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觅羊城之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九辑——“明心启智”岭南文化名家系列第43讲

阮元（1764-1849），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阮元督粤十年，创办学海堂，主修《广东通志》，引江浙学术入粤，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学术发展。2023年10月14日下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於梅舫教授受邀以“阮元——嘉道岭南新学风的开拓者”为题，带领读者回顾这位“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在粤为官为学的经历，阐述其为岭南学术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与影响。

图1. 於梅舫老师在广州人文馆开讲（摄影：刘璐）

一、岭南在清代全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

在正式介绍阮元与嘉道新学风之前，於梅舫教授首先澄清了一个常见的偏见，即有些人认为广东或者说岭南地区是“文化沙漠”。

事实上，岭南文化在全国文化学术领域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与价值。特别是民国时期，甚至一度有北京、上海与广东三大文化中心之说。知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的流动说”，认为海通之后，文化中心肯定会“流动”到广东。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解释。

但为什么会有所谓“文化沙漠”的说法？一方面是民众对于广东文化不了解，另一方面，也与清代以来全国的学术格局有关。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里提到：“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即有清一代的学术，基本上是江苏、浙江跟安徽三省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清代三省的学术》也指出，“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江、浙、皖三省”。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此后的演变过程中，广东的学术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段时期内，学者的产出变成了以江、浙、粤为主的格局。

二、岭南学术文化的几次高峰

回到历史当中去看，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过三次明显的高峰。一次是在明代，广东新会出现了一位知名学者陈宪章。 “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讲到，“有明之学，至白沙（即陈宪章，1428—1500）始入精微，至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而后大”。也就是说，放在整个学术脉络中来看，明代有两位学者具有全国性的学术地位，一位是广东的陈宪章，一位是浙江的王守仁。由此形成明代的学术的两大宗派，即浙宗和粤宗。浙宗为王阳明一系的学者群；粤宗则为陈宪章的弟子湛若水（1466—1560）一系的学者。因此可以说，明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格局中，广东已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第二次高峰，即是阮元督粤九年，创办学海堂、编纂经解书籍、大量吸收知名学者作为幕僚的时期。下文将进行详述。

第三次高峰是晚近以后。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北方动乱，北方有一批杰出学者流入南方，如鲁迅、顾颉刚等人进入到广东，广东的文化为之大兴。此后北人南下与南人北上，更是加强了这一进程。这其中有两位象征性的人物，即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学者陈垣和陈寅恪，就是南人北上和北人南下的代表。这一现象从史料中也可窥见一二。《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写道：

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称全国最……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

另外，在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的名单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可以看到岭南人才的产出，以及在学术界的力量都在增强。而这个过程与阮元及其创办的学海堂在嘉道时期对广东学术的推动密不可分，没有阮元的积淀，很难有后续发展。

图2. 於梅舫教授在讲座中（摄影：刘璐）

三、阮元其人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并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嘉庆二十二年（1820） 任两广总督，嘉庆二十五年（1823）开办学海堂。

从其经历可以看到，阮元早年科考得意，25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其后不断被外放为山东、浙江诸大省学政，到各地选拔人才，再召回京城，再外放为督抚。他代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以及官员选拔过程当中的一个典型，而他本人对于清代官员选拔系统以及升迁系统十分了解，这是理解后面阮元抱负与取向的基础。

图3. 阮元画像

四、学海堂与新学风

嘉庆二十五年（1823），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开办学海堂。为了更好阐述学海堂对于书院学风改变的影响，於老师先带读者总体了解书院的渊源、开禁、授课情况。

1.书院的渊源

袁枚《随园随笔》论及书院的起源时提到：“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可见，书院起于唐代，原是修书之所，与后世所理解的教书之所有很大分别。五代至宋，书院逐步转变成为讲学、结社、结党的地方，例如朱张会讲，是两个人的会谈，而不是面向大众的讲演。因此当时书院有两大功用，评弹政治和创新学问。书院上课所讲的学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方之学，而是四书之学，这与程朱理学的发展有莫大关联。

到了清初，由于书院当中存在相当一部分抗清势力，因此在顺治年间书院处于禁开的状态。顺治九年（1652）上谕：“不许别创书院，群居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雍正时期，书院逐步开禁，并且产生重大变化，即官方开始投入资金支持书院的开办，雍正十一年（1733）上谕提到：“各省于省会之地，以一书院为楷模，各赐金一千两，以资提倡。” 官方对于书院的控制，使得书院变成了应课之处。

应课的内容主要是朝廷科举要求的程朱理学，与科考三场对应，即课四书文、经解、诗赋。书院到清朝的基本格局，不再是一个讲学的地方，变成了符合科举流程的实践官方学问的地方，又即为教士养士、扶持朴学之地。

2.学海堂与新学风

在了解了书院的渊源以及在清代应课的情况之后，再来看学海堂，便能发现它作为书院与此前的书院相较，有重大的突破。

清代科考的风气，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即所谓八股文。朝廷数次下达谕旨，谕令士子应试与主考官阅卷时应当三场并重，可见总以第一场为主。阮元在开办学海堂之后，引江浙学术入粤，不课四书文，只课经解诗赋，即不重第一场，只课第二、第三场，改变了清代书院应课与科举考试一一对应的常规，形成粤人治学崇尚经解之学的风气，为晚近学术嬗变的一大关键，也是阮元整体推动学术转型的重要一环。

同时，创立学海堂前后，阮元物色学人，吸引众多江浙学人汇聚岭南，他们领会并认同阮元的治学追求，且各有造诣。学海堂师生以阮元此前在浙江创立的诂经精舍为尊尚，取法门径，各系学人在粤交融冲突，激发讨论，创新学术。

不过，於老师强调，新学风的转变不能单从学海堂的角度来理解，需结合阮元本人的主张与抱负，方能知道其所谓更新学术有何具体内涵。

五、阮元与嘉道以来新风气

阮元开学术新风，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考辨文笔，分别骈文、散文的学统正邪。“文笔”在近代之前是“文”和“笔”的组合，“文”为骈文，讲究格律，“笔”为散文。因桐城派方苞编纂《钦定四书文》而确定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基本格式。阮元定桐城散文为“笔”，而非继承孔子正统之“文”，隐而针贬方苞以古文义法所定四书文程式的正统性，意图降低四书文在科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二、阮元任嘉庆四年（1799）会试主考时，阅卷突破常规，不重科考中居首要位置的第一场时文四书文，偏重第二三场经义策问，造成士子专重经解之风。这一做法与阮元在书院中不课四书文的做法相一致。

三、编纂一系列经解书籍，如《经籍籑诂》（杭州）、《皇清经解》（广州），确立学术规范和入门方式，立经解规矩。而这些也成为嘉道年间研究经学的必读书目。学者廖平曾评价说，嘉道之后的学问，都是《经籍籑诂》的应声虫，足以见其地位。

四、开设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不课四书文，只课经解诗赋。这与阮元前面的考辨文笔、重经解之风都是相互配合的。

五、前面种种新举措或者说新风气的相互配合及影响，又体现出阮元对于声音贯通训诂的推动，这一点恰恰是清代学术超过前代影响后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阮元所编纂的经解书籍中，通过解释那些核心经典当中字的含义，以及古、今人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去确定经典的正确解读。如他编纂的《性命古训》，“性”“命”等字都是宋明理学核心的意思，而阮元认为宋明理学对性命的解读未必符合圣人的本意，因此要恢复“古训”，而不是宋明以来的训诂。

学海堂之后，岭南在阮元的提倡下出现了两大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一是朱次琦的九江学派。阮元引江浙学术入粤，创新学风，其后督粤的张之洞受陈澧影响颇深，因此重用陈澧学生梁鼎芬。朱次琦一脉则有两大弟子，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康有为，一位是对中国思想文化亦有很大影响的简朝亮。清末民初《国粹学报》这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学杂志的创办人，又是简朝亮的弟子邓实、黄节。可见岭南学者非局限于当地，而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六、延伸：力争中心

正是因为阮元对于学术文化的推动，以及岭南学人的后续影响，才有内藤湖南（1866—1934）“文化中心流动说”出现的可能性。即“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如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广东大学，后续变成中山大学，包括岭南大学，都经历了学人南下的蓬勃发展时期。另外，在《广东各界对日退赔款用途宣言》（1924）中最早记录了广州力争第三大文化中心的说法：

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吾国南北中三部之中心，广州与上海、北京自应同等参与，与同时实现，此固为无疑义之见解。

这一说法延伸到今天，亦颇有启发。於教授强调，如果我们能继承前人的学风，真正包容一流学者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广东能够成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於梅舫教授的精彩分享深深吸引着现场读者，本场讲座在读者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4. 读者提问（摄影：阳志蓉）

图5. 讲座结束后，读者以及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人员与於教授交流（摄影：阳志蓉）

（以上内容根据主讲嘉宾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未注明拍摄者的照片/图片均由嘉宾提供）

延伸阅读推荐

1.《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

责任者：於梅舫著

出版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ISBN：     978-7-5097-9301-5

馆藏地点：社会科学图书一区

索书号：B249/244

内容简介：本书以重新梳理清代汉宋关系为主旨，在尽量占据文献的基础上转变研究思路，将清季以来尤其是民国学人名著中广为人知的观点作为前贤见识，而非清学的本来面目；进而在整体的观照下，选取汉宋叙述形成的关键环节，即阮元－学海堂－陈澧的重大演变，抛开成见，使条理人事关系与解读文献本意相辅相成，揭示史事、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重现清中叶所谓汉宋分争的本相。

2.《阮元年谱》

责任者：张鉴等撰

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1995

ISBN：     7-101-01160-8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蔡鸿生藏书

索书号：K827/1030

内容简介：本书原名《雷塘庵主弟子记》，由其弟子、门生及诸子合撰，是首部阮元年谱。该谱共八卷,其中卷一、卷二为弟子张鉴所撰；卷三至卷七为阮元诸子所撰；卷八为阮元校门生柳兴恩续撰。从张鉴开始，到柳兴恩补作，前后由嘉庆年间至道光三十年，经历几十年方成全帙，力求完善。谱中特别注重阮元经济、事功方面的记述，详尽记载了阮元在各地的政绩。其次，该谱收集了大量不同类别的史料，上到皇帝谕旨，下到笔记丛谈，涉及政书、碑传、书信、诗文等，可看作研究清代中期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