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金曾澄的七十大寿和金宝树新婚之年，
金氏在高第街拍了全家福。金曾澄为中间戴眼镜者。

　　
　　按广州繁华的北京路侧翼有一条街叫高第街，从晚清到民国，这条街上生活着两个距离权力核心很近的大家族，一个是被誉为“广州第一家族”的许家，另一个则是随着岁月流逝、有些被人所淡忘的金家。

　　许家的故事本栏目已做过专门讲述，这次记者有幸采访到高第街金氏后人，为读者讲述金家的故事。　　
　　
　　历史的枢纽　　
　　
　　风雨高第街　金氏渐行渐远　　
　　
　　高第街许家，名人辈出，民国初期的军事将领许崇智、大教育家许崇清、鲁迅夫人许广平等，他们的故事早已在坊间口耳相传。而昔日与许家同住一条街的金家，给人印象深刻的，似乎只有民国教育家金曾澄。

　　事实上，高第街上的这两大家族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如两个家族中都有人做过清朝的盐商，两个家族经商发财后，都对后世的教育非常重视，有意思的是，两个家族都出了知名的教育家。而如果再上溯两百年，金许两家皆以科名显于坊间。

　　从金家的族谱来看，金曾澄的曾祖父叫金菁兰，曾住卖麻街，金菁兰是清代嘉庆庚申(1800年)的举人，当过直隶知县；金菁兰兄弟四人，一人中进士，两人中举人，另一举人为金菁芧。《广州城坊志》一书中记载，嘉(庆)道(光)年间，“羊城金醴香员外(金菁芧)、张南山师(张维屏)、许宾衢观察(许祥光)、史穆堂太史(史澄)，四家皆以科名显”，时人以汉代金张许史四世家比之。这可以看出，许家和金家在近代广州地方史上的地位。

　　寻找金家的后人颇费周折，先是从汪兆镛的后人处得知，高第街以前有个姓金的大盐商，几经打听加上机缘巧合，幸运地见到了从加拿大回广州探亲访友的民国教育家金曾澄的儿子——金宝树先生。一个阳光柔和的下午，我在二沙岛的一间茶舍，倾听这位慈祥的长者畅谈家族故事。

　　金宝树回忆说，解放前，金氏六房在高第街的大宅里曾住了100多人，当时金家田产很多，在光复南路、十八甫、东山梅花村甚至番禺中山都有田产，如果把金家六房的田地加起来，估计都要成千上万亩了。

　　可以想见，如果时光倒流六七十年，作为一个显赫家族，金家在广州的地位显然是被人羡慕的。金宝树拿了一张摄于1947年的“全家福”照片给我看，那一年，正是金曾澄的七十大寿和金宝树新婚之年，全家人照了一张合影，金曾澄夫妇在前排中间，两侧依次是儿媳妇、儿子及女儿。金家的媳妇服装华丽，手上戴着两个戒指和一对镯子，温润气息扑面而来；而金家的儿子皆西装领结，这是那个年代富贵人家最鲜活的全家福记忆。

　　可谁又曾想知，就在抗战期间，四处逃亡的金曾澄回到广州后曾作诗：“膝前儿女成欢笑，乱后亲朋事往还；无限离愁感摇落，暂凭樽酒慰时艰”，这位曾当过清代学部主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校长、教忠中学校长的教育家感叹战乱、动荡、政权交替给家族生活带来的离乱之苦。

　　60多年沧海桑田，同一条街上的两大家族经历着嬗变，金家的后人绝大多数去了海外，分布在美国、澳洲、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金家位于高第街敬业苑的房子也早已被拆掉。

　　虽然许家的“许地”至今还在，虽然许家在广州仍有不少后人，但当年高第街两大家族的名望和气派，早已在繁华北京路的喧嚣中趋于平淡。　　
　　
　　后世访谈　　
　　
　　金宝树，民国大教育家金曾澄之子，1924年生。金宝树先生白发童颜、一束长须，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他精力充沛，跟记者畅谈了一个下午，没有半点劳累，真让人怀疑这是不是84岁的老人。

　　现居加拿大的金宝树几乎每年都会回广州一次，访亲会友。现在的金氏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田产房产，金氏后人大多数去了海外。而作为一段传奇记忆，金家已融进广州近现代的历史当中。　　　　

　　金奉天是清朝的大盐商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高第街许家，但对金家了解不多，金家一直在高第街么？

　　金宝树：本来金家住在卖麻街，到我爷爷时，搬到高第街。我们祖籍浙江绍兴，到我父亲这一代，来广州已是第五六代人了。我爷爷金奉天是大盐商，拥有一支运盐队伍及十六七条盐船，盐仓当时设在乐昌，他赚了很多钱。听说，我曾祖父当过广东盐运使的幕僚，因此我爷爷才有机会当盐商。做生意发财后，我爷爷就在高第街买了房子，从卖麻街搬了过来。

　　记者：在高第街时，你们家有多大？

　　金宝树：金家和许家是高第街上的两大家族，金家在敬业苑，整个家族房子占地大概二三千平方米。我爷爷有六个儿子，同住一个大房子，有100多人，到我们这一代男的有19个，女的有21个。当时的房子大部分是两层，宽且深，像北方的四合院。

　　记者：你爷爷六个儿子都住在一起？

　　金宝树：以前老房子，凡有红白事，在大花园都搭个戏棚，唱戏，摆酒宴。大概1927年的时候，土匪闯进我家，烧了一部分戏棚。当时不光是我们家族，别的家族也有火烧的情况。我爷爷(金奉天)一看，害怕了，一旦火烧，那整个房子都完了，于是把房产分为六块，每个儿子一块，每块面积大约400平方米，中间还开了一条路，叫敬业苑；财产也分为六份，各家各自建屋。高第街上的店铺有不少是我们金家的，后来分了之后，有的儿子就卖掉了。我们家(金曾澄)建了三层楼，里面有个花园。
　　
　　民国时期的大地主
　　
　　记者：大家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金宝树：我有些哥哥年纪比我大很多，他们不务正业，讨小老婆，抽大烟，吃喝玩乐，反正家里有田有地，有屋有钱，好像一生无愁了。有的哥哥快到中午了才起床，起床后让厨师炒几个小菜，找人喝酒、下棋，整天玩乐度日。我爸爸排行第六，受过高等教育，我们家对孩子要求较严。那时我们年少，但也知道了这样下去一定完蛋。

　　我们家一共10个兄弟姐妹，5男5女。小的时候，每人一个奶妈，一个佣人。另外还有做工的。那时每顿饭最少开四桌。那还是我们一家，整个大家族的六分之一。

　　记者：当时金家的产业都有什么？

　　金宝树：我爷爷请了两个管家管理内外财产，一个管理房地产业务，一个管理家居的账务。我伯伯有多少产业我不清楚，应当说真是不少，金家在沙河天平架、鸭仔塘买了三个山头的地，内有五个鱼塘，不知多少亩地，专为家里人去世后葬在那里。当时管理的人是当地的乡长，我们叫他“贵叔”，解放后政府收去了。

　　记得1946年或1947年秋天，我经手我们家地租——以前都是管家去收——我坐着木船到番禺、中山去收租，从番禺一直下去到中山，我们在中山都是上田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时收租是收谷票，不收实物或钱，谷票是由当地县政府发的，一担二担的。拿到谷票后，可以在广州换取大米或卖掉。

　　我们家的地产很多，在光复南路、十八甫、木排头、东山、梅花村都有。1946年左右，我做建筑要投标，当时要有押金，没有押金就拿房子押。我从家里拿出了30多个房地产契，问(投标组织者)够不够，说够了。我们现在广州还有房产，在光复南路，1958年政府把房子拆了再建，我一直在交涉，到现在还没解决。

　　1957年我父亲去世时，我在广州住了几个月，当时整理家里字画，装满了四个阳江生产的大皮箱。我每天在阳台只能整理几幅，差不多整理了两个多月。我回香港时这些字画不让带走。后来这些字画都没有了。

　　记者：你们在香港有地产么？

　　金宝树：我们家没有，我伯伯有。以前我们家每一年去香港玩一次，住在鹿角酒店，据说那个就是我们四伯伯的。我们每一年就住在那里，玩一个礼拜回来。以前，别人给我爸爸说在香港和澳门买房子，他都不要，他说，始终都要落叶归根在广州的。
　　
　　开银号，亏了几十万白银
　　
　　记者：除了你父亲是教育家外，你的伯父都做什么？

　　金宝树：老大老二在家享清福，三伯父打理盐的生意和银号，四伯父管房地产等业务，五伯父留学日本学牙医，我父亲留学日本学教育。

　　记者：你们还有银号？

　　金宝树：我们以前在西关光复南路对着浆栏路转弯的地方有个银号，叫金昌银号。有一天，经理来找我三伯伯，当场跪下，说，三老爷，对不起。原来他炒黄金亏了。怎么办，三伯伯说把账目拿来看看，一看，惨了，于是六兄弟晚上开会，很大的事情。如果不把钱拿出来的话，金昌银号就没了，金家的面子也没了。要拿出来的话，钱的数目太大。后来，我爸爸要拿出6万块白银，那时候6万块白银可以买高第街的七八条巷子。别的伯父拿了多少，我不知道，我父亲拿钱的事他写下来我们才知道。我三伯伯一天到晚拜佛，经理是他请的，最后才导致这样。还有整个金家的佣人的工资都放在银号中，光佣人就有200多个，更不用说其他人。这次亏损的总数，我估计要有几十万。
　　
　　“别人有欠我们钱，不要追着他还”
　　
　　记者：你父亲给你讲过家族里的事么？

　　金宝树：我父亲非常低调，有时会讲一些。父亲当过清朝的学部主事。他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后来去日本留学，才二十多岁。在日本，他加入同盟会，当时是胡汉民、钟荣光推荐他去。我们家有钱，就捐了一些。但父亲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没做什么事情。

　　父亲一生都在为教育奋斗。1957年他在广州一家医院去世，前一天中午，我和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罗培元去看父亲。罗培元说，医生说，活不了几天了。晚上我陪父亲聊天。父亲说，“我一生没有求过别人去当官，什么官都是他们要我做的；我没有欠过别人钱，别人有欠我们钱，不要追着他还”。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父亲走了。
　　
　　“他一生花在教育上的钱真多”
　　
　　记者：你父亲当过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校长？

　　金宝树：陈炯明时期，高等师范学生本来是公费的，学生每个月拿5个小洋，陈炯明把学生的经费挪作军费，学校没钱了，教职工没工资，高师派两个代表找我父亲。父亲说没问题，我来设法解决。当时，我们金家有个金昌银号，用钱方便。钱不够就把房子押到银行，以此维持学校运转，这样维持了几个月。后来陈炯明垮台了。陈炯明垮台前，把钱还给我们，但这些钱因陈炯明垮台都不能用了，钱都是新的，一束一束的。

　　我父亲的学生很多，学生为父亲生平写的文章也很多。我看到台湾有个人在文章中说，金曾澄是“高师”的“奶娘”。台湾有很多“高师”的学生。

　　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酒量很好。“高师”每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晚宴时，毕毕业生排队敬酒，我父亲一仰而尽，来者不拒。

　　陈济棠时代，我父亲在广东省政府当省府委员，他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和体育。以前凡是远东运动会，父亲都当领队，这都需要拿钱出来的。他一生花在教育上的钱真多。

　　记者：当时你父亲是如何管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

　　金宝树：当时“高师”是开放教育，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言论自由，你看到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提出来。大会上可以，私人也可以，班级也可以，很自由。“高师”存在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动乱的时候，但是“高师”没有乱过，大不了不给钱。我在台湾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办教育，没有人要的职位就让金曾澄去当，好的不会让他当的。我父亲完全不争，只要是教育的就无所谓。

　　记者：后来你父亲还当过中山大学的代理校长。

　　金宝树：当时教育界有两大派，一是朱家骅，一是个陈立夫，两派对立。我父亲则夹在中间。1942年，中山大学迁至坪石的时候，让我父亲当中山大学的代理校长。父亲让我连发三封电报到重庆教育部，推辞此事，他知道这个差使不好干。第四个电报是蒋介石发来的，命令以党国的利益要接受这一职务，是党要让他当校长的。父亲知道推不了，就走马上任。
　　
　　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
　　
　　记者：小时父辈是怎么教育你的？

　　金宝树：我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越秀路上。中学时，日本人来了，我到了香港，到广州大学的中学读书，有五六年。香港沦陷后，我又回到国内，中学还有一年毕业，我在中学就读土木工程，后来去广东工业就业学校读了一年。毕业后就去读中山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42年考入中山大学。在坪石上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政府发动青年参军，有个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就参加青年军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又回到中山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我们的家族对教育很重视，光我们这一代40人当中就有20人毕业于中山大学。父亲很重视教育，我们家族前二房的哥哥不上学，后四房的孩子都一定要到学校去，这跟我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极有影响。
　　
　　“中大很多学生反对他，他都一个一个接见”
　　
　　记者：你父亲有什么爱好？

　　金宝树：父亲喜欢喝酒，我们家有个酒房，大概有15个平方米，里面都放酒。他也喜欢写字，以前广州很多招牌是他写的。我们家三楼有个书房，光是一整套全新的《万有文库》就一万多册，还有其他的书。现在都没有了。

　　记者：你怎么评价你的父亲？

　　金宝树：父亲很开明，从来不骂人，心胸宽阔，心态好。谁有困难找他，他一定帮忙，所以他吃亏的也比较多。很多人向我们家借钱或请求帮忙找工作，他尽力帮忙。在中山大学时，很多学生反对他，他都一个一个接见，提出什么问题都会答复，给你办，如果办不了，也会记录下来。在高等师范时，我爸爸不喜欢演讲，但喜欢给你回答，能解决的给你解决，不能解决的以后给你答复。他允许学生自由辩论，但不许做人身攻击。
　　
　　“我一生只办教育，实在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记者：你家10个孩子后来都做什么？

　　金宝树：解放后，我们大家族中很多人都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做建筑工程及材料商。我弟弟当设计师。我另外一个哥哥是汽车修理厂的厂长。在香港必须自己找工作。我妹妹在香港当老师。最小的妹妹一直在广州，在儿童电影院当过院长。还有一个在北京六建工作。

　　记者：解放后，你父亲为什么没有留在香港，而是回来了？

　　金宝树：广州解放前我们都去了香港。李济深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父亲到了香港之后，许崇清和李济深找我一个在广州大学当教授的亲戚，说去香港请金先生回来，他一生都在办教育，广州有很多他的学生，他住惯了这里的大房子，在香港住不习惯。我告诉父亲说，我们现在香港是住不习惯，不过回去又干什么呢，你回去我不回去。李济深又打电话要父亲回去，说有什么事他来担保。1952年父亲回到广州。他说，我一生只办教育，实在是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而且他以前在坪石中大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抓中大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他马上派人送信让学生赶快走。返回广州后，父亲写了坦白书、思想改造的材料，不久当了文史馆副馆长。

　　记者：大家族往往和大家族联姻，你们都有哪些亲戚？

　　金宝树：父亲、汪兆镛和胡汉民三人都是表亲，三人是同年中的举人。我二伯父的女儿嫁给了汪兆镛的儿子。我们的亲戚还有碧江姓苏的、沙湾姓何的、大良姓龙的、顺德姓何的等，这些也都是大家族。当时有句话，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就是门当户对的意思，当时的婚姻都是大家族结为姻亲，都讲求“高高大大”的。　　
　　
　　家族逸事　　
　　
　　金刘不通婚
　　
　　金家的根源，很多人不知道，金家族谱上也没有写。金宝树的母亲曾告诉他，金家本姓刘，在汉朝时因与皇帝同姓，一路逃难，后来改姓金。金宝树曾查找金家族谱，发现姓金的从来没有跟姓刘的通婚，男女都没有姻亲。可能是因为同族不通婚。当年金家的族谱早已被家人烧毁。
　　
　　农民不揭发大地主
　　
　　金宝树回忆说，土改的时候，要揭发地主，有人发动种田人揭发清算金曾澄，当时金曾澄是广州市文史馆副馆长。种田人的说，“我凭什么清算他，我们老板对我们很好，我们说歉收了，今年有什么天灾，交不了租，他就不收了，不仅如此，他还问需要什么，他常借钱给农民买农具、种子等。等我们收成好时再还给他”。

　　租田的农民没有人出来揭发金曾澄，这样才过了关。
　　
　　嫁丫头送田地
　　
　　金宝树说，父母对种地的农民很好。以前，穷人家养不起孩子，会送到大户人家当丫头。丫头大了就要嫁出去。金家每次嫁丫头，我妈妈都要送田地作为陪嫁礼物。而当逢年过节时，黄埔那边与我们家有关系的一些农户都会给我们家送各种农产品。
　　
　　70年前金氏家庭进餐用公筷
　　
　　金宝树回忆道，70年前，金家吃饭就用公筷，金家的人先吃，佣人后吃，怕小孩子把菜弄得不干净，于是就改用公筷。公筷是红黑漆的，金宝树自己用的是象牙筷子，他说，“小时候吃饭，先要用公筷把菜放到小盘子中，然后用自己的筷子再夹过来”。
　　
　　金宝树结婚陈济棠一大早就来贺喜
　　
　　1947年金宝树在广州结婚，在南园酒家连摆两天酒。南园酒家可以摆100桌以上，当时金曾澄在广州四大酒家，南园、北园、西园和文园中都有股份。金宝树说，我爸爸有名气，做酒楼也希望有名气的人来。南园以前很漂亮的，很大，都是花园，如今是现在海员俱乐部。当年同时是金曾澄的70大寿，喜宴和寿宴放在一起，金宝树说，广州整个官场上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有市长欧阳驹没有来，因为他母亲过世了，其他军政界、教育界、司法界的都来了，非常热闹。金宝树说，父亲人缘很好，从来不得罪人。

　　结婚当天，第一个到金家贺喜的是陈济棠，早上6点多就来了，金宝树还没有起床。金曾澄已起床，赶紧叫醒金宝树。

　　金宝树回忆，当时是欧阳驹当市长，本来请他做证婚人，结果不巧遇上他母亲去世，他说不好意思，就把汽车借给我用。

　　以前高第街是不让汽车进去的，路很窄，在路口有个牌子，禁止汽车进入。怎么办？后来市长下令，这一天汽车可以进去，用胶带把牌子盖住。而陈济棠那天不知道这情况，他把车子停在路口，自己走进去。因他个子小小的，别人也没认出来。　　

1912年2月成立的广东高等师范学堂。金曾澄曾任该校校长。

在广东教育史上，金曾澄不可或缺。

金宝树近照。

金宝树青年时照片。

2008年1月，夕阳西下的高第街，一对抱婴者步履匆匆。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翻拍　本报记者　黄皓　　
　　
　　感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先生、美国华侨莫铿先生、广州王均池先生、广州莫绛枫女士的帮助。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