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中华文明的命运——记第34期悦读沙龙
发布时间:2017-03-31 11:11:22

时间:2017年3月26日(周日)下午2:30-4:30
地点:广州图书馆南一楼阅读体验区
嘉宾:侯梅新(岭南弘道书院副院长) 
          吴钩(历史研究者)  
          杨河源(佛山电视台文化评论员)
主持:杨河源


       四大古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三个古文明先后被游牧民族征服,语言消失,民族被改造,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延续到今天。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中华文明如此坚韧?本期“悦读沙龙”上,侯梅新、吴钩、杨河源三位学者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侯梅新认为,一是文化的相对独立。华夏的中原地区远离地中海,处在遥远的东方,避免了其他民族对我们的侵扰、挑战和压迫,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远离地中海风暴的静静港湾中休养生息,逐渐发展成一个古代泱泱大国。因此,我们的古代文明,主要是靠华夏祖先的智慧,在极度缺乏外部文化营养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大一统为特点的帝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得以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二是“民本思想”。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华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直至今天,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华文明保持坚韧的重要因素之一。
       吴钩认为,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所具有的无限延续力,也是中华文明历五千多年不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宋代王公衮“刺死辱母者”事件为例进行了阐释。依大宋律法,故意杀人,当判死刑。但在中华法系中,这类“刺杀辱母者”的血亲复仇,一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即便在现代法治国家,王公衮的行为通常也会归入暴力型“私力救济”的范畴,跟一般杀人罪行不太一样。宋朝政府也是将血亲复仇跟一般杀伤罪区别开来,《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无权作出终审判决,需奏请中央法司裁决。最终的裁决是王公衮不用负刑事责任,只是他毕竟杀了人,所以还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社会意识既不靠宗教来支撑,也不单靠法治来支撑,而是依赖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伦理道德精神来维系的。只要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延绵不断,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就会延绵不断,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断。
       杨河源认为,高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家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很多工作可以在电脑中完成,以至于我们似乎“不会写字了”。但是中华文明有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未中断,靠的就是汉字的记录。无论中国人如何远离故土,“书同文”都成为中国人强大的文化认同感的基础。他很高兴今天在广图看到中小学生的书法展,规范汉字书写,传承书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活动图


(图1:本期嘉宾)



 (图2:活动现场)







(图3—图5:读者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