影：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