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幢寺旁的老屋，见证着多少历史的沧桑。

海幢寺香火缭绕。

今日海幢寺一角。

    “尚府楼台几度新，经年乔木更嶙峋。大同铁塔矜高古，六祖金身隐近邻。霞鹜齐飞冬日暖，桂兰竞秀晚风熏。绕梁喜听歌声啭，一曲断机净客尘。”

　　这首名为《南巡诗草》的诗，是郭沫若客居广东迎宾馆时写下的。诗中所说的“尚府楼台”，乃指迎宾馆的前身——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府第。

　　这座传说中的王府，虽然早被历史的雨打风吹去，当年却是相当恢弘的。它当初所占范围起码在数百亩以上，东起今天的人民公园，西至迎宾馆，豪华奢侈。

　　这座神秘王府的主人——平南王尚可喜是一个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身为汉人，却投靠清廷，并且在岭南一手导演了惨绝人寰的“庚寅之劫”。这位手上沾染着几十万广州人鲜血的“平南王”，虽然坐拥美轮美奂的王府楼台，过着富甲一方的奢靡生活，可是他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笼罩在噩梦之中。为了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他四处兴建庙宇，结交得道高人，甚至让自己的女儿出家为尼……可最终还是难逃郁郁而终的命运。

　　这是一位让人无法不痛恨的人物。直至如今，提起尚可喜的名字，老广州们还会怨愤难平，他当年纵兵屠城时撂下的民谚“十八甫封刀”，一直是这座城市记忆中最可怕的梦魇。

　　可是，考察他的历史，回顾他从明朝一名骁勇善战的将领转投敌军的个中原因，联想到他临终时对大清皇帝的“死忠”……又实在让人不胜唏嘘：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尚可喜，还是后来大建寺庙的尚可喜，他的一生，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中颠倒反复，矛盾重重。

　　三百年的时光悠悠而过，是非成败，自有后人评说……

　　1 投降将军封王入粤

　　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原籍山西洪洞，后徙辽左海州卫，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的父亲是明朝一名职位低微的军佐。明朝末年，朝廷和后金在辽东一带交战频仍，尚可喜的父母均在战乱中丧命。在家庭遭受此难的困境中，19岁的尚可喜入伍了。想必，那个时候的他，身上不是没有背负国仇家恨的。他随部队进驻明朝在辽东的水师基地皮岛，投入镇守东江的明朝总兵毛文龙的部队，从此开始了整整十年的征战生涯。

　　入伍不久，尚可喜驻守的皮岛就发生兵变，在局面失控的情势下，小军官尚可喜挺身而出，斩杀祸首，力挽狂澜。缘此他很快晋升广鹿岛副将，并把亲眷安置在隔海相望的旅顺。

　　又过了一些年，后金突袭旅顺。尚可喜率兵援救不及，包括他的妻、妾在内的数百亲眷不甘被俘，全部投海殉国。

　　而尚可喜的立场，却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突兀的转折：曾是皮岛兵变幕后主谋的将官沈世魁，避过风头之后，居然升任皮岛总兵。他自然想要同尚可喜算旧账。值尚可喜遭灭门惨祸悲痛欲绝之际，他急急传令尚可喜即赴皮岛。

　　军令如山，尚可喜冒着狂风暴雨出航，船行阻滞，但沈世魁派来催促的船只却穿梭不断。尚可喜越发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去派人侦察，终于获知——顶头上司急急传唤，实际是要杀他灭口。

　　回头望望，沧海茫茫，尚可喜仰天长叹：“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为国丧亡，吾出一生于万死，而嫉妒者反欲置吾于死地耶？”

　　结局是尚可喜返航广鹿，一面派人赴沈阳向皇太极请降，另一面组织兵力连拔明朝所属辽东五岛，作为归顺后金的晋见礼。尚可喜率部抵达沈阳之日，皇太极十里出迎。3年后封智顺王，当时，尚可喜33岁。 

　　随即，尚可喜率兵征战朝鲜。积弱的朝鲜哪里是游牧骑猎的新兴满洲兵的对手，只好俯首称臣。尚可喜便以战胜者的姿态，乘坐俘来的朝鲜战船，直取皮岛，斩杀了沈世魁，报却赏罚不公、险遭暗算的私仇。

　　后来，当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暗通清兵，迎击李自成义军于一片石战场的时候，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打着清兵旗号的尚可喜乘虚入关出击，大破闯王队伍，义军大将谷可用不敌被杀。论功行赏，吴三桂于是年（顺治元年即1644年）官封平西王，得力于尚可喜不少。

　　顺治六年（1649），尚可喜和另外两个“投降”将军（怀顺王耿仲明和恭顺王孔有德），进一步接受清帝更改王位的称号，以适应其南下战略。尚可喜称平南王，耿仲明和孔有德分别称靖南王和定南王。接着，孔有德分兵由湖南下广西，尚可喜和耿仲明合兵两万人作为先头部队，携带家眷丁奴超过五万随军，直扑广东，从而开始了史称“两王”入粤的军事行动。

　　2   一将屠城万骨枯

　　顺治六年除夕之夜，尚可喜率兵攻破粤之重镇南雄，接着，连陷韶州、英德、清远、从化等地。南明政权倚为得力支柱的南澳总兵吴六奇（丰顺人），望风出降，同时招徕平定粤东诸州、县。

　　尚可喜的南下征途，可谓一路所向披靡。直到顺治七年，他打到广州城下。

　　当时，广州城守将为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原为李成栋之副将），清兵则驻营在城北白云山下。根据《四王合传》、《清史稿》的记载：广州一役“围合十阅月”，说明围城的时间整整跨越了10个月份。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当时广州市民英勇抵抗的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侵略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击毙，《尚氏宗谱》记载清寇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记载：“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烧其铁甲去；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二人方共食，幸不死。可喜以兵攻西门，月(张月)以大炮击之，杀其兵千人。”

　　南明守军兵多粮足，士气高涨，并且疏通了三道河流，引海水环绕其间，河床泥泞不堪，使清兵寸步难行。双方先后展开三场激战，均以清兵溃败告终。可是情况却在后期因为一个叛徒的出现而急转直下：当时把守西门外城的主将叫范承恩，本是淮安府公差出身，由于“目不识丁”而被人讥为“草包”。旧历十月初十南明永历皇帝诞辰的那天，文武官员在现在广州的“五层楼”饮宴庆贺，有人失言当众戏称范为“草包”。范恼羞成怒，暗中勾结清兵，作为报复。清兵从西门外城发起强攻，舍骑徒步，跋涉强渡。范承恩乘机献上外城出降，同时还决炮台之水。清兵得以“藉薪竞渡，遂得炮台”，转而发炮猛轰内城。局势急转直下，直至无法逆转。

　　《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

　　或许是因为攻占这座城池耗费了尚可喜太多的兵力，也或许是市民顽强的抵抗以及不合作态度最终激怒了他。广州沦陷之后，尚可喜大开杀戒。这是对岭南发展历史以及尚可喜本人来说都影响深远的事件——广州“庚寅之劫”。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广州“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转引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于《鞑靼战纪》中记录了他所亲历的这场劫难：“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3   百粤山河血泪多

　　攻下广州，直至顺治九年（1652），广东全境渐次平定。这时，广州旧城均为“两王”进驻，他们把广州视为私产，将全城百姓悉数扫出城外，“城中皆其子侄及汉军藩下官员圈住”，原来地方政权的大小衙门，也统统被赶去外城。广州旧城区内开始大兴土木，建造“东西相望，备极雄丽”的两座藩王府第。“两王”之间还互结婚嫔。

　　靖南王耿继茂性好奢侈，声言王府大门的狮子要用白石琢成，有献媚者建议：肇庆地区产石最佳，于是他飞檄至肇庆、高要等地索取。地方官民疲于奔命，经过多方筛选，选定坯石二具应征。当运载至肇庆峡时，因为负荷过重，船和坯石一起沉落于西江河中。只好再次搜索，另行奉上。后来，那个地方官杨雍建调上兵部当了京官，才大胆上书，指出广东“不堪两王”，条陈其“累民之弊”共20多款。于是朝廷迁靖南王镇四川，后改广西，最后定福建——这已是顺治十六年的事情。

　　由此，耿藩的王府也一变成为“尚之孝府第，壮丽尤甚。内僭为九间殿”。平南王尚可喜，开始在广东独霸一方的历史。在如今西起解放北路迎宾馆、往东囊括整个人民公园的那片地面上，建造起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平南王府，在这里，尚可喜和他的儿子，盘踞广州30年。

　　在岭南，这个藩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土皇帝。可以节制“（总）督、提（督）、（巡）抚、镇（台）”，可以“调遣兵马”，可以“凿山开矿，煮海鬻盐，遣列郡之税吏，通外洋之番舶”。可以建立封建割据式的庄园“王庄”，可以统制江河湖泊，以至沿海渔业。还可以操纵全省市场和商业，组织“总店”，集广东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至于霸占民房、诬良为盗、勒索巨款、加征税收等不胜枚举。据估算，平藩每年收入在一百余万两白银以上。 

　　康熙十年（1671）起，平西王吴三桂与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互相呼应，先后招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终被清兵扫平。其中已投降清廷的平南王（当时已由尚之信袭封），后来又因涉及“谋反”密告事件，被“赐剑”自尽，三个弟弟被处斩，还有两个弟弟“革职枷责”，赴京发落，仅留老七尚之隆为老子守陵免死。至此，盘踞岭南地区横行30多年的平南王势力，烟消云散。

　　平南王府的变迁

　　平南王府覆灭后，楼台冷落，蛛网尘封。但曾几何时，又再度是笙歌夜夜，灯火辉煌。康熙二十二年（1683），封疆大吏将它改为广东的巡抚衙门，作为总揽全省军事、吏治、司法、刑狱大权的所在。乾隆初年，巡抚托恩多在衙门后面建起楼台五座，四面疏浚“小溪引水”，命名为“菜根香”轩。嘉庆二十五年（1820），巡抚康绍镛撰文记其事，“复辟勤志馆于古榕下”，建屋四座，由武进人李北洛命名为“眠琴顾”。道光初年，以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的阮元，又着实进行了一番修葺，题为“万竹园”。有一年的旧历正月二十日，为阮总督大人的生日，他为了逃避客人的干扰，在这里“焚香煮茗，因写竹林小憩图”。光绪十一年（1885），两广总督兼巡抚张之洞——此公原是风雅人士——在此大兴土木，“园中有渔樵耕读四景”。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廷裁去巡抚实缺，这个衙门才开始真正冷落起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倡议把该地建为“第一公园”，后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

　　而“占地80亩有奇”的王府西端，却被新上任的广州将军看中了，改建为将军府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十一年（1861），它又被英国殖民者强行“租”去，成为驻广州的领事馆。1928年，广州当局向大英帝国“清退”了租金，也许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当年净慧寺的怀旧心情（因该寺部分已辟为六榕寺），政府部门曾一度将这里辟为净慧公园。接着，公园的北部兴办了民众教育馆，解放初期，广东省教育厅也设在这里。南部则兴建为广东省交际处——迎宾馆。

　    策划：赵  洁

　　撰文：金  叶

　　摄影：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