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

和蔼可亲的老师。

一棉厂托婴所门前，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

幼儿园午餐时分。

　　自诞生第一间幼稚园开始，广州的幼儿教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当年的跌宕起伏，在喧嚣的当下，仿佛已远离人们的记忆。然而，当幼儿园越来越成为小朋友必经的教育阶段，重拾旧日关于幼儿园的故事，聆听老一辈幼教工作者讲述他们的骄傲与辛苦，自己的童年也依稀重来。

　　老园长 五十年的孩子王

　　虽然得了一场大病，走起路来略显蹒跚，但那双慈祥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以安静的力量；虽然岁月无情，银丝爬上她的头发，但她常常露出亲切的微笑，恍如小孩般纯真。她，就是无数小朋友心目中亲切和蔼的幼儿园园长——梁群芳。

　　梁群芳年逾七旬，从当年担任“提多幼稚园”的园长算起，到从中山六路幼儿园园长的位置上退休，她从事幼教工作超过50多年。这几十年间，她教过的小朋友数不胜数，是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梁群芳走上幼教的路很偶然。当时，提多幼稚园是一所附设在提多小学的教会幼儿园，当时的教会幼稚园的老师多数受过专业教育或培训，设施也相对较好，提多幼稚园就拥有从外国运回来的大型玩具、滑梯等游乐设施，这是其他幼儿园不一定具备的，有些教材则是翻译过来的外国课本。

　　此外，教会幼稚园收费比一般幼儿园贵，有的甚至是普通幼儿园的两至三倍。因此，解放前，一般只有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家庭，才把孩子送到教会幼稚园。幼稚园不设全托，和现在一样分大、中、小班，一般来说，家长或保姆每天定时接送，有些家庭放心不下，还会叫保姆整天都陪伴幼儿在园里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梁群芳开始担任提多幼稚园的园长。她回忆，上世纪50年代政府对接收过来的幼稚园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后，提多幼稚园后来改造成万福路幼儿园；私立幼稚园仍然存在，但相对日渐发展的公立幼稚园，规模较小。梁群芳后来调到中山六路幼儿园任教。和以前相比，有两点她最难忘：一是招生对象的变化。幼儿园为工农服务，有困难的工人、农民的孩子是幼儿园优先考虑录取的对象；二是保教工作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过去，游戏在幼教中的作用并不得到重视，小朋友玩积木，也是静静地、乖乖地坐在那里，后来，广州幼儿园兴起多种多样具有启发思维作用的游戏，小朋友的活泼、创意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一眨眼，梁群芳从事幼儿教育超过50年。“现在来看我的，很多已是爷爷奶奶级的老人家了。”她教过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有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美籍华人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故地寻根，说他很怀念在中六幼儿园所经历的愉快时光和和蔼的老师。和学生们谈起童年时光，大家都很感慨。“对我来说，能见证一代代的成长，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老家长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最关注幼儿教育莫过于天下间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的父母。当现在的家长都在苦恼如何才能使孩子入读更好的幼儿园时，寻访老一辈广州人，谈起当年他们送子女入托儿所、读幼儿园的经历，竟另有一番酸甜苦辣的滋味。简姨和黄姨已年逾七旬，对于当年的情景，她们记忆犹新。

　　“按照1951年当时政务院公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女职工的产假只有56天。虽然很舍不得，但工作很忙，任务很重，家里又根本没人有空看管孩子，只能送到厂里开设的托儿所，每隔四个小时喂一次奶。”黄姨说。上个世纪50年代，托儿所的保育条件普遍不太好，保育人员是从厂里临时抽调的女工，没受过专门的培训，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任务就是定时让小孩吃饭、洗澡、睡觉。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症流行，父母都特别提心吊胆。“每次听到自己还那么小的孩子在哭，做父母的，都心疼得不得了。”她说。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的机关、工厂、街道普遍都设立托儿所、幼儿园，它一方面确实可以使父母更专注于生产，但另一方面，忙碌的工作、频繁的文件学习、开会，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很不足够。

　　黄姨当时担任车间工会主席，下班后还要继续组织组员学习文件，向组长汇报，往往要下班后三个小时才能回家。虽然托儿所就设在厂里，但她基本上也要等到周末才有空接孩子回家享天伦之乐。

　　简姨的4个儿子都曾先后进入当时的机关幼儿园接受教育。她回忆当时接送在市工会幼儿园读书的儿子的情景：每周周一8时左右，父母把孩子集中在市工会门口，由校车送去基立村的幼儿园，直到周六下午，在同一地点接儿子“放学”。“那时工作很忙，机关是三班制，要从早上8时上到晚上9时，哪里有时间照顾孩子？”简姨说。

　　至于托费，黄姨和简姨都说，由于单位会适当给予各自所办的幼儿园补贴，因此很便宜。简姨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也就大概15元一个月，包吃包住。黄姨1962年出生的女儿，1965年不在本厂幼儿园，而去当时的“前进幼儿园”报名入读，但托费也并不贵。

　　黄姨回忆，当时广州幼儿园的老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受过专业教育，很有责任心，她的女儿读幼儿园时，学习的课程有唱歌、跳舞、识字等。“并且，老师们已经懂得用形式多样的游戏对孩子进行教育，所以我女儿当时很喜欢上幼儿园。”

 　　厂办幼儿园的故事

　　1953年后，广州陆续出现工厂、机关、街道等部门设立的幼儿园。1959年，东、南、西、北郊5个区原有65所私立幼儿园，有56所为厂企、机关接办或改为街道群众办。

　　女工众多 开办托婴所

　　何老师从事幼儿教育30多年，在幼儿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前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幼儿园担任教师、园长等职，直到退休。何老师介绍，一直以来，纺织行业多以女工为主体，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在20世纪50年代时规模已经很大，有分厂几个，员工数千，其中女工所占比例高达70%。那时工作任务很繁重，每周21班倒，女工无暇照顾刚出生的小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厂于是开设了4个托婴所。

　　“托婴所是工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设立，幼儿园也一样。随着工厂发展，扩大幼托范围、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何老师说。1962年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开办了“粤群幼儿园”。最初规模不大，分3个班，每班25人，全园80多人；在学制上，以“全托为主、半托为辅”，以使职工全心全意投入到生产中去。1965年后，职工入幼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一棉厂合并原来的“三托”和“粤群幼儿园”，在素社直街开办了一间规模更大的幼儿园，并改称为“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幼儿园”，总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入园幼儿增加到300多人，分9个班，保教人员达到50多人。

　　依靠工厂 自造洗衣机

　　一棉厂所办的幼儿园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家长只需支付很少的学费就行，经费不足的部分由厂里进行补贴。在幼儿园的硬件设施改造上，主要也是工厂在全力支持着。何老师回忆，刚建园时，条件非常简陋，桌椅是从业余学校里运回来的，太高了，就把它们锯短到适合幼儿的高度；幼儿睡的是“太平铺”，一间室里只有用长木板铺成的一张床，小朋友就排排睡在上面。1965年新幼儿园成立后，面积扩大了很多，单户外活动的场所就有1000多平方米，幼儿的卧室是配套齐备的房间，一人一床，还有洗澡间和厕所。

　　1965年后，一棉厂幼儿园的硬件设施总的来说相当不错，与机关、街道办的幼儿园相比也毫不逊色。何老师自豪地说：“每年六一节，由工会牵头，厂里都会给幼儿园增加一些设施作为礼物。”

　　在当时，厂办幼儿园的建设往往体现集体的群策群力，不少设施都是厂里的职工们一起制造的：幼儿园里没有游泳池，于是厂里全体职工总动员，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挖土、担泥；大型游乐设施不够，工会牵头，机械师傅自行设计制作了一个大型木马旋转盘，小朋友又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地方；滑梯过于陈旧，不合时宜，机械师傅因地制宜，对滑梯进行了改造，新滑梯能满足大、中、小班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的需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当时幼儿园里孩子的衣服都是保育员用手洗的。当时市面上还没出现洗衣机，我们一棉厂自己的机械师傅自制机械动力滚筒洗衣机，虽然很笨重，噪音也很大，但很有效，保育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何老师说。

　　师资优良 众人争相入读

　　“虽然是厂办幼儿园，但厂里一直很重视幼儿园的师资力量，事实上，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老师也在逐渐走向正规化、专业化。”何老师介绍。

　　粤群幼儿园刚建立时，保教人员分聘请和自培两种，受过正规幼师专业训练的只有两名，其他的多是从厂里抽调过来的女工，或者是困难职工的家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幼儿教育的复苏，教师队伍逐渐专业化，一般都是幼儿师范、幼儿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而从事其他保育工作的人员，也要接受专门的培训：炊事员要学习如何科学搭配幼儿的膳食；卫生员要去市医院进修更专业的幼儿健康知识。“设施齐全，师资质量也相对较高，家长一般都比较放心。一棉厂很多职工的儿女，就是在厂办的托婴所、幼儿园一路成长的。”何老师说。

　　正因为一棉厂幼儿园办学质量好，连一些非本厂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满足职工需要的前提下，一棉厂幼儿园开始对外招生，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时期，开办了15班，人数达到500多人。每逢六一节开全体大会，俨然一个“小人国”。

 　　老幼儿园逐个数

　　中山六路幼儿园

　　开设于1933年9月，前身是广州最早独立设置的公办幼稚园——市立第一幼稚园。建国初期设4个班，幼儿100多人。1950年改称市立第一幼儿园，全园共设14班，幼儿383人，开始实行向工农子弟开门(招收工农及干部子弟占70％)。1957年改名为广州市中山六路幼儿园。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前身为女青年会幼稚园，创办于1947年，广州解放前夕停办，建国后复办，改名为女青年会托儿所。1952年市教育工会接收该所，1954年9月增设广州市教工二幼。1968年市教育工会将两园移交市革委会文教办接管。1971年将教工一、二幼合并为市教工幼儿园，成为寄宿制幼儿园。该园1980年3月更名为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创建于1951年7月，初名广州市政府保育院，1954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初期招收范围主要是干部子弟。为了适应家长工作的需要，全部幼儿均在园寄宿，随到随收，幼儿的衣、食、住、行和治疗等均由园方负责。

　　广州东方红幼儿园

　　前身是民国时期妇女会创办的广州市第四托儿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及广州市民政局先后接管，1953年迁寺贝通津现址，全园面积达6804平方米。该园1982年开始招收外国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的幼儿。1986年与日本福冈市杉之子幼儿园结为姐妹园，并与香港明爱、英童等5所幼稚园结成友好园。1990年被列为国家《幼儿园工作规程》试点单位。

　　撰文：许俏文 梁婵

　　 摄影：庄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