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7日，邓小平（右二）在杨尚昆（左二）、吴邦国（右一）、黄菊（左一）等陪同下，在上海杨浦大桥工地向桥塔上施工的工人招手致意。当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张蔚飞 摄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经武昌站。 侯根水 摄

2008年2月18日，深圳街头的邓小平画像。单增辉 摄

1992年2月8日，邓小平欣赏黄浦江夜景。张蔚飞 摄

　　总第 1 期       「1992年2月19日 邓小平二次南巡途中」

　　2月19日，是个不一般的日子。

　　11年前的今天，小平逝世。

　　16年前的今天，小平第二次巡视中国南方，推动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是年，他已经88岁。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但在南方，另有一个东西在摇晃：改革是否持续。

　　“八九年风波后，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现已退休的陈开枝，这样回忆小平二次南巡背景。陈为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当年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

　　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

　　并且，在他离世后，他的南巡讲话，被理论界称之为“政治遗产”。

　　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16年之后，当年的这位亲历者仍为小平的“大胆”而赞叹。“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

　　小平则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仍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事实上，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讲话，再次主张：生产力是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随后这一论断出现在十四大报告中。

　　可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小平同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遗产。

　　1986年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强调，“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三年后，其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故事

　　小平让渔民村吃下定心丸

　　2008年1月26日，深圳罗湖区渔民村，雨。铜质的浮雕上，邓小平站在村民中间。

　　那是1984年1月25日。

　　24年过去了，“渔民村”现在早已除却它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而被视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村子300米的长廊里，20幅青铜浮雕纪录了渔民村从“水草寮棚”、“海上飘零”到“翻身解放”、“春到渔村”的曲折历史。

　　“主要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渔民村前村长邓志标这样介绍此项工程的创意。

　　曾是“水流柴”

　　听渔民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这里甚至没有村子。

　　“早年来这里定居的，大多都是‘水流柴’。”邓志标告诉记者。

　　水流柴，指的是以前那些在水上生活漂流不上岸的人家。他们一家一船，船既是家也是生产工具。

　　解放后，这一地段所属的附城公社，接纳了他们。可他们不懂种地，还是连年歉收，仍以打鱼为生。

　　渔民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上世纪50年代，一米多高的围墙建起，将村民与深圳河分隔开来。

　　河的对岸，便是香港。建围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村民偷渡。

　　记者从宝安区档案馆了解到，仅从1957到1979年，有5万人越过深圳河逃往香港。即使在1979年3月5日，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地级）后，是年夏天，仍然刮起外逃风。

　　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陈开枝早年曾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在深圳罗湖，很多人夜里偷偷躲在山上，等到巡逻队交接班时，就冲过去。”

　　春到渔村

　　1979年，渔民村遭受厄运。全县蚝田遭受病灾，渔民村是重灾区。

　　“吃饭都成了问题。”邓志标回忆。

　　1980年8月26日，村民的贫穷终于有了一个尽头。中央决定，将深圳列为四个新的经济特区之一。

　　渔民村得天时，占地利，它首先受益于土地收入。

　　1979年，当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

　　邓志标说，当时渔民利用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贩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参与陆上的运输生意。而这在当时中国内地，会因“投机倒把”而获罪。

　　再后来，见运输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予以转卖。

　　就这样，短短一年里，全村30余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到了1981年，这里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的村庄了———正是这一名声，吸引了邓小平于1984年前来视察。

　　浮雕“春到渔村”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当小平在那个早春的清晨来到渔民村，看到的是一排排别墅式住宅。当时盛传，村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了他这个国家领导人。

　　村民的恐慌

　　“当时有人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便问小平同志。”邓志标说。

　　村民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

　　“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高层。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成资本主义了。”陈开枝回忆道。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的。

　　“小平说，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他的回答让我们吃了定心丸。”邓志标指着浮雕上的邓小平说。

　　但是，渔民村对于“变政策”的恐慌还是没有停止，尤其是到了1990年前后。

　　邓志标现在遗憾的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时，自己没有见到他。

　　“只记得，那些天一直很紧张，怕好不容易得来的日子眨眼就没了。”

　　邓志标是从村委会的收音机里得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的。

　　“我们本是水上人家，当时感觉就像我们的船没了舵手。”邓志标说。

　　从“城中村”到新社区

　　1997年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深圳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渔民村。当年漂亮的小楼已显落伍。

　　小平二次南巡之后，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逐步成为“城中村”，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与现代都市不相适应的问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的旧村改造写进政府报告，决定把旧村拆掉，重建一新型社区。

　　4年后，渔民新村建成12栋住宅楼，每三户分得1幢，他们自己住在单元楼的高层，将较低的楼层统一出租。

　　每户村民每月可得2.5万元的租金。

　　现在，在渔民新村里，有图书馆、健身区、停车场———这一切，和邓小平一起，都记录于浮雕上。

　　□本报记者 杨继斌 深圳报道

　　温故知新

　　家庭副业收入多 算不算资本主义？

　　新华社广州二月十七日电 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一九七八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五千九百多元。

　　他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收入三千一百多元；二是积极发展家庭养猪，纯收入为一千七百多元；三是他家还养了鸡鸭，培植蘑菇，种蔬菜，纯收入为一千一百多元。

　　黄新文家庭副业的收入这么多，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的收入，这算不算资本主义？他走的这条路子对不对呢？有些人对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

　　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对他们一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天参加集体劳动八小时，利用早晚和中午的时间搞家庭副业，都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个人收入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

　　摘编自 人民日报

　　1979年2月19日第2版《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

　　●新闻背景

　　1978年，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有些干部曾对社员的家庭副业采取限制的办法，定了些“土政策”，规定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要降到集体劳动的收入以下。否则就要扣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等帽子。

　　那时流行

　　下海

　　流行时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流行指数：★★★★☆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多有官员，包括两度下海的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等。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

　　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发财 忙起来》的文章。

　　■ 新观察

　　思想解放 永无穷期

　　岁月流逝，时驰势易。伟人小平逝世已整整11年，他的宏钟大音“南方谈话”发表已有16年。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也驶过了30年的历程。

　　30年，成就辉煌；30年，又问题多多。中国的前进，什么时候都不会没有问题，重要的在于科学的前瞻和认真的回顾总结。可以说，这3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改革体制、谋求发展的历史。思想解放，是改革和发展的火车头。历史经验表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发展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倒退就落后。

　　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两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

　　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了第一腔，以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为标志，向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发起大冲击，极大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姓社不姓资”的思想解放，解放日报1991年“皇甫平”四篇评论文章开了第一腔，以小平同志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简称“南方谈话”）为标志，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6年前这些话，今天看来，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也只有坚决推进深一步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当前，我们再次面临新的思想解放的形势。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然要解决许多体制转型、社会转轨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改革。

　　和16年前的思想解放主要涉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同，现在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公共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国民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司法公正、民主权利、信息对称、贫富差距、环境保护、腐败现象等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思想解放：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力避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

　　今天，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转变思想观念，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这才有“改革进入‘深水区’”之说，思想解放也同样进入了“深水区”。我们不能回避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要勇于创新，积极应对思想理论上的挑战。只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才能从“深水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人民拥护的科学发展之路，体制完善之路。

　　16年前，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而今，我们不是依然需要这种勇气和智慧吗？□周瑞金

　　（作者简介：周瑞金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他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2006年年初，他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

改革开放30年：让历史告诉未来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到2008年，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回眸这30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改革。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

　　值此，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年度策划“一日30年”，以每天两个版的“日志中国”，通过还原“卅年今日”的标杆性事件，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报道将陆续回放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一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央机关，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外国时装展，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问世……许多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震动。

　　我们试图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局限于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

　　这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各种思想束缚、寻找或者回归发展常识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世界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也是认识到须由单向的经济发展拓展为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更是探求“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保护私产、保障自由、彰显权益的历史，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发展常识的重新发现和回归，都伴随着旧思想、旧体制的革除和新理念、新体制的建立。每当遇到前进中的困难，也总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各种责难，但是，经过一番思想的讨论，“改革不可动摇”仍会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这是因为，30年的成果，改革给了人们实惠和幸福，以及信心和希望———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将隆重纪念并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纪念过去是为了未来。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长久积累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凸显，改革由此进入“深水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那么，循着什么样的发展逻辑、踏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顺利通过“深水区”，达至理想彼岸，回顾和总结30年历程，必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