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0多岁的曾建昭，上世纪80年代率先对广东青运史进行研究，走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团一大”代表易礼容和其他见证者，抢救了一大批“活史料”，为“团一大”的研究留下难能可贵的一手资料。听说记者想了解“团一大”的情况，他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红楼倒影。

　　穿越时空的演讲

　　曾建昭为了拿到一手的材料，足迹遍布河北、天津、山西等省。最令他兴奋的，莫过于发现陈独秀在“团一大”上的讲话：“当时我看到一些资料，提到陈独秀在‘团一大’开幕式上作了个讲话，但究竟讲了哪些内容，没有资料提及。”曾建昭说。

　　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建昭查找到一盒录音带，是陈独秀在1922年5月5日发表的演讲。在北大图书馆，他还同时找到广东党组织早期机关刊物《广东群报》的微缩胶卷。“陈独秀演讲时用的是普通话，带有安徽口音。他所作的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条理清晰，铿锵有力，极具鼓舞性和感染力。我相信听过这个演讲的人，都会被它振奋。他所提出的两大精神：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我铭记至今，它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仍有意义。事实上，听完陈独秀这个演讲，我深受里面的革命精神感染。”

　　寻找“团一大”代表

　　上世纪80年代，当曾建昭开始寻找“团一大”代表时，健在的只有易礼容了。

　　易礼容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98年，作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袖之一，曾投身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念中学时便与毛泽东相识，加入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建昭说，1922年5月，易礼容正是受毛泽东委派，作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团一大”。

　　曾建昭访问易礼容的地点，是在北京，当时易老仍在中央任职。曾建昭描述，易老那时已经80多岁，但思维仍然清晰。

　　1928年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易礼容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在江西、安徽、江苏及日本等地流亡六载，成为一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曾建昭说，晚年易老，在言语间，流露出后来与党组织脱离的惋惜之情。

　　影响一代青年

　　除了易礼容，曾建昭还通过各种渠道，走访不少其他见证者。他们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把这些访谈如实记录了下来，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团一大”的珍贵一手材料。现在不少研究，便是以此为基础。

　　曾建昭曾找过一位叫陈志文的见证者，为了了解更多情况，他不止一次登门造访。陈志文是当年爱国团体“新学生社”的活跃分子，每当谈起革命当年事，他都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对于“团一大”，据陈志文回忆，他是通过党团组织得知这个消息而去观看的。当时，“新学生社”还没有成立，他是一名有爱国激情的青年，当见到陈独秀、谭平山等赫赫有名的青年革命领袖时，他感到十分兴奋，同时也深感自己是一名青年，要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

　　陈志文的描述不长，但足见“团一大”对一名普通爱国青年的影响。

　　曾建昭一生投身共青团工作，因身体原因，如今他写字都很困难，需用双手一起动作（左手指推动右手指），但20多年来，他顽强地坚持研究，笔耕不辍，至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字数达25万多。“采访老一辈革命者，我深深感到，当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怀着多么崇高的理想和远大志向。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他们身上，学会怎么做人，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曾建昭微笑着说。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

　　翻开“团一大”25名代表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来自上海、北京、长沙、广州、武昌等15个地方。其中，广州团代表有4位，他们是：谭平山、谭植棠、谢英伯和陈公博。谭植棠与谭平山同是广东高明人，连同谭天度，并称“革命三谭”，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如今已经年近70岁的谭汉威，是谭植棠的儿子。

　　谭汉威回忆，父亲一生都为革命事业奔走，因此与他接触的时间并不多。1938年谭汉威出生时，本在家中养病的父亲，眼见抗战爆发，就坐不住了，扶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谭植棠奉命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8岁的谭汉威也一同前往。然而，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父亲很少回家，父子见面的时间并不多。直到建国后，谭植棠在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父子才总算有了一些相处时间。

　　虽然如此，在谭汉威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谦虚朴素的人。本来，谭汉威的太公拥有几百亩田产，祖父不仅有田租收入，还开了一间米铺，因此，才有一定经济能力，供父亲谭植棠读书，然而，深受新思想影响的父亲，却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革命之路。

　　1917年，谭植棠和谭平山、陈公博考进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参与创办了《政衡》杂志，公开评论时政，针砭时弊。1920年7月，他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与谭平山等创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到广州，商议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经过酝酿，1921年3月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则负责宣传工作，担任《广东群报》经理。“团一大”召开时，他和谭平山作为广州团代表参加了会议。谭汉威说，父亲与他在一起时，很少提及工作中的事情。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的影响下，谭汉威的姐姐谭志英，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随父亲到香港搞统战工作。谭汉威的堂叔、堂伯等，不少都从事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受“三谭”影响，附近村庄的村民，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救亡工作中。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在生活上，却是一个俭朴的人。他毕业后便自力更生，不用家里资助。建国后在单位吃饭，当时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大灶是大锅饭，中灶稍好，小灶则比较特殊，父亲却从不讲究，每次都在大灶吃。谭天度是我的叔公，他曾跟我说，他见过这么多人，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待人接物，他都十分佩服我的父亲。”谭汉威说。

　　东园的沧桑变迁

　　曾是中国共青团策源地的东园，带着历史的光芒一路走来。翻开史书，东园那段或被遗忘、或被尘封的历史，在眼前徐徐浮现。

东园门楼。

　　孙中山多次演讲

东园门楼的雕饰。

　　东园一带在100多年前，还是江边浅滩。清末，它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圈辟为园林，因临东濠涌口，园内又原有东关水汛等地名，故取名东园。

　　辛亥革命后，东园回归平民百姓中，群众集会大多在此举行。如今越秀南路汽车站、东园南路以北的汽车保养场和路南的省总工会招待所等，都属于东园范围。

　　东园长久以来，有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先后多次在这里发表演说，宣传民生和护法的救国思想。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回广州，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5月3日、4日和11日，同盟会广东支部、广州报界和自由党广东支部，在东园分别为孙中山举行欢迎会，他都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

　　1917年8月6日，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广东各界群众数万人，在东园召开欢迎孙中山南下护法大会，孙中山出席并发表演讲。

　　1921年2月25日，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军警同胞社在东园举行春宴，孙中山应邀赴宴，并发表演说，指斥陈炯明反对选举总统行径，号召军警支持组织政府。同年4月23日，他又应邀出席粤军第一、二师军官，在东园举行的恳亲会，并发表演说，鼓励大家用革命精神去改造国家。

　　具体会址之谜

门楼可见李准题名的东园。

　　东园另一显赫历史，是曾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当时，正南为进入东园的大门，有一座约高8米的石桥式砖木结构门楼，横眉上有李准手书“东园”二字。进园50米处，有一个荷花池，池的东、西边，各有一个八角亭，正面有砖木结构的二层洋房红楼。首层用作工人纠察队的礼堂，二楼用作纠察队的模范队宿舍。后半部有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池塘，一条小溪从西流入，溪上建有两座双层木阁楼，也是罢工委员会办公地。

　　然而，1926年11月6日，东园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反动分子纵火焚毁，仅存门楼和红楼前的一棵大树。建国后，东园旧址为广东省汽车公司和省总工会使用。1984年政府在原地重建红楼，并建省港罢工旧址纪念馆，向群众开放，形成现在所看到的面貌。

　　如今，虽然“团一大”在东园召开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其召开的具体位置仍是个未解之谜。据原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青运史研究室主任高云鹏介绍，有一些出版物，把东园内的红楼作为“团一大”会址，但红楼仅是当年东园广场的一幢建筑，根据当年参加省港罢工的梁梅枝老人回忆，当年举行“团一大”所在的竹棚，大约位于现在越秀南汽车站售票的地方。

　　“团一大”具体会址究竟在哪里，也许并不重要。近年来，随着“团一大”旧址的价值日益被重视，保护东园的呼声越来越高。东园缺乏的并不是历史积淀，而是一个让人藉以凭吊缅怀的地方。

  撰 文：梁  婵

　　摄 影：王维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