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大视野

　　家族繁衍与文化传递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族就是由一个家族繁衍而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后改名为以色列），雅各生12族长。由于连续干旱带来的大饥荒，以色列12族长率妻儿仆从迁居埃及，400年之后，已成为拥有百万之众的民族。

　　而据宋氏家族族谱记载，我们宋家祖先两兄弟是约500年前从江西迁移而来此湖区。500年后发展为共千余人的5个村落。

　　家族的延续一是肉体上的传宗接代，二是精神意义上的文化的传递。两者都以兴旺为诉求，具体内容包含种族的繁多与健康、文化的昌明以及财富的增长。在我们乡间就先后有忠厚传家、耕读传家和革命传家的说法。

　　血脉的延续只是解决香火的问题，而精神的传递则更显得重要。假若仅仅是有肉身的后代传到未来，而他在精神上对祖先没有继承，失去了历史感，那么，这样的后代就很难说是继承者。继承者有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一代人在生下肉身的后代之后，要花很多精力教育他们，使之成为祖先优秀文化的继承者。显然，在眼下的中国家族中，后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普遍把教育之事交给了国家，绝大部分家族基本无力对本族的后代进行任何有效果的教育。

　　一个家族可以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若没有精神支持，只靠血脉是根本无法成功的。自从该隐因为嫉妒杀了他的亲哥哥亚伯，人类历史上的兄弟相残就没有断绝过。所以，有时当我环视本村同族的人，大部分人跟我行同陌路，很难想象我们曾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遗传是上帝的秘密，而文化精神的传递实有赖于人的努力。事实上，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建造本族文化上有所作为，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方不会令后代觉得空虚和遗憾，以至于瞧不起祖先，无典可数，自然更加容易忘记。

　　从人类历史上看，共同而稳固的信仰对维系家族的统一与文化的传承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化亡则国亡，没有文化精神流传的家族，实则也类似荒原上的野草一般，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中国各姓氏在造家谱时，均爱把名人伟人拉进本族血缘之内。除开生育控制的国策影响，无论是在人口繁衍还是在文化传递上，现今的许多家族基本上是在痛苦挣扎中延续。若是如此，自然是祖先和全家族的羞辱。而大量的野草家族实有待于文化的振兴，方能够获得荣耀和激励。

　　一个家族要兴旺，必须有文化和经济上的标杆，有相同水准的物质生活和共同的精神生活，方能够构成稳定的一体。精神的火焰可以大大刺激家族的兴旺。扎实的宗教信仰能极大地凝聚家族的人气，大大提高种族的文化水准，比如犹太民族每周两次的定期信仰生活（宗教生活主要是读祖先传下来的经典和讨论问题）有助于消除文盲，并使青少年早早得到教养和培育，为其作为文化继承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一个家族一般以族内有人当大官发大财为荣耀，事实上，这两类人是很难出现在一个普通家族中的，即使出了这样的人物，大官会提升家族的自豪感，大财主若能兴办教育，对家族事业会起到进步作用，但这两种理想的情形也很难出现。所以，其作用有时甚至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对家族有责任感的乡村教师。

　　回过头来再看犹太民族，因其祖先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敬畏（“敬”使人有对崇高、公平、正义的追求，避免堕落：“畏”使人生活有规则，守约定，不敢胡作非为），对子孙后代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使整个家族始终保持了一种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进而通过其后代大卫和耶稣影响遍及全人类，实在是以一个家族影响人类历史的典范。

　　宋晓贤

　　历史的枢纽

　　放任与要求，一个中医世家的家教传统

　　佛山三水区的官方网页上，列出了周村的名人，其一就有杜梅和，此人官至广东省财政厅长，其父杜荪伯为有名的医生。近代，从佛山到广州，杜家可谓杰出人才辈出，或从商，或从政，或从医，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当77岁的老中医陈澄回忆年少时在南华寺读书那一段岁月，我颇为羡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竟然得到了韶关南华寺虚云老和尚的亲自指点，这是何等的待遇。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是身系五宗法脉的禅宗大德高僧，建国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陈澄能有这等缘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40年代母亲杜淦珍当年在韶关南华寺为僧人免费看病，虚云对此念念不忘。杜淦珍，就是广州中医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杜梅和的妹妹、杜荪伯的女儿。

　　杜淦珍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妇产科，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医工作。或许，除治病救人外，一些其他身份可显示杜淦珍当时在中医界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医治疗曾出了些医疗事故，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这些事故时，会先找杜淦珍出具专业的参考意见。当时，北京、成都、南京、广州创办了四个中医学院，这些学院所使用的《伤寒》、《金匮》两本教材，是经杜淦珍审定过的。

　　事实上，杜淦珍的这些成就离不开其父杜荪伯的教导。杜荪伯早年曾前往日本行医，受国外环境影响，思想开明，回国后开医馆、办药厂、出医学刊物、编讲义。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杜荪伯让自己三个女儿都去了日本留学，杜淦珍学习了西医妇产科，另两个女儿学习教育。杜淦珍回国后，先当西医，后又考取中医执业资格，最终成为名中医，而另一个女儿杜雅云后来成了有名的书法家。

　　杜荪伯对于儿子的培养，我手头并没有多少资料，仅知杜梅和1922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后进入金融界。广州沦陷前，杜梅和押运广东省银行保管的大量黄金、白银，解交国民党中央，最后官至广东财政厅厅长。另一位儿子杜季和则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也从事金融工作。显然，杜荪伯并没有强迫两个儿子学习中医。

　　家风相传。杜淦珍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也继承了父亲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严格要求他们学习古典文学和书法，另一方面，并不强求他们学习中医。

　　可喜的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澄最后还是跟母亲杜淦珍走上了中医治病救人之路。忆起母亲，陈澄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母亲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当医生要有爱心，不能赚钱”。这朴实的话语后面是一个家族对医德的深刻注解。

杜淦珍

　　地理寻踪

　　从恩宁路转到蓬莱路，再走几步就是蓬莱正街。蓬莱正街很短，当年的青石板大多换成了方砖。这一带仍有些旧房、磨石青砖墙。

　　陈澄回忆说，当年他外公在蓬莱正街9号开诊所，母亲在隔壁11号开诊所，两诊所毗邻而设。那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了。可惜当年的房子都已拆掉了。如今，这里还要继续拆迁。从墙上张贴的公告上看，这一排的房子都在拆迁范围内，或许都属于恩宁路改造的范围。

杜淦珍曾开过诊所的蓬莱正街

　　后世访谈

杜淦珍的儿子陈澄

　　杜淦珍的儿子、77岁的陈澄医生每天上午在十三行国医馆坐诊。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年纪多在家安享晚年，而陈老医生身体依然康健，选择了继续为病人服务。在得知陈医生某一天中午值班时，记者前往十三行国医馆，拜访陈医生。他满头白发、气色很好，看上去不像70多岁的老人。说明来意后，陈医生很爽快，当场约定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再采访。等第二天我去的时候，陈医生刚吃完饭，老人家为了照顾我采访，中午也没有休息。作为中医世家出身，陈澄不仅从小接触中医古籍，还熟悉很多去他们家的老中医，说起和这些人的交往，陈医生感叹，以前人际关系很好的。

　　陈医生很低调，不肯多谈自己的故事，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陈医生慢慢讲起家族故事，时而思考，时而停顿。在讲述自己与南华寺的一段缘分时，陈医生微笑着，似乎回到过去，又摇摇头，“真是一段缘分。”

　　“外公曾在桨栏路办制药公司”

　　记者：你见过你外公么？

　　陈澄：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外公，他矮矮胖胖的。1928年前后外公在西关蓬莱正街开设医馆，后来在浆栏路上创办了荪伯制药公司，经营中成药。荪伯公司的中成药卖到很多国家，尤其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记得有一个是糖尿三消酒。日本人来了之后，荪伯公司就关门了，外公带着家人去了香港，1937年外公在香港去世。

　　记者：你外公家在三水当地是富裕家族么？

　　陈澄：不算富裕，他是清朝的秀才。外公家兄妹四人，外公是老大。外公的祖父和父亲在三水当地都是比较有名的医生，治疗内科、儿科、妇科。后来外公去了日本神户，一边教书，一边行医。

　　杜荪伯在日跟清太医学医

　　记者：据说是遇到了一位太医？

　　陈澄：外公认识了清末的太医周励文，周也在神户行医，他们成了好朋友，经常交流切磋，外公跟太医学了大概5年，医术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外公在华侨同文学校教书，孙中山在日本，我外公也认识孙中山。这是我母亲讲的。母亲说，周太医学问好，医德也好。当时日本华侨不少，尤其是神户。

　　外公去日本的第二年，我母亲和杜雅云、杜巧珍两位姨妈也去了日本，外公让母亲学习西医，两位姨妈学教育。我母亲的日语应该可以，小时候教过我一点，现在都忘记了。她可能会几门语言。她回国后与中西医生都有来往联系。

　　回国后，我母亲在广州方便医院工作。方便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改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方便医院的日本医生很多。

　　我母亲说，解放前，现在的中山一院，过去是公立医院，德国医生多；中山二院，过去是博济医院，美国医生多；市第二人民医院，过去叫柔济医院，英国医生多；广医一院过去是韬美医院，法国人多。

　　杜淦珍中医西医资格证都有

　　记者：你母亲在日本学习西医，怎么后来又做中医？

　　陈澄：因为家庭的关系，母亲从小就学中医。在日本母亲学西医妇产科，可能是当时外公的思想比较开明。回国后，母亲在方便医院当西医。外公对母亲说，你去考个中医吧。于是，母亲先去南海考了中医资格，接着在广州也考了中医资格，在南海和广州两地做中医都可以，同时去方便医院做西医也可以。

　　1933年，我母亲报考广州中医，获得第一名。从这件事看出，外公是很有眼光的。

　　记者：我从资料上看到，你母亲建国后在星群工作过？

　　陈澄：1950年，在广州市中医药界知名人士的倡议下，广州星群中药提炼厂成立，这是广州最早提炼中成药的工厂。当时邱晨波任厂长兼主任药师，邱晨波就是台湾邱逢甲的孙子，他在台湾工作过，是一家制药厂的工程师，后来回到广州。我母亲和邱晨波是好朋友，他们可能是在日本念书的时候认识的。邱晨波编了很多制药方面的书，送给我母亲一些书，现在那些书都没有了。那些书我看过。

　　记者：你母亲健在的时候，给你讲过什么中医的事情？

 　　陈澄：她讲得不多。五十年代初期，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情。当时的卫生科有些中医医疗事故的问题，会找我母亲处理，她会出具一个参考意见。当时全国在北京、成都、南京、广州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对于中医课程教材要审定，我母亲也是审核教材的成员，她负责审核的是《伤寒》、《金匮》两种教材。

50年代,中医学校的《伤寒》、《金匮》教材是经杜淦珍审定过的。

　　记者：你外公有几个孩子？

　　陈澄：7个孩子，4个女孩，3个男孩，只有我母亲和小舅舅杜翕和当医生，杜翕和解放前就去了新加坡当医生。舅舅杜季和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银行工作，后来去了泰国。另外一个舅舅杜梅和1946-1848年当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后来去了台湾。现在都没有和舅舅的下一代联系过。另外两个姨都在外国，有一个在香港，好像有一个去了台湾，不太清楚。姨妈杜巧珍有个女儿叫陆雪芬，是广医二院神经科的专家，也有70多了，我大她两岁。一年也联系几次。她经常出国学习交流。

　　记者：你母亲怎么和你父亲认识的？

　　陈澄：可能我祖父和外祖父是好朋友。这样就认识并结婚了。我祖父不是中医。父亲三十年代在铁路工作，四十年代在银行工作。抗战期间，我们家去了广西、湖南，父亲就跟母亲学中医，不过他技术并不高明。父亲在家里闲聊的时候也说过，当时抄写了很多文字处方。

　　记者：你们家里书很多吧？

　　陈澄：书确实很多，几乎古典的医学书都有，都是线装书，放在几个书柜中，毕竟是几代人的积累。我小时候也看过很多书。不过这些书经过“文革”，大部分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一些。

　　虚云称杜淦珍为“女的活菩萨”

　　记者：你母亲被誉为“女菩萨”，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陈澄：1940年代在韶关的时候，南华寺的和尚病了，就让我母亲去看病。抗战的时候医疗设备不具备，以中药为主。我母亲在南华寺看病一分钱也没收。从1941年-1944年，母亲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南华寺给那些和尚看病。南华寺的虚云老和尚曾说过，我母亲是一个女的活菩萨。

　　也正是因为母亲和南华寺的这段缘故，我在南华寺住了很长时间。当时我刚上初中，母亲去了湖南，为了学习，我就跑到了南华寺躲避。当时蒙虚云老和尚照顾，我吃住都在寺里，也不用掏钱。在南华寺我被当作小沙弥来看待，就住在客堂之上，平时就读书学习。虚云老和尚当时已经90多岁了，他先让我读佛经，让我抄书，然后念书，很多佛经都是古典文学的好材料，天天如此，念佛经，练书法。过了一段时间，虚云老和尚说，佛经念够了，读唐诗吧，我就读唐诗。我当时直接可以去虚云老和尚的房间，也不用打招呼，因此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虚云老和尚的关门弟子。从1943-1944年，我在南华寺住了两年，其间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也正是得益于虚云等高僧的指点。虚云念念不忘我母亲给南华寺僧人看病，他送给我母亲一些照片和佛经，可惜现在都没有留下来。

　　还有一位观本法师。观本法师俗名张寿波，中山人，他也曾经留学日本，在神户任日文学校的校长，和我外公还有周励文都是好朋友，后来皈依佛门。一次，我母亲去南华寺，观本法师见到母亲，说，你不是杜荪伯的女儿么？母亲回答是。观本说，在日本你还是个小姑娘。真的是缘分。当时我就跟虚云老和尚和观本法师学习古典文学。

　　记者：你对虚云老和尚有什么印象？

　　陈澄：他学问好。对南华寺的管理也很严格。虚云老和尚他很爱国。在南华寺期间，我天天可以见到虚云，有时候听他讲故事。他给我讲自己如何出家的，为什么出家，都到过什么地方。我记得他说，“我见过皇帝啊”。我那时才十几岁，“真的么？”“是啊，光绪皇帝啊”，他还拿出一个御赐权仗。我跟虚云关系挺好的。后来很多人说，真的是缘分呐。

　　“要赚钱就别当医生”

　　记者：你母亲在当医生上对你有什么教诲？

　　陈澄：母亲常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她对我说，第一你不能赚钱。当医生不能赚钱。要赚钱就别做医生。我在荔湾区工作了很长时间，有时候有人开玩笑，说看病这么长时间，赚了不少钱吧？我说没有赚多少。有一位领导说，有社会效益就够了。母亲说，做医生必须有爱心，要多看书，养成好的习惯，还要练习书法。我母亲书法也不错。我母亲有个妹妹叫杜雅云，三十年代已经是广州出名的书法家，很多人认识她。

　　记者：后来你母亲开办了志德中医堂？

　　陈澄：这是个善堂，我母亲和别人一起创办的，和佛教有关的，也有佛教的人参与创办。

　　记者：1958年，你母亲和杨志仁、胡济生创办广州第一间联合诊所——百达中医联合诊所，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陈澄：杨志仁后来是广州中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胡济生是市二院中医科的主任，我母亲和他们都是好朋友，交流也比较多，还有其他的中医都很熟悉的。他们三人都是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号召搞联合诊所，不再私人开业，于是我母亲就带头创办了第一间联合诊所。诊所就在六二三路，我们家也住在附近。

　　“他们都称我母亲为大姐”

　　记者：当时你母亲和中医同行的交流怎么样？

　　陈澄：我母亲性格开朗，容易沟通，中医和西医认识的人多，在医院有很多老朋友。五十年代，我母亲年纪比较大了，他们都称她为大姐。我记得，很多中医经常到我们家里，讨论问题，讲医学。当时的中医交往联系很多，很熟悉，几乎经常见面。当时的人际关系很好的，晚上经常喝茶聊天，差不多每个月聚餐，有时就去沙面胜利宾馆聚餐。梁培基的大女儿梁蔼怡，也是医生，五十年代是荔湾区副区长，她叫我母亲大姐。后来落实政策后，我见到了梁蔼怡，说，梁阿姨，你还认得我么？她说，你，化成灰也认得。

　　记者：当时中医交流这么频繁？

　　陈澄：是啊，古淑庄的姐姐古瑞卿的大女儿就和我弟弟结婚了。冼基有个出名的医生罗子恬，他的女儿罗次梅，是中医学院的医生。罗次梅和我母亲也很熟悉的。过去跟我们家熟悉的中医我都认识，尤其是西关的中医。

　　假期子女须习书法读古籍

　　记者：你是怎样学中医的？

　　陈澄：我从小就听前辈讲讲医学的东西，也看家里的医学书籍。我家里中医书很多，经典的书差不多都齐了。但是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分配了教书的工作，母亲说，你别去了，学中医吧。我母亲有意让我留在她身边，继承她的中医。我就考了。我是广州市第一届考中医的，当时有100多人参加考试，要报名的更多，考上的不到60人。1961年我拿到了中医资格证。我先去了纺织局医院，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岭南卫生院，后来去了荔湾区红十字会医院。

　　记者：你兄弟姐妹学医的多不多？

　　陈澄：我有2个姐姐，1个妹妹，2个弟弟，1个哥哥，我母亲一共7个孩子，其中我和二姐陈宝华学医。二姐两夫妇都学医，他们五十年代后去了美国。我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学医。

　　记者：母亲对你们要求严格么？

　　陈澄：很严格。平时放学后和暑假里，都要求我们练习书法、读古典文学书籍。

　　家族简谱

　　杜荪伯（1871-1937）

　　号熙传，广东三水人，出生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中医。晚清秀才，工诗词骈文。后赴日本神户，任教于华侨同文学校。在日本遇到曾任太医的周励文，周也在日本当医生，于是杜荪伯跟随周学习，医术大长。

　　辛亥革命后返国行医，操内、儿科，擅长治惊风。后来来到广州，开设医馆，创办荪伯公司，研制中成药，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又办医学刊物，编《内经》、《难经》等讲义。1937年在香港去世。

　　杜淦珍（1895-1959）

　　字黛云，广东三水人，从小学医。1920年代去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妇科，回国后又在广州妇婴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并在方便医院担任医生。1930年代报考中医，在西关开设诊所。

　　建国后，曾在星群中药提炼厂任医师。1952年和杨志仁、胡济生等人在六二三路开办广州第一间联合诊所―――百达中医联合诊所，杜任所长。杜淦珍擅长妇儿科。1940年代在韶关，多次主动去南华寺为僧人免费看病，药到病除，被誉为“女菩萨”。

　　建国后，全国成立中药审核机构，杜是审核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全国中医教材审定委员会成员。

　　杜梅和（1905-1987）

　　字冠卉，广东三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入广东中央银行，历任会计科科长、总稽核、总秘书兼信托部主任等。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押运省行保管的大量黄金、白银，解交国民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筹划在港澳间抢运作战物资及民生物品，主持粤、湘、桂的盐、粮互济。1943年任财政部中茶公司协理、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调任农行总管理处主任秘书。

　　抗战胜利后，历任广东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广东省银行总经理，解放前夕寓居香港。1951年迁居台湾，1987年卒于台北。

　　陈澄（1930年――）

　　杜淦珍之子，现为十三行国医馆主治医师。194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广州学习中医，先后在纺织局医院、荔湾区红十字会医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