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明珂 1952年出生于台湾。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史语所副所长、人类学组主任。著作有《华夏边缘》、《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羌在汉藏之间》、《寻羌》等。

王明珂在书房。

王明珂

    1952年出生于台湾。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史语所副所长、人类学组主任。著作有《华夏边缘》、《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羌在汉藏之间》、《寻羌》等。

    王明珂的书房，也是他在中研院的研究室。书房正中是一张长形的办公桌，四周除了正对着门的窗户，其余三面靠墙的书架上均是整齐规律的书籍文献。

    采访还未开始，王明珂便笑说，这个书房的最关键之处是其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讲究严谨性史料研究的学者，王明珂将书房布置得“很有学问”。

王明珂在哈佛的人类学课堂上所做的厚厚一叠笔记。

    最靠近他的，当然是办公桌前的一竖列人类学及民族学著作。平日写作，他一转身便可够到。很显眼的是，这堆书籍中有一大块的空缺。王明珂解释说，自从去年到台中市中兴大学担任文学院长，他便抽了些最喜爱的书籍带到台中，包括布迪厄的英文原版著作《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实践理论大纲》）、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的《The Scapegoat》（《替罪羊》）。“我要随时随地、反反复复地读这些好书。”

藏区朋友所送的金翅大鹏鸟铜雕。王明珂真正感兴趣的是鹏鸟故事所隐含的社会与历史本相。后面书柜里放着几乎被翻烂的《史记》。

    王明珂从硕士阶段便对上古史深感兴趣，不过近些年读得少，这些书被他放在靠近门边的书架上；座位对面则是一些民族学资料，需要时才过去翻看。在他左手边，有一只可移动的双层书架，除了摆放自己的著作外，大多是一些最近写作需要用到的参考文献；挂在对面墙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分布图，以及助理们费尽心思帮他制作的中国西部卫星地图。阅读或写作时，他一抬眼便可以望见自己曾走过的千山万水。

    这个书房的角角落落，对王明珂而言，都充满人类学的意义，比如被塞在了书架一角的少数民族乐器、桌上的藏族金翅大鹏鸟铜雕、装满一整个柜子的访谈录音磁带……门外墙上，还挂着他数年前拍的边疆风景照片，很美。

    从流行小说到上古史

    上世纪70年代，王明珂念高中。他说当时的读书状态是“上课看小说，下课十分钟念课本”。这导致他数次留级，父亲想尽办法将他转校，前后念了四所高中。对当年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西方翻译小说，包括卡夫卡类的存在主义，他着迷得要命。

    那段读书记忆已然变得模糊。读西方学术思想译作，对他和大多数朋友而言，都是赶时髦而已，“根本读不懂。”混太保、打群架之余，王明珂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只为赚些零花钱。作品的风格也如当时朦胧的少年心态，虽然懵懂，却也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最迷茫的时期。几经回忆，他终于想起一位作家——白先勇，“因他的笔触非常之细腻。”现今，文学之美妙，对王明珂而言并不太重要。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可供分析的文献与现实社会。

    近些年他读的唯一一本小说，是阿来的《格萨尔王》，“文笔很好，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格萨尔王故事所流传的藏族及其文化描述得非常精确。”

    从硕士开始，王明珂迷上了古代史，尤其偏爱《史记》等上古史。有趣的是，当时台湾尚未解严，台湾出版社只好将顾颉刚《古史辨》改名为《中国古史研究》。一说起上古史这个话题，他的表情生动了起来。

    王明珂对书中自己喜欢的段落，习惯用鹅黄色荧光笔描上横线加注。对特别重视的文献，他则反复阅读。他研究华夏边缘史所用的一部关键分析文本是《史记》。同是硬纸红皮书封，相较起一旁的《晋书》和《汉书》，《史记》由于被翻得太多遍，书脊上糊上了透明胶纸。还有摆在桌上的、中国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封面的四角均已折落。他为此心疼不已，为了不毁坏原版书籍，只好另外阅读印制版。

    发现文本的意义

 在哈佛念的是东亚系，但王明珂修得更多的是人类学的课程。单是教授明令要念的书，堆起来已经比桌子还高。他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这段密集的读书记忆。

    当年经济人类学课堂上所阅读到的萨林斯《STONE AGE ECONOMIES》（石器时代经济学）、斯科特《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被放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也是被王明珂“折磨”过无数次的书籍，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是他游牧人类学课上的老师。在边疆史的研究上，他承认自己受到最多的影响来自于巴菲尔德。

王明珂保存着整柜子的访谈录音磁带，是多年田野工作的原生态记录。

    王明珂戏谑自己是“学术上的武装走私匪徒”，在各个学科间跨界游走。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王明珂开始重点阅读有关社会记忆的书，在接触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一书后，王明珂感到遗憾，社会记忆的研究在社会学界有着很好的基础，在人类学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这也使得他日后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糅合了大量社会记忆视角。

    最近几年，王明珂越来越欣赏布迪厄。从布迪厄《区分》一书中获益，他提出社会与历史之“表相”和“本相”的概念，“历史文本是一种表相，其背后是历史本相。”

    他读艾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似乎也体会到了布迪厄的理论。比如说，两者都强调人与人的微观互动，以及人的能动性给社会本相带来的改变。王明珂说，他到田野中去，更是觉得与这样的社会观接近。在现实学术界，王明珂也看到布迪厄的影子。他赞同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对学术的批判观点，学术经常为了满足自己建构的知識景象，而忽略了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

    王明珂常带在身边阅读的，还有阐释学家保罗·利科的《narrative function》（叙事功能）。在分歧极多的“历史性”概念上，他是极少能够说服王明珂的学者之一，如他称，“我们存在于历史所建构的社会中，我们也因此创作历史记忆。”王明珂认为，每一种叙事文本都有其功能与意义，历史学家要做的，便是尽量发现文本与其所对应之社会的结构和符号意义。

    撰文：钟瑜婷

    摄影：游胜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