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1893～1960）中国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教育家。湖南溆浦人。1928年，任《辞海》主编。两年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长。1936年，《辞海》出版。次年，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秋，他提议重新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59年夏，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在上海病逝。

 

教育学家、出版家舒新城，早年就热衷于从学校图书馆汲取知识，也把社会当作书读，后来又为教育制度、教育史研究，打造自己的教育专业图书室。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和图书馆的20年，又为办好编辑部营造了一个颇有规模、也颇有特色的图书馆。

 

舒新城，学名舒维周，从小就在私塾就读，有较好的国学根底。他与图书馆接触，始于1908年在家乡湖南溆浦县的小学时期。学堂设有供学生自由阅读的图书室，常备有《时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等书报，且时时有更新，这就养成他常跑图书室、且作札记的习惯。在此时期，他读了很多书，有《西学丛书》《时务通考》、林译小说，还有中国旧小说等。从1908年到湖南高等师范毕业的十年舂秋学校生活，舒新城几乎不曾有一天不赴学校图书馆读报看书的。后来他回忆这段时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部书：一是谢庐隐《致今世少年书》，针对青年论及求学、处己、待人诸方方面面，切中利弊；二是李廷翰《平民教育谭》，详细介绍普及民众教育诸问题；三是《曾文正公全集》，尤其是《日记》部分，觉得书中所讲的人生修养方法很适合自己，便一本本地仔细读了，并作了很多札记。他还仿照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言行，有错误处另作记号，以便随时翻阅，便利反思。 

1913年8月，只有小学学历的舒新城，为报考全部公费的湖南高等师范英语部，借用了本家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冒名顶替入校。入校后虽然经举报被查，但校长符定一认为他成绩优秀，乃一时才俊，特别留校继续读书。1915年，经符定一同意，他始改“建勋”为原来所用乳名“新城”。 

湖南高等师范坐落在长沙岳麓山，景色幽美，图书馆藏书丰富，使得舒新城得益匪浅，流连忘返。他进校的第一个春假，没有回家，准备把全部时间用在图书馆，好好读书。接连5天他在图书馆度日。第6日清晨，赴图书馆途中，他遇见任课的英语导师，老师见他成天埋头于图书馆，便对他说：你天天在图书馆读书，“这自然很好，可是你所读的书都是很小的，还有一本最大的书，你读过吗?这本书可以说是其大无比、其广无边，无论什么最大的著作家都不能写成这本书，可是越大的著作家都得越多(地)读这本书。……读这本书的人很多，靠它成功的也多，读了它(再)写成书的人更不少。你知道牛顿、达尔文，你也知道孔子、孟子，他们都是靠精心读这本书成功的。……你能在图书馆努力读书固然很好，……小的书虽然也要读，但是我希望(你能)更努力读这本最大的书。这本最大的书是什么?是整个的大自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就是它的某章或某节。你不能远到别处去读它的第几章第几节，(但)就是它的篇首岳麓山，精心读之，也是很有益的。” 

舒新城听了，大有感触，原来山山水水也可以当书读，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大的书呢。师范毕业后，他在上海吴凇公学等处教书，提倡和推行5年的能力分组制和选科制，以及男女同校；赞同美国柏克赫斯特创始的“道尔顿制”，即令学生按本身能力自由学习的教学制度，把图书馆办在课堂里，使它成为学生自修、研读的一个部分。为此，他先后应邀赴北京以及浙江、江苏、湖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传授经验和演讲。每到一地，他从不放过探索自然风貌的机会，考察社会习俗，为之留下了很多札记和摄影作品。他在行路中进一步体会到大自然也是一个读不完的图书馆。

 

舒新城自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上海和南京等地学校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他对当时教育制度颇为怀疑和抵触。从1925年始，他便专心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埋头进行著述，这就是1930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在上海时，他曾跑多家图书馆，结果令他失望。舒新城后来回忆：“上海除了东方图书馆的书籍稍稍可供一般人的阅览外，便找不着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更找不着一个专业图书馆。”在南京时，他也跑了多家图书馆，他去江苏省立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都不甚满意。只有金陵大学图书馆藏有较多的期刊，也有丰富的近年出版的地方志。金陵大学图书馆热情地接待了舒新城，允许他自由入库查阅各种书报杂志，以及携带本本抄录资料。他在那里消磨了几个月，按图索骥查阅了全馆书库。但也有失望，那就是有一些普通书籍，却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的重要材料都没有，如《钦定学堂章程》《学部奏资辑要》《光绪宣统新法令》《约章成案汇览》等以及各校章程和报告。同时，每年发行量最多的各种教科书也均没有收藏。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意外的机会，他发现了《钦定学堂章程》《学部奏资辑要》等晚清官方文书。这是在一处极不经眼的旧书摊，旧书摊老板是个收集破烂图书的商人，这些书就是按秤论斤进货的，都未经上架、一捆捆地放在地上。舒新城每次去，都能选到不少的教育史图书，老板还有很多书堆积在暗室，但不肯让顾客进室挑选。当舒新城得知此人好酒，自己虽从不喝酒，却为之买酒前去与老板欢饮，以求获得对方友好，终于得以进暗室挑选。他果然找到了很多有用的书，其中就有不为各家图书馆收藏的晚清和民初多种学校教科书，真是高兴极了。 

从1919年始的十多年间，舒新城经过努力，终于积累了有关教育的书籍刊物。7000余册，有了自己的一个图书馆。而当时的图书馆，没有一家像它那样专业，它俨然是一个教育专业图书馆了。他凭借这些书刊，编辑了4册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并编著了《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等多部著作。   

舒新城非常喜欢自己拥有的这个小图书馆。后来在进入中华书局后，应陆费逵要求，为使这批书能发挥作用、不致流失，并充实中华书局图书馆馆藏，他同意出让，遂由专人整理，编制目录移交。为之他还与陆费逵写了一封长信，内称：“我依恋它们，这7000余册破旧东西，是我民国八年后十余年来一手一足搜索购置而来。我重视它们甚至于比我的生命还要紧。”他是多么珍惜自己的教育专业的藏书呢。   

因而当将此7000余册转让与中华书局图书馆时，他还提出两点保留要求：一是本人搜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为十余年来工作之中心，编辑史料之工作仍继续不断，现拟在一两年内将从前编辑之稿以及拟增之件重为整理，增编结集；整理时所需的材料，要从旧藏中寻找，拟请公司转予采用。二是将来如离开中华书局从事著述，而需用此类材料者，拟请准予借用。

 

1930年1月，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当时图书馆有书5万余册，编辑共102人。他上任后着意做的是抓图书馆藏书建设和管理制度。 

舒新城感触最深的是图书馆要有丰富的藏书。30年代，他行走各地，每到一地都参观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颇感因经费短绌造成的藏书稀少。如徐州中学“仅一见方地，藏书不到百种”，郑州扶轮小学“图书馆除学生、教员赠送之旧杂志外，少新书，谓学生入学时交图书费五角，”开封图书馆“藏书数百种”；而在北平他看到正在建筑的北平图书馆设备华丽，致使购书经费不多，他便感触地说：“实则与其以如许雄资造一图书馆，不如划一部分作购书费”。因而他更加速了中华书局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凡各大中书局出版物均采购，工具书必须有两部，古籍要求多采购，规定图书馆本着“收集方志、丛书、金石书、医书、类书、禁书”的原则，还得注视版本，“如明清精刻本、殿本、套印本、巾箱本、老石印本以及批校本、稿本等”。经努力后，数年里即收购到2500多种、2万册以上，各省主要府县方志，大致齐备；此外，金石书有600多种、3000余册，其中甲骨文的书几多完备；明刻本有243种、2980册；还搜集了近代名人梁启超、张闻天等人的手稿多种。 

舒新城还抓图书馆科学管理，将原有的簿式分类目录，改为卡片，并增设了书名笔划卡、著译者笔划片和丛书子目卡，以便迅速查找。这在电脑索引之前，可是最简易的图书检索工具了。他还设立了资料整理组(剪报组)，将有关主要报刊所载文章制作文摘索引卡，并将它剪贴分类成册，以便编制《辞海》等书参考。   

中华书局图书馆是为编辑部服务的。图书很多是学术性强的专业书，为此，舒新城曾拟开办一所面对社会的普通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借阅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为主体，以资宣传和推广；且在图书馆里附设一家教育图书馆，为中小学教师教学服务。它后来因为选择地址不定，没能践行，但舒新城始终执持有图书开放、资源共享的理念。40年代末，复旦大学中文系助教王运熙要找《古诗纪》，因学校图书馆未藏，由系主任陈子展写介绍信与舒新城，遂在中华图书馆看到了稀见的明刻本《古诗纪》。        

1935年，中华书局图书馆随同编辑部一同迁入上海澳门路新址，图书馆定制新式钢书架285个，藏书不断递增，仅1939年到1940年战火纷飞的时期，就购进古籍3万余册。到1949年，它已成为拥有藏书55万册的图书馆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华书局面临经济困难，多有股东建议取消图书馆，将藏书出售，充作红利分股。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也派副局长王治秋前去面谈，“中华的书堪足以补充中央所未备，故极盼能收购。当然，能够捐献更好，但绝不勉强”。但舒新城以自己的图书馆积累和多年图书馆实践，认定中华书局图书馆必须要完整地保存：打散一个图书馆藏书体系易，要建立一个藏家体系难。他的意见总算获得各家认同。这在当时上海不少家图书馆被打乱的格局中真是不易。中华书局图书馆(现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终于完整保留下来，至今仍是国内很有特色的图书馆。舒新城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