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城市，商贸活动十分兴旺。南越国时期，广州已成为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唐宋元三代，在越秀区光塔路一带形成的“蕃访”，人数已达12万—20万人，呈现“蕃药珍宝”，积载如山的盛况。

　　唐宋时期，外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来到广州经商，人数达12万之多，这些外商因商务活动在广州长期居留，侨民居住区，居住的地方称“蕃访”。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在城西设置“蕃坊”，地点在今光塔街一带。唐朝重视对外贸易，设蕃长进行管理，其办事机构为蕃坊司。蕃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蕃坊”的日常事务和负责招徕商人。蕃长在实施蕃访的行政管理时，要根据侨居国的法令和本国惯例行事。侨民有信仰宗教和保持各自风俗习惯的自由。可以在广州购置田地和住宅。当时居住在蕃访的外国侨民大多是中东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方便教民做 “礼拜”，还在蕃访内建立了清真寺——怀圣寺，这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据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舅父艾比·宛葛素就是在那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

　　宋代，在“蕃访”内设有“蕃学”。随着侨民的日益增加，又设置“蕃市”，供侨居的外商交易。“蕃学”是应蕃人的要求，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中国文化。宋代的蕃访居住着众多的外国富翁。蕃长家资数以百万，据史籍记载，蕃商蒲亚里一次运来货物，价值竟达五万余贯之巨。

　　蕃坊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据《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当时光塔路一带已有“蕃访万家”。其存在反映了广州历史上外贸活动的重要侧面。

　　宋代广州蕃访的外侨多达20万人，外侨人种驳杂，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信奉犹太教的中东人（今以色列人）和信奉火袄教的印度人。这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籍的外侨，在广州和谐相处，融洽友爱，极少争吵，形成一个即复杂又和谐的独特的“蕃访”社区。他们的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给商都广州一种奇特的异国情调。蕃访里有“绕耳皆穿孔”，戴20多枚耳环的波斯妇女，有穿西装革履的西洋人；有的外侨嗜咀嚼槟榔，“唾地如血”，又常以槟榔待客，故广州乃至岭南人士亦好此道，并延续到解放前。

　　在蕃坊历代外侨中不乏学者大儒，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子女在广州上学，学习汉文化，并融入到社会上层。据传阿拉伯人李彦升曾赴唐朝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并被任以官职。有的外商还被中国朝廷封以官职，如南宋时外商海达被任命为广东盐司提举，泉州外商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其兄弟蒲寿宬曾任梅州知州7年之久，为官公正清廉，颇得民心。因他在任期间建亭保护民众水井，解决吃水问题，后人曾赋联讴歌：“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

　　在众多的外侨中，以阿拉伯人为数最多，又最富有。他们自建教堂寺院，开蕃学学校。他们富裕而阔绰，生活奢华，居室“楼高百余尺”，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花园广阔，亭台楼塔，望之如银笔。笙歌宴会常开，宴请和接待中国官员或亲朋戚友，往往以烤成金黄色全羊款客，大有锦衣玉食，极尽奢华之风。

　　北宋时期，由于政治开明，中外可以通婚，但变有一定的限制，即外侨三代中有一代为官者，才有资格与中国女子通婚。像上述蒲氏家族想必有不少汉女的媳妇。蕃坊盛于唐宋，逐渐衰落于明清。有专家考证，宋代蕃坊最盛时，其范围大致东起朝天路，西至丰宁路（人民北路），南达惠福西路，北抵中山六路，这一带在唐宋时期应是珠江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