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骆以军在书房。

骆以军

    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那里像是‘恶心’的拾荒老人地下室。”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在台北出租屋里的书房。

 骆以军会用电脑，但写稿还是习惯用A4纸手写。

    确实如此。这里不到五平米吧，天花板的吊灯给室内覆上一层柔黄色，穿过中国木雕式窗棂的日光恰好落在窗边书桌。桌上高垒的书、稿纸和其他资料已有近一年未整理，杂乱无章，几乎要把写作者整个上半身挡住。

    一堆堆书籍凌乱地摆在两边墙上的书架中。房内除了书几乎没有其他摆设，许久前贴在墙上、用来记录写作灵感的便条贴已洒满灰尘，现出暗黄色。

    这里是小说的世界，尤其是西方现代小说，放眼望去都是小说。之外，显眼的是一摞西夏史———六年前，刚开始写《西夏旅馆》的骆以军从深坑搬来台北，好友黄锦树帮他找到不少大陆出版的西夏史书。

客厅中的书架上，贴着12岁儿子写的对联，书架右下角摆着一套父亲在戒严时期购买的《鲁迅全集》。

    跟台北许多作家如唐诺、朱天文一样，骆以军常背着书包到台北温州街的咖啡屋读书、写作。“所以说，这个书房对我意义不大，我的书房是‘流动的咖啡屋’。”骆以军把书房比作“练功房”、“工房”，“我不是文人，是职业运动员。写小说是高度专注地锻造，不是修身养性。”

    骆以军非常尊敬前辈作家朱天心，朱天心曾到他深坑的书房参观。当她看到“满目的书之山谷”，顿时安心。“原本她怕我因生活压迫而没有写作状态，可看到这打铁匠的炉灶还是热的，就放心了。”

    这里堆满的极不规整的书，在骆以军脑中有着内在的逻辑。有几次岳母帮他整理了，却让他再也找不到某本书。

    骆以军说，同是“混乱不堪”，他在深坑的书房世界却更为广阔，有诸如变态心理学、鸟类学、人体解剖学等冷门的工具书。他说想起深坑的书房岁月，有点怀念和感伤，“在不用赶稿子的时候，可以幸福地读读这些工具书，多么幸福。”

    读书：像海绵一样吸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老师，家中的书大部分是父亲收藏的经史子集。还是男孩时，骆以军常常被关在家里，翻看父亲书房中像“电动世界”的演义故事，包括《西游记》、《东周列国故事》、《朱洪武演义》。又或在姐姐的书柜里遇到朱天心的《击壤歌》。他偶尔也到小巷子里的书店，读司马中原的小说，“里头有狂风沙、北方的英雄好汉。”

    直到高四复读那年，每天只想翘课的骆以军，对文学有了真正的饥渴。他无意中读到余光中翻译的《梵谷传》(台湾将凡·高译作“梵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痴似的激动”，他用典型的骆式口吻表达当时的亢奋心情：“我要当艺术家！”他回忆，后来遇到不少台湾艺术家都说深受此书影响。《半生缘》也让他激动。骆以军说，张爱玲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让他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就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从1949年到1987年是台湾戒严时期，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的苦闷，台湾文学很大程度受到英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时，新潮文库书局、志文出版社出了一系列存在主义文学，像骆以军这样的60后，在饥渴的青少年阅读年代，几乎人人都深受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作家的影响。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在此前后左翼文学书籍通过各种小书店进入台湾读者的视野。骆以军终于在鲁迅、茅盾、萧红等人的笔下，“更真切地感受到外省籍父亲口中的那个大陆原乡。”

    骆以军至今记得，大学第一学期的冬天，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宿舍，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功”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看不懂那些艰涩文字”。意外的是，他一口气读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些哲学辩证实在太好看！”

朱天心长期鼓励骆以军写作，赠其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上面题字“无论未来会如何，我们约好了要幸福开心喔。

    “比起台大毕业的同行，我的阅读缺乏理论的逻辑结构，只像海绵一样吸。”骆以军甚是怀念那一段朦胧的“爬生类梦境”般的阅读体验。

    那时为了买书，他穷得要命，穿着邋遢，是校园中“人渣中的人渣”。一次拿了一笔小小的文学奖金，马上跑去买了光复书局出的《世界小说家读本》“还是盗版的。”

    骆以军大部分的小说阅读集中在了十九岁到二十六七岁。进入研究所后，因为念戏剧系，他也读一些理论。他很少读诗歌和散文，因为他认为小说是万王之王，是所有语言的综合，“小说几乎就是世界。”他把自己对阅读的追求，比喻成小说《香水》中，那个有点变态、不顾一切索取各种层次感味道的格雷诺耶。

    写作：冷酷的现代主义

    在广阔的语言世界里，骆以军体验到了东西方世界不同的混杂经验。

    他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而他在大陆小说中感受到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像张爱玲书中的某个段落，细光垂下来，一个转景，人淡淡的。”

    更让骆以军羡慕的，是大陆文学中的一套农民经验。他提到李锐的作品，“都是活生生的字，比如描写牲口。”还有阿城，“只是描写牛过铁链桥，但读每一个字都像吃东西，千滋百味。”

    大部分时候，骆以军沉浸在现代主义荒谬而冰冷的文字世界中，大陆文学作品中“放牛羊”的感官经验是他在生活里万万体会不到的。“关于原乡的记忆只停留在客厅父亲的故事及这些文学中，我是失去了。”

    阅读的感受渗入他的写作中。从《红字团》到《西夏旅馆》，骆以军的作品所释放出的气息也充斥着现代性的疏离。“二十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没有快乐的，整个现代主义就是在垮掉。”他说，创作者就是整个人类噩梦的接受者。

    三十岁后，骆以军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套拉美文学丛书，花许多时间将整个拉美文学系列认真读了一遍，并慢慢了解到文学背后的历史社会脉络。

    在骆以军心目中，阿根廷小说家波赫士(即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小说家第一名，“他创造了几何式的、天文学式的小说结构”。同样对他的创作有着巨大影响的是卡尔维诺，“《命运交织的城堡》立体的小说语言排阵。”骆以军新作《西夏旅馆》要建构的也是类似的动态迷宫。

    过去几个月，骆以军为了宣传新书，忙于参加各种讲座活动，直到最近重新回到咖啡屋里享受读书之趣，他最近看的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和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这么多年，他仍是习惯性地边读边抄。若遇到个大嗓门的邻桌，他就收起书包，起身走人。

    撰文：钟瑜婷　摄影：游胜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