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丨诗词的美学迷宫:气(完结篇)——唐宋诗词粤语讲座第五十三讲
发布时间:2023-09-03 16:38:21

    诗词写作中,“气”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写作技艺,更是美学的追求和评价作品质量的标准。2023225日,广图广州人文馆“唐宋诗词粤语讲座” 第五十三讲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粤听APP上线,主讲嘉宾石牛老师将继续带领读者探讨现代人学古典诗的相关话题,以“诗词的美学迷宫——气(完结篇)”为主题,以诗词写作和赏读中的“气”为主要研究对象,发掘作为美学技艺之“气”的内涵。(以下内容根据主讲嘉宾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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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

前段时间,一位老先生,向我咨询一些关于作诗的问题:作诗是不是一定得有深厚的学识水平和人生阅历?题材主旨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有时突如其来的一点巧思,能不能作出好诗?

根据此事例,我大致梳理出当代人学习诗词的几个误区:

一、不必把题材主旨作为重要考察条件,不能说题材好就是好诗,主旨普通就不是好诗。

二、何为“创作”?就是无中创有、弃旧作新!没有作诗之必然门径,作诗道路万千条,并不是说非得怎么样才能走得下去。

三、诗的美学包括情感、气势、格调。格调不但需要学养支撑,还需要全面的艺术学习,以及丰满的精神世界;情感是天生的,不需要经过勤修苦练而得;气势是一种技术(指对字里行间抑扬开阖的考量,是“任气”与“取势”)。唯独格调一途没有捷径可走,既需要长时间读书、又需要广泛的艺术学习、还需要深入的思考。现代人作诗,情感一定是不缺的,气势也易得。唯独格调,十分难得。虽然格调并非作诗之首位,但是也不能缺位。

学识水平、书卷气与格调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呢?恐未必。辛弃疾作词,用典多而密,他固然是读书破万,作词却没有那种典型的、浓郁的书卷气,反倒是将军气为主。王维、周邦彦、姜夔倒是典型的格调型诗人,只是三人都不以书卷气为表征。论及诗中的书卷气,实则唐人不多见,宋人则稍多,如苏轼、黄庭坚等。

我们常把“腹有诗书气自华”中的“气自华”理解为书卷气。但实际情况是:学识水平≠书卷气≠格调。学识水平是你的材料库;书卷气是你的写作习惯;格调是你精神世界的自我迭代结果。学养是书卷气的基础。作诗的重点是情感、气势、格调,这三者之间只有格调跟学养存在一定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学养对作诗是大好事,但是学养差一点也不见得一定写不出好诗。

注重情感意绪、注重巧妙构思,这在古人并无问题,但在当今却常常造成隐患。为什么呢?我们普遍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格律诗词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这是极度错误的看法,格律诗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但并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古典诗词,甚至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巅峰。讲到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一个事情:传统是简单粗暴地把中国古典诗分为格律诗(近体诗)和古体诗,然后古体诗再细分骚体、乐府、歌行、五古、七古等等。这种分类法在唐代、在格律诗形成的初期有一定的意义,以辨明一种新体裁的成熟和独立。但到了今天,这种分类法往往引起普罗大众的一个认知误区:把格律诗和古体诗平了级,然后骚体、乐府、歌行等等都是下一级。不但把后者打包封存,甚至贬为“过时体裁”来对待。

以下划重点

第一、骚体、乐府、歌行、五古、七古等,不是过时体裁,从唐宋一直到明清晚近,直到今天,还有人写,还有大量优秀作品,这不是跟格律诗词平分天下,而是这才是天下。

第二、格律诗词和骚体、乐府、歌行、五言诗、七言诗等平级,,并不存在谁高谁下,更不能是谁代表了谁。

总而言之,格律诗词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中绽放出来的美丽花朵,它们鲜艳夺目,但它们代表不了整棵树,更代表不了整片森林。

格律诗词以其篇幅短小、格式化的特质,是很适合走情感意绪一途的,尤其七绝,而七绝这种题材简平易懂,在今天最经常被选入教材,于是往往造成了这么一个等式:情感=巧思=优美的七绝=古典诗词的审美追求。结果就是导致“唯情感至上”“唯巧思至上”,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实际上,情感意绪总是易得,但若缺乏相应的气势和格调作为支持,很容易导致空泛和薄弱,缺乏深度和厚度,不耐咀嚼。

诗的含蕴也是当代人作诗的一大雷区。当代人常常有一个问题:认为自己很有阅历,于是把复杂的个人经历写进诗里,继而认定读者必须为此感动。其实,所有艺术创作者都应该明白一点:诗的含蕴不在于诗词文本的内容量,而在于作者精神世界的内涵。无论你有多少惊天动地的经历,作为读者的我,不一定能为你感动,除非你的经历能引起我的共鸣。

 

■第一节

先前讲过“气的抑扬开阖”,这节课跟大家讲讲“气的顺逆动止”。

 “气”作为一种创作技艺,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无处不在,文章有“气脉”、绘画有“墨气”、书法有“行气”、鼓琴有“气韵”等等,但为什么要用“气”这个字来表示呢? “气”字,古有二义,一是天地之气,二是人物之气。天地之气,实则云霞、虚则阴阳,人物之气在于呼息之间,一呼一吸谓之气。实际上,一呼一吸,就是一种节律。气之技艺,实质就是节律之技艺。

节律有恒,呼、吸相间,这是基本规律。抑扬开阖也一样,必须抑扬相错、开阖互见,此为传统正法,是气的第一层。

人之呼息,虽有恒常节律,亦断无不变之理。作诗亦如是,恒常之节律固然要紧,但也不能没有变化。在恒常节律之外的变化,是气的第二层。

我们认为:抑扬开阖之常法,谓之顺。悖逆常法则为逆。譬如王湾《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首联虽不失高远,而笔法仍属平实,中二联兴味发扬,尾联抒发情绪复为克制。这种就是定式、常法,“低起-发扬-平收”这种定式在六朝诗歌中已经锤炼到炉火纯青。

唐人在魏晋六朝的成就上作出更大的突破,其中之一就是“逆”。比方说,把低起改为高起,例如杜甫《春望》,首句“国破山河在”即振聋发聩,后面七句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把全篇之最重放在篇首,这并非常法,所以为“逆笔”。按照通常的节律,抑扬开阖相间。假若起句扬厉开阔,则必然以平抑收敛的句子相继,此为“以弱承强”,属于“逆而后顺”。但是也可以例外,此之谓“逆之又逆”,具体例子,后文会提及。

通常来说,一首诗,逆笔多,会显得奇崛新警、变化多姿,弊端是容易失稳、显得乖张;顺笔多则反之,会稳重有余,但是生气不足。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好坏存乎一心,个人取舍。

所以,作惊人语不难。只要开篇重字大言,自然夺人耳目。难在以何为继,可以抑之阖之,使气脉自逆而顺,此为正法。可以扬而又扬、开而更开,此为奇兵。甚至逆之三而后顺,或者更起新篇,皆为剑走偏锋,未必不可。反之,作妥顺语亦易,只要起结皆平,中间抑扬开阖相间,自然气脉圆成。如何避免千篇一律?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输调?这便是作诗的功夫。

■第二节

顺、逆的手段就是确立或打破节律之常的技巧,这是大数。然而,论抑扬开阖,具体来说抑、扬、开、阖到什么程度,这是细数,亦不可不察。正所谓:大抑大扬谓之动,小开小阖谓之静。也就是说,动作大的、反差大的,属于“动”;反差小,乃至几乎没有反差的,就是“静”;完全持平没有变化,便是“止”了。

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湾《次北固山下》,起句“客路青山外”平抑,次句“行舟绿水前”气势变化不大,是为静;颔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兴味扬发,为全诗最开阔处,因此次句到颔联之间,是大动。颈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虽然有所收敛,气力渐减,但总体依然开阔发扬,所以是小动,或者说动止之间。如此类推。

关于动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通常动多则宏大阔落,静多则绵密精深,两者并无优劣之分,亦不应有所偏废。不过,基于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还是略偏宏阔为宜。

■第三节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顺带谈一谈格律诗的格律。节律在古今中外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中,都是核心价值之一。而诗词的节律,关于句篇意气之抑扬开阖,往往较为抽象,初学者不得门径,难以理解;诗词的音声高下相和,又需要相当的音乐学习,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于是有了格律,格律是对于诗词节律的基本保障。但言必称格律亦大可不必,毕竟格律只是保底手段,如果有足够的学习和写作训练(起码把我前几节课提出的书单读完),并且有相当的审美训练,那是不必强求格律的。

■第四节

以下,我们就这节课所谈到的顺逆、动止,举例分析。

我选了李贺的作品《雁门太守行》。李贺是唐代著名诗人。在现今,李贺的价值往往被低估和轻视。但在我看来,李贺是非常重要的诗人。须知天下无不变之艺术,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古典诗经过多次嬗变,最终成为盛极之唐诗宋词。此后元曲格局遂小,明人仿唐而格局亦小,清人欲变前法,可惜囿于时代,成就终究有限。好在前人早有求变之先声,李贺在传统的审美范式之外尝试了更多可能,而并不只是简单地树立某一流派或者倡导某一思潮。中国古典诗有一层非常严密而完善的审美藩篱,它规定了具体至题材、笔法、格调、气势、情感……不会有丝毫遗漏。前人——至少到了清人和近代,千变万化没有冲开这层藩篱。诗文之流派,不管豪放婉约,也不论江西派同光派,都还是收拢在道、儒两家所规范的审美框架之内,所有的变化总是在这个藩篱之内展开。

李贺是前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时时在刺痛这层审美藩篱的人。正如很多人所指责李贺的那样,“李贺有佳句而无佳篇”,说李贺“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诡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宋·张戒),说李贺“雕琢过甚”。诗词蜕变,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突破藩篱。以下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此作整体结构并不新颖,前三联都是场景描写,夹带叙事,最后一句点明题旨。这种结构在唐诗中比比皆是,是基本定式之一。

重点是:这首诗四联八句,没有一句是抑、阖的,每一句都大鸣大放。先说首联,通常第一句逆起,第二句则要化开,例如“群山万壑赴荆门”气象宏大,则次句“生长明妃尚有村”平易叙说,着一“尚”字,情怀遂宽;又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出句逆起,力大,对句虽然是对仗,却轻松得多。但是李贺这诗,出句已经是力大,次句虽然内容是转了,但是意气还是盛大无边。这两句,出句好比森严的地府,而对句好比壮丽的天堂,对比是很强烈,却是强力对强力,而并没有像上面举例的那样以弱承强。

再看颔联。出句逆起,次句逆之又逆的情况也不是孤例,譬如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就是一例,两句强强相继,不过韩愈那诗颔联是“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则由阔大转为质实了,属于以弱承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传统的审美范式,总是要开阖抑扬相间的,不能单边到底。所谓顺逆,不过是调节次序以产生新鲜的效果罢了。

然而李贺并不,他的颔联“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同样是没有收敛回来,如果说,首联两句是色彩的硬碰硬,夸张狂放有如野兽派;那么这两句是场景的雄阔,并且写实,譬如《指环王》中的大横幅场景。并且,这两句之间依然没有什么关联,意义上倒可以勉强串通,但是跳得太厉害了,读起来就不像是同一首诗里的。

颈联“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场景和色彩倒是收了,又轮到情调悲壮起来。依然不作平抑不作收敛。

尾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如果评选最没有总结意味的尾联,这个尾联肯定是大热门。意义上倒像是总了个结,前文说的拼死拼活去打仗,最后两句说的就是报答知遇之恩啊。但是你读完了就是没法子从尾联联想到上面任何一联,毋宁说,这首诗每一句都联想不到其他句子。

李贺这诗,以传统审美的观点来看,最多只有“意气激越”这一点值得褒扬,其他满满都是缺点,但是我读得很爽。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灵魂拷问: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迎合某一审美规范?还是为了在精神世界中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一句到底:我看,我爽,我快乐。艺术的价值,难道不在于此?

故此,不突破,就灭亡。而李贺这诗,显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突破传统审美藩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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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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