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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图书馆汲取新知的革命家
发布时间:2011-11-01 14:38:28
 
 
孙中山(1866~1925),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人,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 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  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于  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9岁。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往事
 
孙中山先生一生好学,好读书,被同时代人誉为“手不释卷”、“无不博览”的表率,他自己也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还说孙中山,“于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可称无书不读。什么“十三经”、“二十四史”,什么《民约论》《资本论》,只要有关政术治道、有益民生国用的书,一有空隙,就马上把卷展玩,心就领,神就会”。孙中山的爱读书,始于他青少年时代于图书馆找书读,包括在海外的檀香山、伦敦等地图书馆的连续读书。图书馆培养了他爱好读书、追求新知的习惯。
 
檀香山求学,利用图书馆博览群书
  
孙中山最早接触图书馆是在檀香山。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兄孙眉赴檀香山,在英国人创办的伊奥兰尼公学求学。学校有个图书馆,庋藏有不少欧洲的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这使从小在家乡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等三代两汉之文的孙中山大开眼界。开始他不懂英语,有很大的语言隔膜,但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促使他努力通过语言关。经过艰苦学习,1882年的孙中山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知识且获得全校第二名。他在学校和地区图书馆得以大量阅读欧洲哲学、历史,以及华盛顿、林肯等人物传记,也初次接触到了《圣经》。孙中山是图书馆的热心读者,这在当地人中是出了名的。后有人回忆说:“总理(孙中山)常到檀岛图书馆阅览群书。稍有余钱,辄用以购书,甚好学精神,实为人所不及,故生平藏书亦丰。”   
从檀香山的图书馆开始,孙中山走进了图书馆的殿堂。   
1886年,孙中山回国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求学。南华医学堂的图书馆也是他常去的场所。一天,他在图书馆见到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觉得书里英文翻译的注释较朱熹注疏更为明了,就借出长期放在身边研读。   
翌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含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他在那里攻读了5年,为了选读课外读物,经常赴学院图书馆,但借阅的不是医学专业书,更多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有关书籍。他最爱读的是《法国革命史》、达尔文《物种起源》以及人物传记。因为精通英语,以至在读了赫胥黎原著后,对严复所译述的《天演论》书名提出歧义,认为严复把书名Evo1ution译为“天演”是弄错了,准确的还是应译为“进化”。Evolution另一个意思是“军队操练”、“军队演习”,严复是海军学校出身,所以译错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图书馆也让孙中山读到了不少军事方面的书。几年后,他和爱国志士潘佩珠见晤,且就著作的《越南亡国史》理念赞叹不已。他就此书侃侃而谈,致使潘佩珠惊异,原来孙中山早已读过了。
 
伦敦避难,徜徉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1894年,孙中山以“振兴中华”为宗旨建立兴中会,决心推翻清王朝。在此后十几年的流亡生活中,仍念念不忘找书读,利用所在地图书馆读书。   
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遇难,经老师康德黎医生营救脱险后,从1896年12月到翌年7月1日的8个月里,他靠着一张伦敦大英博物院东方部图书馆的读者证,几乎天天都在阅览室读书。据清朝驻英公使馆雇佣侦探报告,孙中山开始的2个月,每天读书4小时,但自第2年起,每天读六七个小时。通常是每天上午10时到阅览室,下午2时到金谷面包公司就餐,随后返回,下午7时离馆,有时读书疲倦了,就伏在桌上假寐,醒来又继续攻读。侦探还报告:孙中山在图书馆很有规律,除了用餐时间,哪里也不去。有时不外出就餐,就是几片面包,取杯冷水充饥,生活相当简朴。   
孙中山博览群书,着意考察西方国家社会风俗和政治制度,集中精力研读西方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学说,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都拿来仔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据康德黎说:“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采矿、农业、牲畜饲养、工程、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一样的范围。”他还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此中卢梭《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孟德斯鸠《法意》、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和美国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马克思《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都曾引起他的兴趣。它们对后来孙中山的思想和理念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有两部书,更引起了他的兴趣:一部是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孙中山从书中的“对于土地的平等权利”的土地公有举证,联系起中国几千年存在的土地问题解决方案,从而启发日后所提出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另一部是马克思《资本论》,他认真地做了研读。后来在1912年4月命任民国临时总统时,曾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为题演讲,提及了当年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所读的这本书。他说:“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主义,垂36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
上海香山路孙中山故居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读书生活,接触到的是欧美诸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给孙中山此后的理论和学说以非常丰富的养料,是孙中山思想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孙中山后来在谈及自己思想渊源时也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固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此中,“欧洲之学说”,主要就是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等所读到的各种思潮和学说。 
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也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者。   
孙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庆龄女士。
 
因为常赴图书馆,孙中山与东方部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道格拉斯相识。道格拉斯是位汉学家,舣方彼此商榷学问,还就中国的《诗经》和唐韩愈的作品进行过讨论。1897年3月,孙中山在图书馆馆长工作室,经道格拉斯介绍,结识了也常来图书馆的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二人一见如故,在图书馆里交谈。孙中山问:“一生之所期为何?”南方熊楠答:“但愿我等东方人,一举将西方人悉逐于国境之外也。”此后两人常会聚于图书馆。南方熊楠交友甚广,他向孙中山先后介绍了日本进步人士津田、冈本柳之助等多人。这对后来孙中山离伦敦取道加拿大至日本,显然是有影响的。孙中山也说:“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递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也。”   
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孙中山还交结了爱尔兰朋友和流亡伦敦的俄国革命者。
 
上海购书,打造自己的图书馆   
 
孙中山爱读书,购书也就成为他的嗜好。1908年,他在伦敦时,生活拮据,华侨曹亚伯经募捐,送来了三四十个英镑,他却用来买书。据孙贴身卫士马湘回忆,回国后,1918年孙中山曾有两次购书:一次是在上海,和宋庆龄一起赴棋盘街(福州路)选购了大批线装书;一次是在北四川路购得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1922年,孙中山从报刊上得知美国驻沪领事馆要拍卖美籍律师佑尼干藏书,就索取了目录,阅后说很好,于是全部收购、阅读。孙中山在上海、广州期间,还常找外国出版图书目录订购新书,这也是为掌握信息。1923年,黄季陆在美国纽约买了两部刚出版的新书:《近代政治问题》《战后欧洲新宪法》。当在广州向孙中山作介绍时,孙说已经看过其中一本《近代政治问题》。黄把书打开一看,“书中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的横线,有些地方打着问号,书的上方偶然发现了不少的圈和又的记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瞬息万变,因而孙中山是很注意信息的,他常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作一个落伍者。”   
孙中山每到一地就购置图书,数量颇为惊人,但如他所说:“我几十年来,因为革命,居无立所,每年所买的书籍,读完了之后,便送给朋友去”。这种处境在1918年得以改变,那时他在上海著述“建国方略》,而上海缺乏完善的图书馆可供利用,于是他决心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营造自己的图书室。   
孙中山写《建国方略》的《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就征引了许多自己的藏书,如从《史记》里找到“神农氏日中为市”的史据,从《格致镜原》《事物纪原》查核古中国制造舟车、发明火药、罗盘的起源,从费信《星槎胜览》认识明郑和下西洋航路和当时海舶构造等等。   
孙中山忙碌地在自己的图书室写作。若干年后,宋庆龄曾回忆当年情景说:“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   
现今坐落在上海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仍保留着当年孙中山小图书室的布局,楼下的书房(约占全层面积l/3)壁上挂着地图,四面都栉次鳞比排列着玻璃书橱,书橱里都分门别类地竖着许多书籍。
文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