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与巴利文专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季羡林风风雨雨的百年人生，为人们树立了学者治学的一个最佳模式。这是一个学者如何奋于读书，善于利用图书馆的历史。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各个国家，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于今天图书馆的设备，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图书馆必须给予最高的赞扬。”因此，季羡林很懂得图书馆的价值。他曾说：“我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少离开图书馆，就如每天必须吃一样，经常而且必须。”

        想到清华图书馆，心头就涌上一股温馨的暖流
        1930年，季羡林从山东济南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老师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知道他在中学时就发表作品，就找他写稿，甚至还出题命作，如布置写纪念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以及南唐李后主的年谱和传略。季羡林即从图书馆借了美国自由派的评论周刊《新共和》和其他参考书等，忙着准备。在学校的四年里，他经常在图书馆写些书评和散文，当年季羡林的日记，就常记有在图书馆读书刊的内容：“早晨在礼堂举行纪念典礼，这种形式主义的纪念，我也真不高兴去参加。一早晨只坐在图书馆里检阅杂志，……过午也在图书馆。”(1932年9月18日)“图书馆新来杂志不少，《新月》亦来，有胡适《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今天又到书库去。我每次去，看见那几部法文书，总羡慕得馋涎欲滴，总觉得个人那点书的渺小。”(11月7日)“今天一天老想到要作文章，无论在班上、在寝室里、在图书馆里都费在沉思上。晚上在图书馆里写了一篇名叫《枸杞树》的开头。”(12月6日)
        季羡林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常客。1934年，他从清华毕业，接到母校济南中学聘请为国文教员的信件，为之积极准备，未雨绸缪，多次赴图书馆查阅与国文教学有关的书籍，如《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还从郑振铎《中国文学史》里抄录了预定要选的文章，有几个早晨还专门到图书馆去读《琅媸诗序》和其他几篇张宗子文章，借助《康熙字典》和《辞源》把它读懂读通。
        早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生涯给季羡林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1999年，时已88岁的季羡林还以《温馨的回忆》一文，回忆学生时代与清华园图书馆的因缘：
        一想到清华图书馆，一股温馨的暖流便立即油然涌上心头。
        在当时一直到今天，它在中国大学群体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解放后，曾加以扩建，建筑面积增加了很多。但是，整个建筑的庄重典雅的色调，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与前面的雄伟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一点也不显得有任何逊色。
        至于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更是闻名遐迩。不但能为本校师生服务，而且还能为外校，甚至外国的学者提供稀有的资料。根据我的回忆，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相当宽敞的，一间居住两人，每人一张书桌。在屋里读书也是很惬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人一走进去，立即为书香所迷，进入角色。

        流连哥廷根大学梵文图书室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进入哥廷根大学。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大学生却有二三万人，文化气氛极为浓醇，季羡林主修印度学，专攻梵文，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是当年陈寅恪留德时的同学，一代梵文大家。

        季羡林好学不倦，经常跑图书馆。几十年后他在《留德十年》回忆说，哥廷根“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甲德国”。还谈及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梵文图书室。那设在二楼的图书室，几乎是他天天要去的地方。它的藏书不到一万册，但对初上梵文门阶的季羡林，却已感到是应有尽有。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册的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来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他经常阅读这部汇集，日后还蛮有体会地说：“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齐全的，因为有的杂志非常冷僻，到大图书馆都不一定能查到”。他天天到东方研究所，除了上课，就是上这个图书室看书。
        1937年，季羡林在攻读梵文之际，为大学的汉学研究所聘为兼职讲师。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非常关心本所的图书馆建设。研究所有七八间房间，除了一间所长办公室和一间教室，其余全都是图书馆所拥有的书库和阅览室。它的书架从地板已延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一些中国善本书，包括几种明版小说。它藏书之丰富，使季羡林惊喜。他后来谈到，1937年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管理……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季羡林也成为哈隆所长的知心朋友，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从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源源不断地来到研究所图书馆，他还特地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纸，给这些买来的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使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分外光彩。

        1938年秋，瓦德尔施米特教授与季羡林商定写博士论文之事，课题是《<大事>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位》。《大事》(摩诃僧神祗部)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一部记载佛陀生平传记的佛经，规模宏大。历经三年，季羡林把论文写出来了，又花了很长时间写了绪论。在这三年里，从大学图书馆到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多达千种的书刊杂志。他把绪论送交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审阅，一星期后教授就把绪论返还，打开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最前面划了一个前括号，最后一行后面打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说统统不要。教授说：“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要花大力校对毕业论文，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更要核对所用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因此季羡林又向图书馆把借过的书刊再借一遍。他回忆说：“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这篇论文的著作过程，打造了季羡林后毕生治学要严谨、写作须创意的理念。

        为《糖史》，天天赴图书馆寻资料
        八十年代初，季羡林得到一张编号P3303的敦煌残卷，是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编定的，上面记载了印度熬糖技术，他对于糖在世界的传播发生了兴趣。早在40年前季羡林在德国学梵文时，就注意到欧美主要语言的“糖”和“冰糖”词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Sarkarā和Khandaka。据语言流传规律，当一种新东西由国外传入，连名字也会带进来变成音译字。“糖”、“冰糖”借用外来语，说明欧洲原无糖，而印度有，这就是文化交流。季羡林由此萌发著作一部中外糖史，以佐证人类社会许多特质与文化方面的进步，都有赖于整体性的功能互补。
        糖史研究是一项大工程。它一无索引，二缺线索。1993年到1994年，季羡林用了两年搜集材料。当时没有进入电脑时代，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从书本里查阅，沙里淘金，竭泽而渔。该课题涉及极广，以至如医书、农书、佛典、中外游记、日记、各种杂著、笔记以及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种著作等等。在这两年里，季羡林几乎每天赴北京大学图书馆，来回五六里步行，酷暑寒冬，除了星期日善本书库不开放外，很少缺席。图书馆管理员还记得1994年春节时，教师阅览室就只有季羡林一个读者呢。在教员阅览室有两层楼书库，藏书十余万册，那里有《四库全书》和台湾出版的几大套《丛书集成》《中华文史论丛》，在那密密麻麻的字丛行间，寻取有“蔗”、“糖”等字的内容。北京大学图书馆没有的善本书，他还得赴北京图书馆借阅。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完成了这部拥有83万字的《糖史》。在完成之际，他也念念不忘帮助自己借阅图书的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们，特在书中列名表示感谢。
        因为对图书馆功能的高度肯定，季羡林也为图书馆赠书。几十年里，他经常与家乡山东清平官庄小学邮寄图书。这些图书很适合孩子口味，因为他每次购买时，总要带上自己的孙辈上书店参谋而定。2001年，他还向北大图书馆捐赠图书、手稿、字画，其中还有一幅苏轼的画作。在谈及自己捐献的古字画时，他还建议学校建立一座用于教学的艺术博物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