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1900～1966）湖南淑涌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家。1924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兼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翌年秋转伦敦，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年赴德国访问柏林科学院及各地博物馆，考察劫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同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38年返国，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

        中国中外交通史家、敦煌学家向达先生，是从东方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走进学术成为世界级学者的。他起点是在图书馆，善于应用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和文献学，写成《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传世之作。向达在图书馆书海里遨游、跳出常人泛读、不求甚解的怪圈，为图书馆研究工作者作出了成功榜样。

        26岁校勘巨著《世界史纲》
        向达青少年时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和英语基础。他非常好学，小学、中学求学时，年年全优，而且体育课也好，还是学校足球队中锋，因为踢得狠，被师生誉称为“铁脚”。
        1918年向达考进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以第一名分数就读化学系，后因受五四运动影响，一年后改读文史专业，受到柳诒微教授喜欢。大概在此时间，也接受柳诒微所专长的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启导，打下了治学图书馆的基本功。
        五年后，向达大学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局编译所任见习编辑。当时编译所所长是王云五，颇有雄心壮志，把编译所原先的图书馆定名为“东方图书馆”，扩充图书设备，更多地采购海外原版书籍。王云五与编译部主任何柄松商定，组织全所人员参加编译“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等几种丛书，规定每人每天最低限度为1500字，当天未完成翌日补齐，超额完成予以奖金，长期未完成扣除部分工资，屡教不改者开除公职。此间向达是很积极的一个，白日进库查书翻书借书，晚间又挑灯读书写书。他在书库里有目的地读了有关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文字，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也因此逐渐引起了他对文化交通史的兴味。
        向达的翻译非常出色，也引起王云五的关注。1925年初，梁启超读了英国大学者赫胥黎学生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大为赞誉。这是一部泽泽万言的世界全史。他要儿子梁思成译为中文，并几次与王云五商及组织翻译组相助之事。王云五读了梁做了密密眉批的《世界史纲》，即决定由东方图书馆向英国出版商购置几部，分发于编译所用。并推荐向达和陈建民、陈训恕等与梁思成共译。翌年，合译结束，又由王云五会同任鸿隽、竺可桢、朱经农教授等校订，并在全书发排前，指定向达作审订。当时26岁的向达，人微位轻，但很好地完成了王云五指示：“悉心校勘，以期免误”，从书库找来有关工具书核实求准，当全书出版后，又奉命作全书章节勘误表，再次在书库搜罗有关世界史各家原著，为《世界史纲》作校勘。
        1927年2月，两大册《世界史纲》推出了。它也是向达在翻译后校勘图书的一条纪录。在此期间，他也有目的地在书库里寻读中西文化交通史的中外书籍。在实践中继续运用图书馆学的各种功能。

        为郑和编制版本目录学
        向达研究唐代文化交通，开始出自偶然。1925年夏，向达偶读《隋书•音乐志》，引起了对龟兹音乐的兴趣，随即查阅日本荻原云来《梵汉对译佛教辞典》，又读两部英文译述印度音乐的著作，以汉唐法显《佛园记》、玄奘《大唐西域记》，南卓《羯鼓录》有关文字，得出所谓“龟兹乐，实为天竺乐(佛曲)北宗是也”。由是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考证《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论文获得肯定。向达继续前进，又就唐代佛曲作研究。向达因能将东方图书馆作资源，得以能极大程度地用书。他曾把罗振玉定为“佛曲”的几篇来自敦煌的俗文读了，毫不见有宫调之踪，于是又托友人自北京京师图书馆抄得敦煌卷子三篇，自东方图书馆找得《支那学》第四卷日本青木正儿由敦煌卷发现的相关变文，经过考证、校勘，又写成了几万字的《论唐代佛曲》。
        向达对郑和与中西航海史颇有兴趣。郑和史绩的记载，主要是《明史》，另有一部就是梁启超的《郑和传》。向达先是由地理学家王庸《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提供的线索研究，但极有限，于是作全面搜索。“明人刻书而书亡”，此间囿于书坊篡改或因校勘疏忽等因，向达在编制这份目录时，非常注意版本，所列每种书都分别记录有几多种版本，如《星搓胜览》，就列有十种版本。从中可见出向达所运作之版本目录落笔之细，用力之勤。版本目录学必须对己见各种版本细勘，才能梳理清楚。有如向达对马欢《瀛涯胜览》六种版本审核了，才能发现《纪录汇编》本最好，有作者自序、纪行诗和无名氏后序，对照其余诸本发现都有删节。
        因为是关于郑和史事都列目录，向达也在目录里列有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还将此书的三种刻本，即民初《申报》馆本、上海商务铅印本和上海中原书局石印本比较后说，三种刻本中以《申报》馆本为最好，次为商务本，又次为中原本。
        图书馆里编制版本目录学是一门大学问，贵在实事求是。1926年，向达在东方图书馆搜索郑和材料，未见有《西洋番国志》，知圣道斋藏本，所知内容亦是由《读书敏求记》《四库提要》介绍。他认定此书在乾隆年间尚存，“现今有无传本，不可知”，“若有一日复见于世，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一定有不少的贡献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当知悉天津有人庋藏此书，向达大喜欲狂，后该书被捐献予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即赶去阅读为快。

        走向海外调查英法图书馆藏书
        1930年夏，北平图书馆建立新馆，要引进学科领导才俊。向达经南京高等师范的同学推荐，担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写经组组长兼馆刊编辑。向达在北平图书馆如鱼得水，完成了扛鼎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了在东方图书馆写就的专题图书目录《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以及《方玉润著述考》《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等作者自认为引用目录学和版本学所写的专著。文中所列资料，如“宝卷”类，非在图书馆工作是难得其门的。向达自清道光黄育楩《破邪详辩》找到60种著录，又在北平图书馆内库找到《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七种，加之郑振铎等提供，集腋成裘。
        1934年，向达正在翻译英国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执行与英国博物院图书馆互换馆员学术交流的协议，委派他与王重民赴英、法、德等国作长期考察。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机遇。翌年，向达在伦敦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院东方部专心致意于敦煌卷，将那些未整理的卷子抄录。他整理的敦煌卷子每卷都写有卡片，记上编号、名称、格式、所存行数，并抄录前五行和末五行，就此还写了一篇《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寄回发表于《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几年里，向达还为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各摄制了一套英国各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

大英博物院。

大英博物院所藏盗自敦煌的壁画与雕塑。

        向达在伦敦期间，另个最大的乐趣是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兼作研究。经过几个月接触，他对所藏五万册书有一本明细账。它大多平常，但也有珍贵的，如《永乐大典》12册、太平天国刊印书籍15种。向达真不愧是图书馆大家，竟由其200种明版书籍(三十年代明版书不稀罕)发现其中若干很不错。他是从书籍上所钤印章作定位的，为之特地作以记录。如将仅有半页的嘉靖《春秋经传集解》，所钤之印全录；还记录了《周易全书》钤印的“乾隆御览之宝”。向达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新历》说明写得尤好：“关于太平三年历则牛津有癸丑与癸好两种，只封面不同，内容一样，显然初印时为癸丑，随即改为癸好。所以癸丑本甚为少见。”盖因洪秀全辈进南京后改字，讳“丑”，故有此讹，由此足见他非常注意版本之妙。当时“太平天国”还是一个新课题，向达努力在英法等国图书馆搜集有关文字、档案。1950年与王重民编辑、并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料》。

        最大愿望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
        新中国成立前夕，向达虽然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但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比之当年在东方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却大不方便，手续繁多，而且常被拒之门外。有次他去借书，填索书单，借了三次都遭拒绝。他去找馆长毛子水，毛通知出纳员找出。向达借到后，却只准在室内阅读。他发急了，说：“好!好!下次我把你们馆长的圣旨顶在头上来找你。”
        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接受毛子水邀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但见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任期未久，这个馆长便被罢免了。向达想利用图书馆藏书又受到限制，好在他平时多买书，在燕南园三间住房就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图书室，图书室书架林立，庋藏图书按图书分类排列，很有规律，也很易找到。主要靠这个图书室，他1939年就着手巨著《蛮书》的校注，终于在1962年完成了。

1950年北大部分教授参观新开放的红楼李大钊工作室。左起第七位为向达。

1950年北大教授签名拥护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联合宣言》。右起第四位为季羡林，第五位为向达。

        晚年向达最大的研究目标是为《大唐西域记》作校注。早在1949年，向达就准备整理了。1962年，他向中华书局提交了一份整理《大唐西域记》的庞大计划，且设想分别出版详注本、简注本和影印本三种本子，并决心以余生精力完成这项计划。为此，1964年3月，向达冲破本单位领导人束缚，自费南下到广州向陈寅恪教授请教《大唐西域记》里一些涉及梵文的问题。陈寅恪盛情款待，且为他的锲而不舍感叹不已，写有《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广州返京，向达继续在广济寺中国佛协处整理《大唐西域记》，以期有部好的校注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