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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乡镇图书馆走出来的国学大师
发布时间:2009-07-24 14:53:31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退休。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逝世。

        钱穆是自学成材的国学大师,也是世界级学者。他没有任何学位,最高学历也只是中学肄业,但他埋头苦学,后任教乡镇小学,以后辗转各地,大多也是凭借各地图书馆读书、用书和写书。图书馆给一介书生广阔的认知天地,所以他后来创办新亚学书院,就特别重视图书馆功能,规划学院图书馆要坐地最广,图书馆设备更要以藏书为第一。

        十年乡镇图书馆生涯
        钱穆出生于书香人家。早在他五六岁时,就开始接触书本了;第一本书似乎是祖父的大字木刻本《史记》。后来他回忆说:“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祖父的书斋也就成为他接触的第一个“图书馆”。钱穆爱读章回小说,九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120回六七十万字的本本,可以不失一句一字,且能据情节揣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
        1904年后,钱穆进入家乡荡口果育小学。老师钱伯圭要他多读时人所译著新书,多做思考。钱伯圭说《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各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这话影响了钱穆一生治学,视为终极关怀。他日后常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此话确也指导了钱穆80年的图书馆生涯。
        1912年,钱穆由南京钟英中学肄业回家,在家乡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就此开始十年小学教学生涯。他陆续接触了几所任教学校的小图书室,而受益最深的是鸿模藏书楼和泰伯图书馆。1913年钱穆在无锡华家所办的鸿模学校(原果育小学)任教。学校兴建有一幢五间两层的新楼,命名为“鸿模藏书楼”,庋藏华家家藏图书,极有限地与学校老师阅览,但钱穆例外。据他回忆,藏书楼楼门虽不轻启,因校董兼校长华绎之是他1910年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信任有加,破例给了一把楼门钥匙,任凭他自由进楼读书。这为钱穆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1919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泰伯镇长邹茂如打算为小学建造图书馆,即请他作全面筹划;他参自鸿模藏书楼建有两层木楼,而楼前设圆形铁栅阳台乃是新创意,为方便读者久阅后舒目远望。图书馆建成后,钱穆即兼任馆长,承担馆务管理和图书采购。他经常自往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采购、订阅图书报刊。图书馆还拥有一部康熙时编、雍正四年(1726)刻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全书仅目录就有40卷,这是在当时中国很多省级图书馆也无庋藏的。泰伯图书馆藏书达一万多种,是当时无锡四大图书馆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钱穆在此期间,夜以继日埋头于图书馆,自称:虽居穷乡,未尝敢—日废学。效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例,晨读经子,夜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授课之暇,则阅读报章、杂志,以为读诸书之先导。
        乡镇图书馆使钱穆大有收获。1918年,他将乡镇图书馆得来的知识,著作《论语文解》,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从泰伯图书馆首次研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今文经学著作后,钱穆大有感触,说这是日后能撰就《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由来。

        “《读史方舆纪要》不可不读也”
        1922年秋,因同乡施之勉推荐,钱穆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他特地选择离厦门大学图书馆近处为住宅,潜心治学,在图书馆有计划地读了《船山遗书》等著作、译作笔记,为日后写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本;而更多收获仍是年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有相当规模图书馆的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任教时得来的。此两处学校图书馆最大特色是不断增添上海、北京等处推出的新书、报刊,而且都是开架阅览,致使他学问大进。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钱穆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任教,长达八年。他的学养深厚,口才又好,主讲的“秦汉史和中国通史”大受学生欢迎,与胡适等被誉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三个教授之一。但他为历史系首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竟无一个学生选修,台下旁听的全是法学院政治系学生。

钱穆在课堂上。

        在北平期间,钱穆常跑图书馆,为自己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作大面积考证各种版本,其中如《竹节纪年》,历经多家图书馆查索无着,后来还是在北平图书馆得获。由此也与北平图书馆向达、王庸、刘盼遂以及本校图书馆的毛子水等相熟,引为至交同道。他也逛琉璃厂等旧书肆,购藏图书,几年之后竟然也庋藏了五万本,俨然成为一个家庭藏书楼了。因为常喜采购古籍珍本孤本,触类旁通,钱穆竟也精通图书版本学。一天,他购得一部清嘉庆刻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前八卷,大喜之至,时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藏有得自顾家的抄本,特专程携抄本前来北平请钱穆帮助鉴定;钱穆确定为顾家家传本。叶亦大喜,要将抄本影印出版。经钱穆建议最好是将旧刊本和抄本对校后出版,当即委托钱穆作校勘。这部《读史方舆纪要》,钱穆爱不释手,抗日军兴,他流亡各地,走遍半个中国,所藏五万册书全丢在北平,随身只带了几本为讲授通史的书籍,据称其中的一部就是《读史方舆纪要》。早在北平任教时,钱穆读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发现该书凡遇地名必评引顾书原文,且整段抄录,不加删节,由是知日人对它非常重视。后对照日军侵华路线,发现很多就是按顾书行事的:如据天津后,不沿常规的平津铁路,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线,则北平自在包围中等。所以,当后来钱穆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从军,钱穆要他们随身都带此书,说:“赴前线,首先应略知军事地理,《读史方舆纪要》不可不读也。”

        每到一地,借助当地图书馆资源
        抗战八年,钱穆随校辗转衡阳、蒙自、昆明、宜良和四川各地,多借助当地图书馆资源。当在湖南南岳,他每周六赴衡山图书馆,专借所藏商务印书馆新印《四库珍本初集》里宋明各家集,择要笔录,后录入《国史大纲》;不久,又随学校文学院迁云南蒙自、宜良,课余继续撰写《国史大纲》,所需的“二十五史”、“十通”,全借自蒙自县立中学图书馆。
        1940年,钱穆任成都北郊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所在前主任顾颉刚时,因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捐助购有很多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和学术著作多多,还有成都等地藏书家寄存的八万册图书,钱穆大为高兴。这时他受国立编译馆约,编纂《清儒学案》,所用书不足,又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书,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者,条贯叙述,撰入《清儒学案》,后此书稿在抗战胜利后运返途中遗失,幸还存序目一篇,载于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得窥全貌。
        钱穆晚年还被学界推崇为朱子学大家。他曾自书春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这乃是得益于抗战时治学四川期间。1943年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被聘为华西大学教授,住在大学教授楼。时蒙文通兼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钱穆部分馆藏图书寄放于教授楼下,供居楼教授阅读。正在此时,钱穆胃病大发,休息半年,稍有好转,即向楼下查书借书,静心读书,于此通读了《朱子语类》130卷。此后即着意于宋明理学和朱子学说,又因理学深化,不得不研读佛经。1944年暑期,移居灌县灵岩寺,向主持僧借阅珍藏《指月录》,由是山居两月,通篇细研,此后又广读佛经,竟然大有建树。
        钱穆每到一处,必求助于当地图书馆资源。1946年初,他于昆明出任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图书馆就设在翠湖公园,钱穆亦住此处,每日晨起必往图书馆读书半天。翌年钱穆回到无锡,为荣德生聘为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荣特拨自居老屋与他居住,隔壁就有意安排大学图书馆主任王庸居住,以便钱穆便利应用藏书。钱穆指导学生圈点、编制《四部选粹》,可以不出屋,由王庸吩咐图书馆源源不断地送进送出。

        规划新亚图书馆
        钱穆做过图书馆馆长,又是长年累月与图书馆打交道。所以对图书馆建设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9年10月,钱穆与唐君毅教授等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开始非常简陋,也没有图书馆。他颇不以为意。1956年,由他规划的书院在九龙筑造新舍,即定以图书馆占地最广,教室其次,办公室又次,院长办公室最小;还规划五年扩充藏书:第一年中文书庋藏两万册,外文书庋藏两千册;以后每年分别按庋藏两万册和两千册的数递增。

钱穆(左)与唐君毅在香港。

 钱穆故居的书房一角。

        钱穆非常注重图书馆设备。他在所订计划中特别指出:“鼓励学生课外自学,并为师生研究专门学术之需要,图书设备最为急务。”见于钱穆等人努力,香港新亚书院藏书,尤其是保存的古籍书,在香港大学和各家图书馆中名列前茅。钱穆嗜书如命,爱护图书也是人所共知,他以为图书馆图书必须珍惜。在新亚学院,有次讲演就说:“同学借书,应该当心爱惜,不应折角、涂污、做记号等。此事不仅保护了书本,亦是养成了看书人自己的德性。而且图书馆藏书常新,亦是鼓励后来同学们读书兴趣的一个方法。又如同学们借书遗失了,那更是不好。遗失一本书,要照补一本,这须浪费很多馆员的精力与时间。”
        新亚书院图书馆按照钱穆规划,欣欣向荣。后来新亚书院与崇基、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迁至新界沙田,图书馆亦随迁新址。1975年,钱穆80岁,为纪念和表彰他的贡献,书院图书馆乃被命名为“钱穆图书馆”。而在台北,1992年1月,亦在他迁台后的住所素书斋建立一所学术研究图书馆,且定名为“钱穆先生纪念馆”,内庋藏钱穆藏书、著作和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