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圻同坐在仿“宫保第”的建筑内，让人感觉到风光重现的味道，然而也只
有“味道”而已，荣耀环绕的西关邓华熙府第，早已在岁月中飘零而去。

　　家族大视野

　　当代文化危机，呈现为家庭危机

　　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家”是一个温暖的字眼。家庭是中国人情感运作的第一界面，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枢纽地带，是决定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唯一尺度。从宗族家庭、父系家庭到夫妻家庭的历史演变中，有关“家”的核心价值，是在人们的情感体验中得到确认的。这些核心价值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归宿感、准宗教情绪、安全感、充实感相关，并以家庭生活的实际效果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健康。当一个人处于极端糟糕的境地时，人们会形容他“如丧家之犬”；“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诅咒；国家意识的具体落点依然是“家”，所以才有了“国”与“家”的汉语联合词组，而英文中的“NATION”与族群相关，“COUNTRY”则与地理意义相关，汉语中的“国”则与“家”相关。

　　正是“家”凝聚了中国人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所谓价值共同体，其内核就是“家”。儒家文化的天、地、君、亲、师，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同时还是内在的精神结构，其中各项的矛盾对立与转换并置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伦理观。因此，家庭场域的私人性并不突出，个人是婚姻关系的产物，婚姻关系受制于宗族原则，而宗族则成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物(尤其宋明儒学得到推广之后)。个人就像水融入水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二元的，反而是同构的、蔓延的、网络状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恰恰是极其活跃的家庭生活，使得女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游走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对男人的要求其实更为严苛。在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其主要的言说对象是男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实际上是把女人放在了“君子道德”的对立面，就是说传统文化并没有要求女人去做“君子”，严格履行“礼”。这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定在“内闱”之中的女人，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有了相对宽松的操作自由。女人游弋在文化内核的边缘区域，作为道德理想的总体化身——国家，对男人的个体训诫步骤严密，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就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女人是“齐家”这项道德事务的协助者，但实际上却成了主要的操作者——习语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

　　成为操作者，并不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架构中，女人的家庭地位就得到认可。因为在妻妾制度、父权中心、生育制度、婚嫁习俗以及性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女人的选择权受到限制。但从文化自身内部来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容易陷入迷宫式的话语陷阱中。并且作为历史书写的缺席者，我们听不到女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这些女人是母亲、妻子、小妾、女仆、女儿、内室、家眷等等。

　　因此，没有经历过自发的妇女运动洗礼的中国女人，“家”被体验为某种文化舒适区，其舒适度源自有关“家”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小女孩的游戏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过家家”，“家”承载了女人的梦想、情感甚至权力意志，她们像守卫疆土的战士，维护着家庭的完整与稳定。成为“女主人”依然是现代女性的幸福尺度，在可以掌控着什么的幻觉中，或许是丈夫孩子？女人们耗尽了一生的智慧。但当代文化危机，其最隐秘深刻的部分，实际上呈现为现代人的家庭危机。个人与家的关系，家庭结构的内在变化，家庭功能的入不敷出，让传统的面目像一个熟人的诡计，与现代人的文化想象力及其困难处境，展开了一场人性内部的持久战争。　　　　□　张念

　　历史的枢纽

　　当年叱咤西关，而今只剩追忆

　　早上8时，81岁的邓圻同穿戴整齐，准时出现在陶陶居门口，坐定后叫上几碟点心，翻翻当天的报纸，或与一众诗人书友谈天说地。

　　喝早茶的习惯从他十几岁开始，保持了60多年。这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一直不愿搬离西关，到天河区的儿子家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平日里，他在家看书写字，偶尔下楼闲步于西关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虽然青石板路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这里的一楼一草一木都深深印刻在他心里。

　　上个世纪初，西关一带曾经是豪门雅士聚集之地，那些庭院深深的青砖大屋，穿戴摩登的西关小姐，无不成为老广州心中的一道风景。

　　作为老广州经济和文化的命脉，西关有着掩不住的风情、说不完的故事。曾在历史留下深刻痕迹的人物在这里风云际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抓住了西关这条线，其实也等于抓住了广州近现代史的主要脉络之一。

　　邓氏家族只是西关无数参与到那段历史的名门望族的一个缩影。从后人保留的书信中便可看出端倪：康有为、梁启超、朱九江、李鸿章、翁同和、张之洞、黄公度、陈述叔、黄节，乃至光绪皇帝，无数响亮的名字都曾与邓家有过这样那样的交集。

　　正是一批像邓华熙这样的开明士绅的推动下，广东孕育出了无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使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几经风雨，散落在西关一带的大户人家均已烟消云散、难觅痕迹。房屋被拆，后人多散落海外，仍然坚守在西关的恐怕不多了，邓圻同算是一个。为什么80年来对这里不离不弃？他饱含深情地朗诵起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后代访谈

　　讲述人：邓圻同，1926年生，邓华熙之幼孙，邓又同之弟。出生时祖父邓华熙已去世十年，与其父邓本逵、其叔邓毓生、其兄邓又同长居于祖屋，目睹整个家族的变迁。广州沦陷后曾逃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只好与其母返回日本人统治下的广州，并从此一直居住在西关。

　　邓华熙曾向光绪帝两次推荐《盛世危言》

　　光绪二十年(1894)，长5卷的《盛世危言》横空出世，全书30万字，不仅积极主张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鼓吹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次年3月，光绪皇帝读后嘉叹不已，立即诏命印刷2000部，分发诸大臣阅读。

　　该书的作者就是我祖父邓华熙的广东老乡郑观应。时任江苏布政使的祖父读到这本著作后，感慨万分，曾先后两次将其推荐给光绪皇帝。他在《上光绪帝荐书》上这样评价此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正是祖父与朝中众大臣的力荐，使得该书风靡全国上下。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

　　邓华熙曾创办武备学堂及银元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古稀之年的祖父踏上老城安庆的江岸。自此开始，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作为安徽巡抚，以他力所能及的力量，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为安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发展，注入了世纪末的活力。

　　上任半年之后，祖父奏请筹办求是学堂，强调以西学造就“既通西学、又切时务”的人才。同一年，继张之洞湖北武备学堂后，祖父又在安庆创办安徽武备学堂，首批招收新生40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张汇滔、倪映典、石德宽、冷御秋等，均毕业于这所学校。

　　也是在同一时期，祖父以“安徽省制钱缺少”为由，上递奏折，要求“铸造银元以便民用而维圜法”，获批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4月14日成立安徽银元局。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安徽银元局创办始末就有过非常生动详实的叙述。

　　2004年易趣网收藏品拍卖，一枚“二十三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银元最终以50万人民币天价成交，拍者是一位远在美国的买家，在收藏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枚银元就是我祖父当时在安徽银元局使用的样币。后来我专门在家中查找了一番，希望找到当年铸造的银元，遍寻不获，又询问在香港的兄长，他也未曾见过，真是可惜。

　　孙中山任大元帅后曾专赴邓府拜访

　　思想开通的祖父在辛亥革命中也起过特殊作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在全国二十四个省中，有十个省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给广东革命形势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农历九月初，广东各地革命党人密集广州，而广州的满洲八旗士兵，因思“不战亦死，战或得生”，表示“坚决防守，死里挣扎”，广州局势非常紧张，战事一触即发。当时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举棋不定，本已辞官的祖父被重邀出山，与清朝名臣梁鼎芬主持咨议局会议。会议在西关下九路的农务总会开了两天，祖父提出“顺应潮流，拥护共和”，促使广东政权顺利移交革命政府。

　　孙中山1912年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后，还专程赴邓府拜访。当时他一行乘坐三顶轿子前来(广州未开辟马路)，后面有两位卫兵。轿子在宫保第轿厅停下，他一身白色中山装，手持白色通帽。身穿长衫马褂的家父即上前向他作揖表示欢迎，被他紧握住双手。孙中山看见轿厅墙壁上端挂着几个红底金字的功名牌匾，分别为：赏给太子少保、赏给头品顶戴、钦点监察御史、署理漕运总督，注视良久。接着家父将他一行引进客厅，祖父已站在门前迎候。主宾坐下寒暄，自然谈起广东和平移交政权的事，孙中山对祖父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谢，并称祖父为“德高望重的开明士绅”，征求他对治粤的意见。祖父说：“务望孙先生和胡汉民都督造福乡梓，使广东长治久安。”

　　对孙中山的造访，祖父事前已专门做了一番准备。他听说孙中山爱吃西餐，当日下午6时左右，安排在花园餐厅以西餐款待客人，当时使用的餐具数件，均为银合金制造。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避难于香港，这批餐具连同其他财物已被贼人偷去，硕果仅存的几件，也于1996年捐献给了荔湾博物馆。

　　□　地理记忆
　　
　　旧时风光府第，已被“大卸八块”

　　邓华熙故居邓宫保第为典型的西关大屋，占地一千多平方，位居广州多宝路18号。1902年邓华熙退隐故里，坊众央其为街道命名，邓华熙便借“物华天宝”之意，题下“多宝大街”四字。自此，多宝大街、多宝南横、多宝坊、多宝街等街名，成为广州老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据邓家老人回忆，当年多宝街一带房屋多为邓家祖产，不少远房亲戚前来投靠，皆安顿于此，邓家后人靠收租度日。

　　1930年左右，大宅门家道中落，宫保第之三开间花园及其他建筑终于腾空，租给广州市立小学做校舍。1951年，邓家祖居被国家征用，历经改建，已不复当年模样。宫保第的后花园所在，现已改为多宝幼儿园，邓家的第四代、第五代曾回此地上学。而祖居其他部分均已改为侨光制药厂。

　　坐落于龙津西路和逢源北街的荔湾博物馆内，有一栋西关大屋式建筑，即参考邓宫保第的建筑结构修建，内里摆设亦重现了邓家当时的情景。翠竹掩映下的青砖大屋，时有粤曲南音从隔壁窗外飘过。

　　后世逸闻

　　邓又同大婚

　　老西关最后一场奢华婚礼

　　1937年农历二月廿六日，邓华熙之孙邓又同21岁，奉父母之命与陈燕环小姐以三书六礼的形式结婚。陈父为省港富商，住在西关宝源路。陈小姐当年21岁，毕业于西关务本学校，是朱雪公老师的学生。

　　这段婚姻的统筹办理工作，双方家长委托邓又同的同胞姐夫操办，他是西关首富岑弼西的第13个儿子，为人热诚，又乐于助人，特别喜欢热闹。

　　整个婚事仪式包括：在男方家中婚聘过大礼、迎娶、翌日媒妁、三朝回门、四朝至六朝宴岳父母等等；在女方家里则有从办嫁妆、订服装、妆奁游街送往男家等等，同时，还在六天之内，筵开几百席。整个婚事珠光宝气、锣鼓喧天、喜事盈门。为安全起见，还聘请一队十人组成的特警，在家的周围保护。

　　邓又同成婚的第二年(1938年)，广州沦陷，全家迁往香港。于是这次婚嫁就成为历史上西关地区最后一次传统又隆重婚礼。
　　
　　邓四小姐做演员

　　西关小姐中的电影明星

　　邓华熙次子邓毓生有六个女儿，其中第四个女儿叫纤霞小姐。她的容貌、肤色、仪态在所有姐妹中最为出色，从小聪颖过人，口齿伶俐，穿着出众。当年西关少爷、青年子弟追求者甚众。

　　邓四小姐紧跟时代，喜欢交际，崇尚自由，爱好艺术。当年广州电影事业先驱罗明佑，在西关逢源区设新民电影演业公司，公开征求演员。她为追求艺术，也想应征，但这违背了封建家庭的家规，因此她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先离家出走，在外居住，再去应征。

　　新民公司罗明佑见她才貌出众，就录取了她做演员。过了半年，新民电影公司创业电影爱情故事片《胭脂》在十八甫的一间新影院放映的广告，主角就是邓纤霞。新片上场，连续放映二十多天，大家都争相一睹她的芳姿，成为一时盛事。

　　但是那时她仍不敢回家，怕惹家里生气。一年过后，新民公司因资本关系，临时停业，四姐便应邀加入新开的钻石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开拍的第一部片，是爱情故事片《爱河潮》，还是她任主角。拍片两年后，她就离开了影艺圈。经过家里亲友斡旋劝说，家中长辈也不再责怪她。后来她认识了岭南大学的高才生吕惠君并与之结婚，她的丈夫后来成为中国驻印尼领事。
　　
　　“赐书楼”珍贵藏品

　　后人陆续捐献千余遗宝

　　邓家后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光绪赐给邓华熙的那副对联。上联是“淇水烟波半含春色”，下联为“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作者是乾隆的第十一子、被誉为清初四大书法名家之一的成亲王永瑆。大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绪皇帝将此对联及数百种书籍一起派人送到了邓府。邓华熙视若珍宝，当即在府第附近兴建“赐书楼”，专门存放皇家赐予的书籍字画。邓家后人多在此楼中开始一生中文学艺术的启蒙教育。

　　多年来，邓氏后人均很珍爱祖父的名声，不断向政府和博物馆捐出祖上的藏品，至今已捐出1400多件宝物。

　　□　族谱词典
　　
　　邓华熙　曾任清朝封疆大吏

　　邓华熙(1826－1916)，字小赤，又作小石，顺德龙山人，1851年恩科中举，1854年参与顺德团练局事务，因筹饷有功，议叙刑部员外郎。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任京师巡防处办事员，条陈抗敌方略数千言，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提拔为刑部郎中。此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云南大理府知府、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等职。1896－1902年，先后任安徽、山西、贵州巡抚。1903年因病辞官回原籍，还乡后以书画养性，书宗二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与梁鼎芬(清名臣)主持咨议局会议，宣布广东独立。1916年病逝于广州，卒年九十岁，谥“和简”。
　　
　　邓本逵　以白话文发禁烟告示

　　邓本逵(1861－1936)，华熙公长子，原名本仪，字用甫，亦擅书。于清末时任浙江省宁波绍兴道台，任内力主禁烟，提出禁烟应先禁种，以断绝其来源，曾以白话文发出禁烟告示，使妇孺皆懂。武昌起义后，邓本逵和平移交政权，百姓夹道欢送，咸称“贤良太守”。民国后曾任职于广东航运局，退休后以诗书自娱，1937年在广州西关祖居病逝。
　　
　　邓毓生　“广东坟山公所所长”

　　邓毓生(生卒年月不详)，华熙公次子，信奉风水。1916年华熙公去世后，一直为寻找葬父墓地奔波，以至广州近郊人氏及“山中”(介绍买墓地者)无人不知其为父觅地劳碌，后被推举为“广东坟山公所所长”。1933年，于远郊寻找山坟时为贼人所掳，后托人辗转赎回。后一年在广州白云山下锦衣岭总算找到墓地，便将棺椁移葬。从停柩于福如山庄到入土为安，为时长达十八年，花费达数万银元。
　　
　　邓又同　曾去印度拜见甘地

　　邓又同(1916－2003)，邓华熙之玄孙，邓本逵之哲嗣。少岁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法科，曾游学四方，在印度拜见了甘地，在国际大学拜见了诗人泰戈尔，曾乘邮轮漂洋过海，去到西欧。后历任省、港、澳各中学校长，从事文化事业50余年，在港从事编纂工作，并常年供职于民间学术机构学海书楼。

　　□　专家视角
　　
　　后人捐赠文物“义举”值得钦佩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

　　邓华熙作为晚清时期的高官，晚年回乡后，对广东的慈善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他的后人将家族的一批珍贵文物很好地保存下来，并先后无偿地将上千件捐献给了国家，很了不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对其后人的义举非常钦佩。

　　□　坊间一语

　　一次在一古玩市场淘到的一本《历朝闺雅》，初看便觉该书朱痕累累，仔细辨认藏书印，发现其中一枚属于光绪年间三省巡抚、广东籍大官邓华熙。邓华熙还在书中补写了一段淘书小故事，讲述了该书的渊源是来自宫廷，更是皇帝所赐之书，他在“琉璃厂乱书堆”中淘到时，“如获异宝”。藏书之人自然心有灵犀，我当即买下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本书上还有邓华熙儿子、孙子的藏书印，遂萌生了探访其故居的念头。2005年我专门赴广州，在西关一带寻访邓华熙故居，竟然听闻其孙邓圻同仍健在，可惜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深圳藏书爱好者　邹毅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索娃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