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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贵流通
发布时间:2009-12-28 15:42:45


陶行知的出生地安徽歙县。

        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行知。祖籍绍兴会稽,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后又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陶行知一生从事平民教育。
        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家,多着意以“教育救国”、“启发民智”为奋斗目标,如梁漱玉、晏阳初、黄炎培都为一时之秀,而终生于平民教育普及,让穷孩子都有文化,注切于学校活教育的陶行知,尤注切图书馆,特别是开发流通图书馆的功能,他倡导学以致用,用以致学,把书读活,抵制传统的书呆子,他说:“两只手儿拢在袖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方便更多的平民利用图书馆
        陶行知,原名文濬。1917年由美留学归国时,因对明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有兴趣,改名为“知行”。1934年7月在创办的《生活教育》开辟《行知行谈》专栏时,又改名为“行知”。
        陶行知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六岁识字,聪明绝伦。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回国后即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与蔡元培等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以该社总干事的身份参加了中华图书馆学会的筹办。1925年,中华图书馆学会终于成立了。
        在此期间,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的陶行知,在该社举办的历次年会上总要为多创立图书馆、推广现代图书馆管理法,以便更多的平民利用图书馆而发表演说。后来,美国编制的1925年版的《世界教育年鉴》约请他撰写关于中国图书馆运动的稿子。陶行知不无感叹地说:“远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周朝,中国即有了图书馆。但只有极少数知识贵族才能利用之,一般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问津的,更不用说平民百姓。”
        在南京任教期间,陶行知先后参观了燕子矶小学、明陵小学、尧化门小学和无锡开原乡立第一小学。在参观中,他特别欣赏经费短绌的燕子矶小学和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燕子矶是个乡村小学,学生126人,没有图书经费,但这个学校里有教师参考用书20余种、学生读物40余种。陶行知问买书经费从何而来。校长介绍:“每逢年节、午节、秋节、学生例送节敬,我们却之不情,就会来买些书给大家识读。再学生有一种储蓄买书的办法:每天储蓄一两个铜板,我们就把这笔钱拿来代学生买书。这是一种大家买书大家看的办法。每人出几角钱就可购几十块钱的书读。出校的时候,学生还可把自己的书带回去。”陶行知听了很欣赏,认为这种办法,“比同等的学校好得多”,“这是穷学校阅书最好的办法”,“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
        他也欣赏无锡开原乡立第一小学图书馆。这家乡村小学图书馆备有学生用书29种,共2866册;教师用书45种,共2649册。学生用书按年份分为18个阶段。陶行知最为欣赏的是,这家学校的图书馆是由学生管理:学生参与者分为七股办事:即借书股、装订股(修补)、报告股、格言股、棋枰股、悬赏股和巡回文库。这种自己管理、自己动手,而且做得井井有条,使得他大有感触:“乡村小学图书馆就我所看过的,怕要以此为最好了”。

        “图书馆非为书呆子所设也”

1927年南京晓庄师范学校。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劳山开办了晓庄学校(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学校创办时所订规划,就注切到图书馆功能,如所筑的每间茅屋住十个学生、一个指导员(教师),内设阅书室。他说:“读书不做读书呆”,还写有《告书呆子》诗:“没有指导!没有工做!开天辟地的机会,可能让它错过!”后来晓庄学校图书馆建成了,陶行知就以之为学校招生标准:“凡是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的,都最好不来”,并为图书馆取了一个别致的名字:“书呆子莫来馆”。“书呆子莫来馆”藏书多讲应用教育。陶行知长子陶宏曾说:“过去晓庄学校教育方面的藏书之多在南京可说无出其右的。”为之,后来陶行知还曾打算将此类之书划出,另设立教育图书馆呢。
        晓庄学校“书呆子莫来馆”在南京出了名。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前来参观,对此馆名称,:如坠雾中,不知所云,听了值日招待员介绍才明白:死读书要变成书呆子的。
        “书呆子莫来馆”蕴含了陶行知开办图书馆的独特思维。如他所说:“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因此,我以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做成‘书呆子莫来馆’,但是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为什么又要图书馆呢?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情看个明白。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解决问题。断不可以来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正是用书如用刀,不快便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

        流通图书馆是一个文化小饭馆
        陶行知要求书呆子莫来馆,让每本书发挥作用,图书流通,使死书变活书。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所列搞流通式教育,谈了公共场所展览、墙报和修学旅行,更详细地阐述了流通图书馆功能,提出:流通图书馆应普遍设立在学校里,向大众公开。小先生和快传先生,可以代他们的学生借书还书。这样,管理者可以减至最少,又可免除一般民众借书之害羞,而图书借还有人负责,亦不致失落。流通图书馆为大众自学之重要机关,必须努力普及。还希望流通图书馆于图书极其缺乏的地区发挥作用,如在边境,“所需新书,每每要过一年半载才能收到……我们应该发起购制普及教育飞机数架,专为输送文化及推进普及教育运动之用”。

1932年,陶行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是教育团体,所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他在工学团总部开设了一个拥有图书万余册的流通图书馆,专备流通图书车送书到周边乡村,同年上海创建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也设立此种流通图书专车,由山海工学团的工读生负责送书下乡。陶行知相当推崇此类图书馆,认为此类图书馆,从拯救文化所需的地位看来,无异于一个“文化小饭馆”。它可以一镇一个,一村一个,也可以一街一个,一弄堂一个。花上一二十块钱,就可以办成一个。
        陶行知在推行工学团运动时,创造了用学生教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他所创办的上海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就是以学校的每个小先生在放晚学时,按其所教学生的程度,代学生借书还家,在书读了后负责带回;或由班主任、干事和小先生们挑着书担巡回来往各村,择一适当地点公开借阅,每周至少去各村一次。还在借书简则中规定:“凡借书最多,同时又能尽量教人者,本馆得酌赠文具盒铅笔、练习簿等作为奖励。”流通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重要工作,因而陶行知在竹柯工学团创办时,还提出“每大村有一处流通图书馆”,且说:“流通图书馆的意义,只要看一看它的名字就能明白一个大概。从藏书到看书,从借书到借书出去看,这过程是代表了图书馆发展的阶段,也就代表了普及教育发展之步骤。让人借书出去看是流通图书馆的特性。但是借给谁看,怎样借法已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明白,则流通图书馆不免要做成知识分子及有暇阶级的高等听差,负不起普及教育之使命。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地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

        参加育才学校图书馆整理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为创办育才学校,草拟了办校规划。育才学校的学生,乃是从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选拔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
        办校要有图书馆。他在香港期间参观了民办的冯平山图书馆,到了重庆后又参观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即为日后的育才图书馆自筹图书强化了理念。育才图书馆筹建时,陶行知全力以赴,订立了募捐购书三万册的高指标,为之向社会募捐、向友朋募捐,也确有人相助,如冯玉祥就捐献了图书费500元。同年7月,育才学校挂牌了。他亲自操持图书馆建设的策划和运作。开始,就以整天时间研读了王云五图书分类法,并以它为育才图书馆庋藏法则,还亲自向图书馆员介绍;指导他们将图书整理,按文学、美术、音乐等八类次序,将所有图书先分别上架,再分细类从容编号。陶行知还常去库房检查质量和效率。有次赴图书馆,发现纸片抛满地上,文学类的也全摆在地上没有整理,很是痛心,经过督促,才得到改进。两个星期后,图书馆的书籍有条不紊地整理上架。
        书充实馆藏。其中最有规模的有《万有文库》和《古今图书集成》。这是向重庆北碚区长借用的。陶行知把它当作一件大事,还派出50个学生护送回来,进学校图书馆时,大放鞭炮欢迎,自撰标语张挂:“拿集体探讨集体创作,答谢《图书集成》;以万分努力万分爱护,欢迎《万有文库》。”并以汉英对照文字张贴,予以介绍。翌日,陶行知安排七个学生整理《万有文库》,几天后,又以大课形式向学生们介绍《万有文库》。
        陶行知生前留下很多手稿、书信、日记和笔记,其中有600多件,包括与家属的信件200余封,三十年代的日记,抗战初期出访欧美和亚洲的札记,这些都是经上海图书馆萧斌如先生等努力,由陶行知妻子吴树琴等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保存的。上海图书馆为之设立有陶行知资料研究中心,出版了《陶行知手迹》影印本和研究资料光盘,还开办展览展出他的各种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