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丨十九世纪前期广州的中西交流与近代文明的萌动——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十六讲
发布时间:2020-01-04 14:51:26

(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广州,在中国历史步入近代的前夜,扮演着沟通中国与世界、启导近代文明萌发的重要角色。以广州为中心舞台的中西文化交流,内容丰瞻,影响久远,在中国汇入世界发展潮流之初,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广州口岸与全球性经济文化网络的交往互动亦令整个世界瞩目。121日,由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十六讲在广州人文馆中庭开场。主讲嘉宾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义雄,从中西贸易与近代商业文明之酝酿、近代教育及医学之开端、公共传播媒介之创立、知识传播与西学输入等四个方面,为广大市民讲述了十九世纪前期近代文明如何在广州的中西交流的背景下萌动,以及广州的中西交流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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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义雄教授在广州人文馆开讲

 

一、    中西贸易与近代商业文明的酝酿

作为千年古港的广州,在中西贸易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将对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限定在广州进行。这种政策“倾斜”使广州成为举世瞩目的著名海港,也使广州在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中的地位更加不可替代。

2.清代珠江上运送外贸商品的船只往来如梭的繁荣景象(图片由吴教授提供)

伴随着贸易的繁荣,新型的商业组织随之兴起。除了中国方面著名的“十三行”,还有外国方面的“广州英国商会”“广州外商总会”等。1834911日,广州英国商会正式宣布成立,主要负责协调商业贸易关系,与英国商务监督联系,并就有关问题与中国行商交涉。之后,由于英国对华外交一直未能取得突破,广州英国商会又陷于分裂而无法正常运作,成立一个替代它的、同时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总商会,渐渐成为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在华商人的迫切要求。于是,1836年广州外商总会成立,其宗旨是“保护(外商)对华贸易的普遍利益,收集与商务有关的各类信息,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种商业上的分歧和争议”。

上述两个商会是出现在中国的最早的新型商业组织,主要负责协调广州各国外商之间、外商与十三行行商之间、外商与广州官府之间的关系,处理相关问题。此外,它们还具备一项重要功能,即制订商业规则。在其存在期间,两个商会制订了数十项规则,通行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口岸,并影响了其他口岸。由此,广州成为了最早引进近代世界商业文明的地方。说明: C:\Users\zhaojing\Desktop\第十六讲\照片(1)\1615379dd6f48e0d018654184cade1c.jpg

3.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二、    近代教育及医学的开端

广州贸易的繁荣为文化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基督教新教开始在中国传教。自此开始,陆续来华的英美各新教团体传教士,在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区域展开活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他们在传教方面进展缓慢,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推动了中国近代西式教育和西医事业的发端。

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作为对他的纪念,1836年,在广州的西人群体发起并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1839年,该会于澳门开办马礼逊学校,该校成为近代西式教育在中国的开端,写下了中国新式教育的第一章。

4. 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图片由吴教授提供)

 

1834年,美国传教士伯驾来到广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伯驾是美国侵华的先锋,但同时他也在广州行医传教十五年,医治病人达万人,包括林则徐都曾请他治疗疝气。他还致力于促进西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于1838年促成“中国医务传道会”之成立。鸦片战争后,该会在中国各口岸建立西医医院,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医知识与医疗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输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建立的博济医院,及其继承者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山大学医科,在我国近现代医学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其得风气之先的历史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

说明: 城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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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晚清博济医院附近的广州风光(图片由吴教授提供)

 

三、    公共传播媒介的创立

公共传播媒介,如报纸、期刊、电视、互联网等,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表达工具和信息传播渠道,与国家及社会的发展、民众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最早的公共传播媒介也是在广州诞生的。1830年前后,来华西人在广州创办、发行了一批最早的中、外文报刊,例如《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国信使报》等,这批中外文报刊是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标志和体现,在文化史、学术史、中西关系史上均有深刻影响。

6.中国内地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广州纪事报》(图片由吴教授提供)

 

四、    知识传播与西学输入

十九世纪前期广州的中西交流是全方位的。随着商业、传教和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近代西方的各种文化知识也通过广州这一窗口传播到中国,而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1834年底,广州外商和传教士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有计划地从事传播西学的实践。其代表人物及作品有:马礼逊《华英字典》《通用汉言之法》(第一部中文语法书)、《外国史略》《西游地球略传》等;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向中国人介绍美国;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介绍世界历史知识;著名汉学家卫三畏《拾级大成》,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进阶练习,尤其适于广州方言的学习。卫三畏还大量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

不可忽视的是,一些中国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传教士都有中国助手,中国人也主动寻求新知。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翻译《四洲志》,以及魏源的编纂《海国图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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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读者踊跃举手提问

 

结语

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流的中心逐渐北移。但在以广州为交流中心的这段时期,相关史事、人物、作品、机构,在世界史上影响卓著,在中国史上意义深远,在广州史上永远值得铭记和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广州的中西交流,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往昔之事,已成为名城广州宝贵的历史积淀,是值得珍惜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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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读者与吴教授交流

 

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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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吴义雄著

【出版发行】中华书局,2009

【推荐理由】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因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的快速演变而趋于成熟的。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以中英关系为核心,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但导致中西关系巨变的历史过程的主角之一——英国在华散商群体,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鲜见以英国散商为中心研讨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有份量的著作。本书选择的几个专题,均程度不等地涉及到英商群体的活动及其影响。作者通过讨论治外法权、海关税费、行商体制、鸦片问题、中西交往体制等问题,观察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如何因为英商群体的利益,在19世纪30年代的独特环境中酝酿成中英关系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从而导致鸦片战争以及条约口岸体制的建立。通过对这些专题的讨论,展现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便对条约口岸体制这一重要的国际秩序的产生作出相对完整的说明。

【索书号】D829/4058

馆藏点】广州人文馆·姜伯勤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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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吴义雄著

【出版发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推荐理由】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活动,即新教在传播开端阶段的历史,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

【索书号】B979/67

馆藏点】广州人文馆·姜伯勤藏书

 

【责任者】吴义雄著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推荐理由】本书从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角度,探讨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的演变。通过商人及传教士与早期在华英文媒体、“自由贸易”的渴望与广州体制的冲突、从对抗走向战争、关于鸦片问题的辩论、中国形象的重新建构、《中国丛报》与中国研究等方面的研讨,丰富人们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演变的认识。

【索书号】D829/584

馆藏点】社会科学图书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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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吴义雄著

【出版发行】中华书局,2018

【推荐理由】本书收录了吴义雄教授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四篇论文。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为四组。第一组四篇文章以晚清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为主题,作者主要探讨西学输入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第二组三篇文章以西人对中国的认识及其背景为主题,探讨西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观察,及其对台湾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第三组四篇文章以较早与西人、西学接触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考察林则徐、徐继畬、梁发、洪秀全、容闳等人与西人交往的诸多细节,挖掘出一些此前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史料。第四组三篇文章以传播媒介和语言工具为主题,考察马六甲、澳门等地的新式报刊,对其创办背景、内容、特点等方面情况详加评介,一窥彼时的社会状况,还以“广州英语”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流变过程,分析其在近代中西交往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索书号】K252/259

馆藏点】社会科学图书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