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越南海域的“金瓯沉船”被打捞出水，其后确定为是清朝雍正年间从中国广州开往巴达维亚的商船。沉船出水遗物13万件，包含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印章等器物，引起巨大反响。这些遗物有怎样的故事？它们与清代南海贸易交往有怎样的关联？明清时期广州外销瓷的生产运输又是如何进行？2023年6月3日14时30分，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故纸觅羊城之广州通史•读懂广州系列讲座”第八辑第四十讲，主讲嘉宾李庆新研究员从广州外销瓷讲起，挖掘沉船考古的故事，带领读者了解大航海时代广州精湛的民间工艺和繁荣的海上贸易。
嘉宾 李庆新 （拍摄者：于会强）
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主编。
在介绍“金瓯沉船”之前，李庆新研究员将视野拓展到更长的历史时段，先介绍了广州外销瓷贸易的历史。
引言 早期的广州与海洋
谈到“广州”，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它是在海边成长起来的一座海港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广州乃至我们今天所说大湾区的样貌，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这可以通过地理学家们绘制的地图窥探一二。
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2000年）的珠江口湾区
珠三角——珠江口湾区变迁
（刘玉青《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津渡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5卷第3辑，2020年）
通过地图的复原描绘可知，公元6000-2000年前，现今珠三角的众多陆地，当时正处在海域之中。秦汉以降，随着海洋的变迁，陆地的扩大，政权的扩展，海上丝绸之路开始逐步形成。海陆布局的变化同时带来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交融。原来广州以海洋经济为主，海洋渔业、海盐业、海外贸易与运输、造船业等较为发达。秦汉之后逐步开始出现手工业，生产陶瓷、纺织品、工艺品等，并利用海上的便利性进行对外交往。
一 唐宋“广东罐”：船上日用品与外销瓷
东南亚众多的考古遗址发掘出的广州陶器，证实了当时广州的海上交往。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海上航线不断向深海发展，由原来广州到北部湾沿岸港口启航往南、西行，转变为广州到海南再到东南亚。中国陶瓷随着出海船只销往各地，特别是在唐宋时期数量大为增加，东南亚、印尼等海域发现的沉船中载有众多陶器、瓷器。
西村窑产品，宋代，印尼海域出水 奇石窑产品，元代，新安沉船出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沉船考古除了发现外销瓷器之外，还有数量颇丰的用于船上日常生活的“广东罐”。它们的功能在于，其一，作为储物罐盛装船上生活所需的一应用品；其二，作为包装物装运销往海外的出口船货。它们本身不存在商品属性，基本不是出口商品，既不精致也不值钱，不宜归为外销瓷。
“黑石号”沉船出水广东罐（内装长沙窑产品） “南海I号”沉船出水奇石窑罐装咸鸭蛋
唐宋“广东罐”的产地分布，在唐代以梅县水车窑、新会官冲、三水、鹤山、高明窑为主；宋元时期则有广州地区西村窑、南海奇石窑、石湾窑，潮州北郊笔架山、南郊洪厝埠、竹园墩、西郊凤山等，以及雷州海康、廉江、遂溪等地。釉色方面，六朝至唐代，以青釉、青白釉为主；宋元时期增加了酱褐釉。
二 明清广州贸易与外销瓷“产—销一条龙”体系
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主要对象由东南亚转向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出口货物包括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进口的商品，输入最多的有东南亚所产椰子、各种制造船只、家具的贵重木材、糖、锡、海产、香料，以及象牙、玳瑁、大米、布、铅等，还有日本的白银、黄铜、海产等；欧美诸国输入最多的则是银元、毛织品和棉花，此外有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
随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发展，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来到中国，经常采取预付订金、来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订制采购瓷器等商货，开展东西方贸易，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发展成为外销瓷生产地和外销集散地。
1.广东代表性外销瓷产地
广东主要外销瓷产地有饶平余里窑（明代）、惠东白马窑（明代）、南海石湾窑（明清）、广州河南广彩（清代）。
余里窑址
广东最早的仿龙泉青瓷窑业遗存，共有20多处，保存较好、规模宏大
白马窑是广东明代规模较大的生产仿龙泉青瓷的窑场，该址位于白盆珠镇白马河两岸山坡上。广东省省考古所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曾对古窑进行多次调查和清理发掘清理，发现山坡堆积有大量的破碎匣钵和陶瓷片，还发现多条龙窑。这些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各地，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该窑场也在入选申报海丝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
白马窑现场
“南海I号”发现宋代奇石窑陶瓷，已经出产数量不少的酱色釉多系罐、四系罐酒罐，说明佛山窑在宋代已有外销。明清石湾窑兴起，仿定窑之“粉定”，仿哥窑之“百土及碎”，仿钧窑“青釉夹紫红斑”，仿景德镇“彩瓷”，仿龙泉窑“梅子青”，仿磁州窑“白釉与铁锈花”，仿建窑“兔毫釉”等，模仿逼真，吸收优点，融合变化，青出于蓝，仿中有创，集全国名窑技术之大成。此外石湾窑还善仿钧窑，称“广钧”，以蓝色、玫瑰紫、墨彩、翠毛釉等为佳。
2. “生产—运销”一条龙网络
明朝正德初年前后正是明朝海外贸易开始转型、“广中事例”初步确立的时期。葡萄牙人在川山群岛等海岛走私，从景德镇、珠江口海面（川山群岛）到马六甲，民间管道形成以中葡贸易为导向的国际性跨区域（跨省、跨国）远程陶瓷“产—运—销”网络。
下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遗物
发现“正德年造”瓷器残片等遗物，到处可见景德镇窑瓷片，种类有青花、青花红绿彩、红绿彩三种；器型以碗、盘为主，另有少量罐、壶等
清代乾隆以后，由于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清代高档外销瓷新秀“广彩”“纹章瓷”等，广泛进入世界市场。有关当时广州外销瓷生产运销情况，清末民初的瓷器专家刘子芬在其《竹园陶说》有所记载：
海通之初，西商只来中国者，先到澳门，后则径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制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广彩等名称。此种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今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
由上述材料可知，清代广州外销瓷，除了本地产品外，还有与内地（主要是景德镇）合作加工生产的大量高档精致的“河南彩”“广彩”新产品（纹章瓷）。“纹章瓷”是非常别致的高档瓷器。早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在中国订制这种瓷器，但数量较少。十七世纪末以后，江西景德镇的瓷厂开始使用欧洲的纹饰，制作订制瓷器，通过澳门葡萄牙人销往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欧洲私人设计订制纹章瓷蔚然成风，广州是纹章瓷的主要产地。
瑞典藏中国纹章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同时，景德镇与广州之间形成了“前店后厂”式的外销瓷生产—销售体系，边生产边销售，效率非常高。
陶瓷的具体生产、运输、交易过程，也在史料中保存了下来。藏于香港海事博物馆的嘉道年间《瓷器制运图》34幅，绘制了景德镇-广州瓷器产-销的完整体系，画工精美，场景逼真，此处展示部分内容。
官船沿昌江抵达景德镇
凿土，凿采瓷石
装窑，瓷坯放进匣钵，高温窑烧
过岭，翻过梅岭，循北江南下，经英德、清远、东莞、佛山，到达广州
归装，货船载满装桶瓷器
开铺，欧洲商人购货
三 发现“金瓯沉船” （Ca Mau shipwreck）
在大家对古代广州外销瓷的生产、贸易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李庆新研究员又引领读者把目光聚焦到“金瓯沉船”。
该沉船是一艘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航行到越南金瓯角南面海域时遇难沉没，1998年夏被打捞发掘，得以重见天日。
1. “金瓯沉船”出水中国瓷器
沉船出水遗物13万件，有中国陶瓷、锌条、“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石质印章、辟邪、砚台等。其中中国瓷器约6万件，产地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和广东窑等。瓷器种类繁多，器型多样，有青花瓷、外酱釉内青花、青花红菜、青花釉下三彩、素三彩、紫红、绿釉刻划填彩、白釉彩绘、酱釉白花、素胎白花、单色釉等。器型有中式和欧式，包括盛用器、饮用器、文房用品、塑像玩具、陈设瓷等。
“金瓯沉船”出水青花瓷
“金瓯沉船”出水“裴溪若深珍藏”、“若深珍藏”瓷器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若深珍藏”为康熙制品，又有“略园” “荔庄” “坦斋” “明远堂” “百一斋”等，皆乾嘉间制品。“听雨堂”“惜阴堂”乃道光制品，其主制者未详。“若深”以小品茶杯为多，或谓制者乃一嗜茶雅士也。有不书“若深”而书一“玉”字者，亦是同一人所制。
装饰纹样丰富多彩，是“金瓯沉船”出水瓷器的一大亮点。其主体纹样多为中国传统题材，有山水人物、戏曲故事、传统典故、劳作场面等，包含吉祥图、花鸟图、访贤图、渔樵问答图、踏雪寻梅图、撒网捕鱼图、扬帆远航图、牡丹凤凰双王图、凤穿牡丹图、沙汀芦雁图、石榴和佛手、寿桃组成的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图”等。有些器物造型、纹样不同，形成组合，搭配成套，如成套的六角形、菱形或圆形的碗碟、茶杯、壶、盆、盒子、塑像、大瓷瓶等。
“金瓯沉船”出水陶瓷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出水瓷器中有一些加入西方因素，使中国产品呈现出与传统风格明显反差的时代特征，侧面证明当时中西交往的密切。如以荷兰风俗为主题的、荷兰人称之为“席凡宁根”（Scheveningen，荷兰海边度假胜地）图样，描绘了正在耕作的荷兰人，画面远处有村落。这种瓷器在欧洲很流行，且与日本“出岛”的瓷盘图案相似。
左：金瓯沉船出水瓷器（1723—1735），右：日本“出岛”瓷器（1700-1710）
（Nguyen Dinh Chien, The Ca Mau Shipwreck 1723-1735;甘雪麗(Shirley Ganse)：《中國外銷瓷》）
此外，“金瓯沉船”发现有大量佛山产瓷器。明代佛山陶瓷厂家有祖堂居、陈粤彩、陈文成、杨名、杨升、可松等良工名号；清代陶瓷厂家有两来正记、文如璧、大昌、黄炳、陈祖、黄古珍、冯秩来等，晚清至民国石湾陶家更多。
“祖唐居”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专门烧制美术陶的著名陶家，店主姓名不可考，大概好仿唐陶，故以“祖唐居”命名。传世器物多日常用品，器物外层习惯用黄、绿、青、蓝、褐等颜色釉，常见以黄、绿釉色为多见。所有器物底部都绘有椭圆形印章，显露其事业标志。有些器物底部挂满颜色釉，有的只是在印章地方罩上一层稀薄的透明颜色釉，章下有钤“集古”“墨客”等印者。
“金瓯沉船”出水的落款“祖唐居”“梁齐号”瓷器
2.“金瓯沉船”出水其他遗物
沉船出水的其他遗物以及一些特殊商品也颇值得关注。其中发现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总重量约5.7-7吨，说明锌是广州出口金属品之一。
“金瓯沉船”出水锌条
引起学界特别注意的还有打捞出的4枚石质印章，其中一方文字为“潘廷采印”，另有两方为“□潘”，难以识别，还有一方为“孙畴”，此外有赤褐色陶封泥一块。
“金瓯沉船”出水印章
刻有“潘廷采印”印章的主人潘廷采是迄今所见清代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中潘姓最早的一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乾、嘉、道间广东著名行商潘同文行，两者同姓，究竟有无关系呢？经过陈国栋、范岱克、黄启臣、潘刚儿等研究梳理，潘同文行家族从入粤到发迹的历史都比较清晰，而金瓯沉船的潘廷采生活在雍正年间，早于潘文岩入粤，而且更早从事东南亚航运业务。然而，现存潘氏家族资料并没有记录潘文岩入粤之前潘家有人在粤经商。因此在没有新材料被发现之前，尚不能肯定潘廷采与潘同文行有血缘上的亲族关联。
余论 海洋考古对海外贸易史、海上丝路史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海洋考古成果层出不穷，我国南海、东南亚海域等地又接连发现古代沉船。丰富的考古成果能够与历史学文献史料互证，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l 海上丝绸之路时间史 在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方面，人类早期海上交流史成果，几乎是考古学的“功劳”，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前史”非考古学不能为。
l 海上丝绸之路空间史 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其一为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知识空间；二为海上丝绸之路特殊地理空间，通过对公元一世纪前后数百年东亚海域各港口与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图像等资料，可以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初兴期东亚的港口与航路体系；其三为海上丝绸之路特殊航段或区间。
l 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史 海洋考古发现为海上丝路研究提供难得的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实物资料，由此能够衍生对涉海人群、制度与政策、航运与造船、经济与社会、生活与信仰，以及地理、气象、环境、技术、物种等相关问题的延伸探讨。而海洋考古对思考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论与体系建构，同样能够提供重要支撑。
再从世界史或全球史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门专题的世界史，或专题的海洋史。历史学、考古学都大有作为，需要各展所长，互相补位。
结合前面的分析，最后李庆新研究员对当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其一，当前亟需以海洋史或海域史本位，观察海陆互动的理念、全球史视野与区域史方法的结合，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空间，按专题把研究做深做实做细，避免概念化和肤浅化，浮在上面；其次，在史料上要讲求“多重证据法”，中外结合，注重挖掘涉海图像、海图（地图）、文艺作品与民间文献等；此外，还应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
两个多小时充满干货的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读者热情非常，与嘉宾深入交流。
座无虚席的讲座现场（拍摄者：于会强）
读者积极提问互动（拍摄者：于会强）
结束后的交流（拍摄者：刘璐）
（以上内容根据主讲嘉宾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未注明拍摄者的照片/图片均由嘉宾提供）
延伸阅读推荐
《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者：李庆新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ISBN：978-7-101-07139-9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姜伯勤藏书
索书号：F752/771
内容简介：本书以广州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航海活动和海外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相关的社会变迁和政府组织行为，透射出中外关系史上多个侧面。前面主要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最后部分是作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看法和对海洋考古与南海区域研究关系的思考，对于相关问题的探索具有极强的启发性。
《海上丝绸之路》
责任者：李庆新著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ISBN：7-5085-0923-4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姜伯勤藏书
索书号：K203/348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时间脉络，详细梳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包括早期东西方海上航线的对接、宋元帝国对海洋贸易的经营、世界海洋贸易的新时代等。线索清晰，史料详实，对于研究中外交往、贸易等相关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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