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瑞典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高本汉弟子、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之一马悦然(如上图,杨凯摄)第二次来到广州。
“哥德堡号”时代瑞典的“中国热”有多“热”?
记者:“哥德堡号”的到来使中瑞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期待。事实上,“哥德堡号”时代瑞典的“中国热”到底有多“热”?
马:也许那时的交流还是商业交流为主吧。不过,当时行销到瑞典的中国外销画确实产生了影响。瑞典建筑家把广州特有的园林风格带回到了瑞典。
在斯德哥尔摩的市郊,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宫”,那可是两百多年前瑞典国王送给他的王后的一件生日礼物。那时,瑞典的歌剧院里还演出了中国戏剧。有人这样认为:18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记者:您继承了老师高本汉的传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方言。但一般人却会暗自怀疑:这究竟有多大意义?
马:没有汉朝民歌乐府,怎会有唐宋时期美妙的唐诗宋词?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总要经过很长很长的积累才能发展起来。
我想,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先有的是人民朴实简单的民歌,然后它们被“磨光”了,变成了很精细的东西。当他们达到“做得太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发展了,就必须回到人民中去寻找新的力量。而方言,就是很重要的“新的力量”。
瑞典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把树砍掉大半后,再次长出来的新树一定会长得很好。文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中国大陆一些小说里运用了方言,就很精彩,自然亲切。
诺贝尔情结暴露中国的焦虑
记者:有人说广东是中国的“文化沙漠”。第二次来到这个“文化沙漠”,有新的感受吗?
马: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广州有“文化沙漠”一说。我知道康南海(编者注:康有为)就是广东人,还有很著名的岭南画派
我觉得,中国没有“文化沙漠”。研究不同方言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怎会有“沙漠”?
记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至今尚未有中国人获得这个奖项,您不觉得遗憾吗?
马: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中国现在对全球化有点焦虑。诺贝尔奖只是一个奖项,仅此而已。大家是不是太高估了它的重要性?
再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者个人的,而非某个国家。如果还是要说它属于谁,那么,它应该是属于某个文化、某种语言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个奖项是属于“华语文化”的,属于汉语的。
倾心于中国乡村风情
记者:与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中国给您留下的最美的图景是怎样的?
马:1948年,我先在重庆和成都学会了西南官话,接着又跑到乐山去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那是一个富庶美丽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当时那里的农村并不如我想象中的贫穷。我
记者:1948年至今,将近60年的中国情缘,感受必然很多。总结是残忍的,但也是必须的。您如何总结?
马:前年夏天,我在底家村遇见一个96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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