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无图片
 
[名门望族 罗元恺家族] 父辈通儒助北伐 书香子弟成名医
发布时间:2009-02-10 14:29: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罗元恺及其夫人廖锦华晚年照。
 

  历史的枢纽 

  一个中医世家的轨迹:从“儒医”到“学院派”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院”的综合体,从他开始接触中医那一日起,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许多老中医的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遇贫穷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习医从小就受到父亲罗棣华的点拨。

  以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这要求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可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罗元恺的父亲罗棣华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都是自学所得。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罗元恺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而除此之外,罗元恺还学习了现代医学教育,可谓“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广州许多赫赫有名的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该校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另外,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积极支持西医发展。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设了西医基础课,罗元恺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值得一提的是,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并负责《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今天,罗元恺的独女罗颂平继承了他的学术,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的她,谈及自己的父亲,自信而骄傲。

  从罗棣华到罗元恺再到罗颂平,一个中医世家完成了由“儒医”到“学院派”的轨迹。  
  
  后世讲述  
  
  罗颂平,罗元恺独女,1956年出生。自幼帮助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事实上,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自己的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有力。  
  
  祖父罗棣华曾做北伐军医 后在洪德路开诊所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于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做随军军医。因当年北伐军常遭受疾病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

  北伐战争结束,爷爷来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共娶过三个妻子,养育过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校5年,他研读了很多医书,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克明医刊》。
  
  父亲罗元恺以头名成绩毕业于中医学校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闻名,但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内科医生。其实,在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进修法律,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时,罗家辗转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带着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母亲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任校长。

  1941年香港沦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方,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行医。那时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我的小叔也因霍乱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诊外,还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编写。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广州,原先的医院和学校曾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全部散失,那时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校董、校友取得联系,父亲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

  1947年,学校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
  
  “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政期间,他写了很多提案,甚至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图书馆等。此外,在中国中医学教育发展方面,他也做了不少事。

  1977年,广东省革委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带着方格纸去陶陶居喝早茶
  
  父亲那一辈老中医,不流行写书,很多老中医都没有学术临床经验留下,我父亲从医60多年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从5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喝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女科述要》、《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景岳全书》(《妇人规》)本为先人写的一本古文医著,是我先把它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的著作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是中医院校里的教材,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他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后世访谈  
  
  “父亲很忙,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

  罗颂平:对。我是1956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那时他已经身居要职?

  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

  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

  罗颂平:建国初,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受创,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学校。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讲授。 

  “乡下的病人追着他看病”
  
  记者:这种局面何时结束的?

  罗颂平:1956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

  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自己专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义诊”,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生产队开大会义诊,都是分别一个公社到一个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因政治运动,我们换过几次家
  
  记者:你出生时你们家住哪?

  罗颂平:50年代初,我家住在宝华西二巷九号一楼,还带着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因政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时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不喜欢跟红卫兵住,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

  1968年,我家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是官宦子弟,但也没办法,得在楼梯等。可能因这个,王首道后来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那年我们搬到惠福西路。
  
  “他比较洋化,爱穿西装”
  
  记者:从照片上看,你父亲好像爱穿西装?

  罗颂平:我父亲并不传统,他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会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不过文革时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被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副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

  记者:你父亲受到了冲击吗?

  罗颂平:受到过一些。抗战胜利后,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的工作。而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我父亲下放南雄,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五七医院出诊。

  记者:他还可以出诊?

  罗颂平:串联过后,1968年大范围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都是传染病。但当时医生紧缺,很多医生被关,那时能干活的都被拉去凑数。父亲当时是隔离区的医生,医疗条件极端恶劣,他说那时大多用些漂白粉之类的东西洗洗就算消毒。不过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与李仲守一起办中医夜校
  
  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

  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李仲守、蔡荣。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学中医的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和几个朋友晚上就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华夏大酒店,即后来的四十二中。  
  
  家族逸闻  
  
  重友情 宁住旧房
  
  建国后,罗元恺为中医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设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因为当时中医学院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明志解忧
  
  文革时,罗元恺受到审查,被送去干校劳动。在南雄干校放牛时,他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简谱  
  
  
罗棣华

  罗元恺之父,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抗战期间染霍乱去世。娶过三房太太,育有11个儿女。
  
  罗元恺(1914-1995)

  字世弘,1914年生于南海,排行第七。自幼随父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精通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兼顾内科、儿科,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
  
  罗元淦

  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
  
  罗颂平(见“后世讲述”)
  
  罗颂慧

  罗元淦之女,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
  
  罗曼茵

  罗元淦孙女,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家族大视野  

  家族的进化与退化
  
  某次认识一位做电视的朋友,说起来他是满族人,祖宗是正黄旗,但这位几乎是贝勒还是贝子的朋友,长得清秀而瘦弱,我就说,你很像《走向共和》里演光绪皇帝的那位演员。他说,历史上的清朝皇帝,也就是他的先祖,其实都很瘦弱,所以才选那样的演员!

  我说,瘦不等于弱。康熙瘦,那是精干,光绪瘦,那是文弱。满清十二帝,以咸丰皇帝为分界线,前面的都是龙精虎猛,后面的都是羸形弱质。到了宣统,看上去倒十足像个书生。最后清皇室被袁世凯欺负,被冯玉祥驱赶,被日本人使唤,被苏联人戏弄,大气不敢吭一声。这位旗人朋友说,我们真是愧对祖宗的在天之灵。

  后来我们一总结,得出一个近乎于浅薄的结论:这中间很大一个原因,是生活与教养方式。八旗子弟提笼遛鸟走狗飞鹰,缠绵于花街柳巷,皇室贵族生长于深宫与妇人的怀抱,日益孱弱无用,却要让这样的人世袭,自然是灭亡的结果。

  再看看西方的贵族,尤其是欧洲,上流的礼仪自不必说,很多贵族一出口就是莎士比亚,一出手就是狩猎与马球。就是做殖民者,这些人也做得彬彬有礼。到了美国引领风骚时,虽然风貌不尽相同,仍可以看出其中的传承,贵族没有了,但整个精英阶层仍然气宇轩昂。

  后来西风东渐,中国人脱下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服背心,开始习惯了牛奶、钢琴与足球。这些,只是表面的细节。深层次上,中国人开始接受进化论,这也是受清朝日益衰朽以至灭亡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喊出了“野蛮其体魄,勇武其精神”的口号。

  体育和精神的双重强健,这在古希腊人那里是统一的并行不悖的,但我们似乎总好执其一端。清朝统治者在器具、身体与制度上落后了,但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传统。几个世代下来,身体固然不见得强悍,精神上与文明的距离也没有越走越近。

  几天前台湾龚鹏程教授来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这位龚教授30多岁就被称为“国学大师”,曾担任过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两所大学的创校校长,他在他写的《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汉代思潮》等书中,无不表现出睥睨众生的气概,我一直想象这是个惟我独尊的思想者。但眼前的他,气度文雅声音温和,进退揖让深得中庸之道,一点不像常见的成功的文化人。中大的老先生感叹说,这些传统古已有之,可惜现在只能从远方朋友身上看到。

  其实这些感叹,更多的是知识人的自怨自艾。我本人不这么看,我虽然长期生长在底层的农村,但上述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教育,却从小耳濡目染。

  随便举个例子,我已经考上大学,在父亲眼里仍是“百无一能”的人,至少我不能把七吨重的水泥船撑得像同龄的农民那样得心应手,也不能自己把一箩100斤重的稻子放到肩膀上,更不能爬到屋顶上抹泥水架电线。村里人跟他说读书人不用学这些苦力活,父亲反驳说,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人,能为国家做什么呢?也是这时我才开始学着干农活和重体力活。

  至于礼仪,更不用说了。我在小镇上教学时才20岁左右,暑假补课,天很热,从村里到镇上有十多里路,我早上起来,就脱了衬衫放在车头上,光着上身,一路飞骑,快到学校一里左右时穿上,觉得很爽,也不至于不雅观。有次出村时,我遇到一个80多岁的长者,据说他年轻时是上海青帮的小头目,很强悍,他看到我的打扮,微笑着拉着我的车头说,你身为先生,怎么可以不注意自己的仪表呢?我嘴硬说先生也怕热啊,心里却惭愧得紧。

  历史上的世家大族会退化,但民族和社会的底子还是好得很!

  □刘根勤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图片翻拍

  本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  

名中医罗元恺。摄于1941年。

宝华路27号,罗元恺1968-1979年在此行医和生活。

罗元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