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3日下午，“阅读广州 悦读分享”系列活动第七讲在广州图书馆北9楼广州人文馆举办，活动以“从神秘的南越王墓看盗墓与反盗墓”为主题，邀请到到广州市政府参事、原广州市考古队队长、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越王墓探墓第一人、入选书目《西汉南越王墓》合著者黄淼章老师担任主讲嘉宾，带领读者深入神秘的南越王墓，分享盗墓与反盗墓的故事。

一开场，黄淼章老师就表示：盗墓与反盗墓的课题十分大，两个小时的讲座很难做到全面深入，但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以及盗墓与反盗墓的一些故事。黄淼章老师从广州建城的历史开始讲起，以广州城的由来作为源起。

图1.黄淼章老师开讲盗墓与反盗墓

广州建城

古代广州是南越聚居之地，由于和中原地区有五岭相隔，中原人称南越称为“南蛮”，意思是还没开化进入文明时代，“越”的意思是当地一个土著拿一个斧钺来砍伐树木，古时的地区森林比较多茂盛，还有行走的“百越”，后进化为“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郡置守、尉、监。”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率秦军统领了岭南并选中了番禺（广州旧称）建城，据说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的优越地理环境，这里背山靠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故广州亦有旧称“任嚣城”。

赵佗建立南越国

赵佗（约前240年－前137年），汉族，秦朝恒山郡真定县（今中国河北省正定县）人，秦朝著名将领，南越国创建者。时任南海尉任嚣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所以他把想法告诉了自己最器重的赵佗，并授权他“行南海尉事”，当时的赵佗在南海郡所辖的龙川县担任县令。任嚣死后，赵佗转正，成为南海尉，所以赵佗又被称作“尉佗”。赵佗按照任嚣的思路“聚兵自守”，最后完全控制了南海郡。秦亡，赵佗立即出兵，兼并桂林和象郡。公元前203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赵佗是南越国第一代王和皇帝，前203年至前137年在位，号称“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在执政期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前些年，龙川县的领导说要寻找赵佗在龙川的活动事迹，黄淼章老师表示《史记》上的记载很短，就一句话：“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然而这十个字并不满足龙川县领导的要求，黄淼章老师继续翻阅书籍，幸好查阅到另一记载：“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中原人从此在这里落地生根，这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来到岭南的第一批客家人。

最长寿之君及其神秘的陵墓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死去，时年已逾百岁。南越国传五代，至婴齐而亡，共九十多年，而赵佗执政长达六十七年。赵佗大约在前218年，随秦军来岭南的，经秦二世、楚汉相争、汉朝立国、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活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史记》也没有记载赵佗死后葬于何处，这为传奇式的帝王陵墓从此成为了不解之谜。据晋代裴渊《广州记》云:“（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岗，谓之马鞍岗。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岗受厥称焉。”《番禺县志》卷52杂记云 ：“城北五里马鞍岗，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此岗，其后卒有尉佗称制之事。” 据此分析，马鞍岗在今广州越秀山与象岗相连凹处。

图2.讲座精彩，读者热情

赵佗四棺出殡不知灵柩何处

据传，赵佗下葬当天，广州城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四支护卫队护送赵佗棺椁到下葬的陵墓，以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垂涎于南越王墓的珍宝，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不远万里下广州挖南越王墓，他们伐木毁林，凿山破石，掘地三尺，几乎将广州大小山岗丘陵都刨掉了一层地皮，也未能找到赵佗陵墓。据传，折腾半年最后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

岭南地区濒临南海，都城番禺又是海内外土特产的集散地，珍宝充积。南越王在世，搜刮了许多奇珍异宝供自己享用，死后又带入陵墓。南越王深恐将来陵墓会被人盗掘甚至抛尸荒野。于是绞尽脑汁的赵佗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得非常缜密，坟墓深藏于山腹之中，表面不留封土堆等痕迹，葬得极为神秘。据史载，其出殡时，“多为疑塚”，灵车分别从番禺城四门出，当时就没有人知道真正装有南越王遗体的棺材葬在什么地方。赵佗是岭南第一个利用“障眼法”来修筑自己陵墓的人，到了三百多年后的魏晋南北朝，许多王公贵族才仿效赵佗的做法，利用“障眼法”来营造自己的坟墓。

南越王墓的发现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州考古队把赵佗陵墓列为重点考古对象，先后在50年代和80年代成立专门的队伍调查赵佗陵墓。黄淼章老师参加了80年代的调查，但是，调查队伍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把赵佗陵墓的搜索范围定在广州城郊外二三十里的地方，就是当时广州的白云从化等地，导致未能寻找到赵佗陵墓。令人意外的是，1983年在象岗发现了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就是在市中心地带，大家的眼皮底下，这一大发现为赵佗陵墓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淼章老师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省政府办公厅决定在现象岗山山顶建宿舍楼。直到1983年6月8日，施工的推土机怎么也推不动地下这块大石头，民工想用钢钎撬却怎样都撬不开。有的人以为这是旧时的藏宝洞，有的人甚至认为是日本侵略军挖出来的军火库。幸好，时任广东省政府基建处科长的邓钦友想起此前象岗山曾发掘过东汉墓葬，便向文物主管报告，并指示工人保护好挖掘现场。

1983年6月9日，也就是广州市考古队接到民工报告的第二天，黄淼章老师就和另外两位同事骑着自行车去到现场。

黄淼章老师表示在南越王墓被发现之前，广州发现的石室墓一般都是明朝以后的。可这次发现的古墓东西长达10多米，南北也是10多米，比一般的古墓葬大很多。当时地下的石头还断成两块，露出一个长近2米，最宽处仅为0.3米的裂缝。俯下身趴着往内看，惊诧地发现里面正好是一个古墓的前室和后室交接处。

黄淼章老师说到：我们当时是又惊又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墓，但是看到打开的墓室第一道大门，我们又害怕这个墓已经被盗，因为中国的大墓几乎都逃脱不了被盗被毁坏的命运，大家的心情掉到冰点以下去了。

“当时我们轮番向墓室里探照，我又从缝隙中窥视到墓室，只见四壁都是彩绘云气纹饰，在大铜鼎旁边还有一个小陶鼎和陶盒，是典型的南越式陶器。在室中间，还有一件用青玉雕制的大玉璧，直径估计在30厘米左右。彩绘墓室、青铜鼎和大玉璧，看来墓主人来头不小。”黄淼章老师说。

又高又瘦的黄淼章被麦英豪指派入墓探路，“千万记住安全第一。下去后记住文物分布状况，尽量做到进退沿同一条路踩踏。如果闻到异常气味或听到异响，迅速贴着墙壁并往上撤。”记下麦老师再三叮嘱，凭借着一根长竹竿和一把手电筒，黄淼章顺利下滑进墓室。黑森森，阴沉沉，空气中还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潮湿发霉气味，红砂岩上不时滴下几滴冰凉的水珠打在脖子上。下到墓室一抬头，原来墓顶石块多数已经断裂，地面却散落着满地宝藏。

图3.黄淼章老师表示：这种经历可能一辈子才能有一次

黄淼章老师回忆当时的情形：小石缝隙下的落脚点位于古墓前室，2米多高，3米多长，2米多宽。我一抬头，前室墓顶由一块大石头覆盖，中间已断裂，有10多厘米的错位，好像快要滑落下来，而墓前室石壁和墓顶盖石都绘有云气图案，色彩斑斓。其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过道相连，过道顶石也有较大错位，看上去已经松动，随时可能倒塌。

迈进东耳室，现场十分震撼：一块塌下的盖石横搁耳室，地面上，斑驳陆离的大铜壶、整齐排列的铜钟、色彩鲜艳的漆木钟架……看上去像是墓主才刚刚离去。这是一座保留完整的西汉石室大墓！

当我想拐进西耳室，却发现过道摆满器物。十几个小铜鼎，捆绑成扎的铜勺，还有小陶罐、小陶鼎之类器物有序排列。打开手电筒照去，西耳室也塞满器物，表层被一层碳化物覆盖，具体并没看清楚。而前室北面是第二道石门，用两扇彩绘的石门板关闭，从缝隙窥去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黄淼章老师回忆说，当时自己被整个墓室里的随葬品吸引住了，感到十分震惊，这种考古经历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了。

盗墓与反盗墓——一场死者与生者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

黄淼章老师表示，我国的墓葬以及丧葬行为的产生，其主要原因：一、是对死者亲情关爱的延续；二、是灵魂观念的因素，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灵魂观念在起主导作用。古代的墓葬，因为丧葬观念的主导，人们认为“事死如事生”，人死后要把活着的一切带入地下，于是就营造不同的墓穴，更大的、更豪华的，想方设法把生前的所有东西都上，让自己的灵魂延续着生前的一切。这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实行厚葬，厚葬之风开始，世间便无不发之冢。盗墓与反盗墓就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而胜出的人，往往是后人、盗墓者。

古代盗墓分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广东广州周边一带等地。

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者。据说，在他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曹操想到陪葬甚丰的王陵，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历代对盗墓的处罚也是十分严格的。如，《大明律》：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

谈及时下非常热门的盗墓小说，如《鬼吹灯》、《盗墓笔记》等，黄淼章老师说盗墓小说大多数是作者编写虚构的故事情节，但也承认有些盗墓小说有点“靠谱”，写盗墓小说的人参考了部分考古的书，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但不能相信这些文学作品就是真正的考古挖掘。

盗墓大多在夜间行动，于是充满神秘色彩。专职盗墓者在解放前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为有血缘亲戚关系或是要好的朋友，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所以，洞下的盗墓者，一般会把最值钱的随葬品放到最后跟自己一起出洞。人数太多也不行，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分到的财物就少了。

1983年5月，考古人员在广州西村一个名叫凤凰岗的山岗，发现了一座大型南越国时期木椁墓，此墓墓道残长7.9米，墓室长13.8米，宽5.7米，仅次于象岗南越王墓。考古人员回忆此墓刚发现钻探时，发现墓室规模巨大，是著名的象岗南越王墓发掘前广州地区发现的最大的木椁墓，而探铲探到的木椁声音非常清脆，证明地下的椁室保存较好。考古人员立即到中山大学请来商承祚教授到凤凰岗指导，商教授到现场考察后非常高兴，认为从钻探的结果看，此墓椁室巨大，是一个南越国的贵族大墓，极为难得，指示要好好发掘。

考古人员奋战一个多月终于打开墓室时，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在巨大的木椁墓室中仅发现了几块破烂的陶器残片，古墓被严重盗扰，墓室被洗劫一空！细心的考古人员在墓室中部发现了一个盗洞，令人惊异的是，盗洞中竟发现了20余件精美玉器，有壁、璜、舞人、龙形佩饰、虎形佩饰、剑格等，这批玉器制作极为细腻考究，应是南越国王室工匠之杰作。考古人员分析，可能当年的盗墓贼盗墓时心存恐慌，忙乱中把已盗到手的一包玉器遗留了下来。

从古墓的规模、墓中残存的精美玉器和玉器数量仅次于后来发现的象岗南越王墓来看，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根据后来，有专家考证，西村凤凰岗木椁墓很可能就是当年孙权派人来广州盗挖的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陵墓。

2003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农林东路又发现了一座大型人字顶木椁墓，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第三座、广东发现的首座人字顶大墓，其余两座分别在浙江绍兴和福建。此墓墓坑平面呈“凸”字形，分前、中、后三室，各室间以门槛、门梁和门板相隔，中室放木棺。整个墓室选用巨大杉木构建而成，其中墓室南北两侧墙用两排紧密排列的竖立杉木向顶端支撑而成，从而构成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的人字坡顶。墓室用粗大的方木构筑，东西残长15.86米、最宽处8.9米，面积130多平方米，超过1983年发现的面积100多平方米的象岗南越王墓。

这座人字顶木椁大墓从墓室外表来看，保存还算完整，其规模、气势和形制为岭南首次发现。此墓建墓所用杉木巨大，底木长六七米，侧墙斜撑木有五六米长，杉木加工平整光滑，菱角方正。主结构椁室的地层铺设了数块宽度、厚度均为60厘米、长五六米的杉木板，保存较好。奇异的人字顶椁室，特殊的墓葬，无不昭示着墓主人显赫的身分。考古人员认为墓室会有不少随葬品，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细心的考古发掘，终于打开了墓室，遗憾的是，他们发现墓室内一片狼藉，空荡荡的主室内仅发现有黑漆木棺，墓主为男性，遗骸残存头发、牙齿、人骨碎片。该墓残存随葬器物19件，包括陶、漆、木、皮、石、骨六类。有黑髹漆皮甲1件，甲片穿绳已朽，由416片完整甲片及多件碎甲片构成。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此墓早期被“摸金校尉”光顾过，而且这批“摸金校尉”非常专业，古墓被盗得比较干净。

中国古代帝王为了死后在阴间能安寝不受盗扰，更是耗费巨大财富修筑自己的陵墓，还在墓中设置陷阱、套绳、毒箭、飞刀等各种防御设施，《史记》记载，秦始皇修陵墓时，就“令匠作机弩箭矢”放在陵中，墓中还设有机关暗道，有盗墓者进入，箭矢就会自动射出杀死盗墓人。

除了设置机关对付盗墓者，“诅咒震慑”也是常用办法。据说，孙权只盗挖到了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陵墓，获不少珍宝，当时就有一些“摸金校尉”，因不服岭南水土患疟疾而死亡，但当地人却传说，他们是中了南越王地下幽灵的邪术，冥冥的幽灵使盗墓者不得安生，吓得盗墓者魂飞魄散。或许正是如此，墓葬规模更大随葬更丰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南越王陵，也就免遭浩劫了。

图4.黄淼章老师与读者频频互动

南北两派盗墓贼

中国古代盗墓贼，从地区上分，有南、北两派，以长江为界。北派中又分出洛阳（河南）帮、关中（陕西）帮等很多派别，每帮各有“活动范围”，外帮很难进来。一般情况下，各帮互不侵扰，各做各的。

“北派”以“巧力”见长，如盗洞打在何处（棺前、棺尾）、掘成何形（方洞、圆洞）都有讲究，十分诡异。方口形的盗洞就是北派所创，因在陕西关中地区的黄土地上多见，圈内俗称“关中式盗洞”。北派盗墓贼在工具的使用上特别讲究，如洛阳铲就是北派盗墓贼发明的，既是他们盗墓利用，也是他们盗墓绝技。

南派则以“巧技”见长，手段超强，通过自己或是祖传的经验，结合所掌握的堪舆理论来探穴盗宝，他们对中国古代的风水知识有独到研究。北派发明洛阳铲，南派则善于使用“望”、“闻”、“问”、“切”四法，此法便是南派中的“长沙帮”盗墓贼所总结，是他们惯用手段，当然也是绝技。

长沙和广州的盗墓贼以“巧技”见长，手段超强，通过自己或祖传的经验结合所掌握的堪舆理论来探穴寻宝，他们对中国古代的风水知识有独到的研究。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的盗墓贼的办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清代“广州剧盗”焦四盗墓的方式，其技艺之高超，诡秘而又神奇，令人拍案叫绝。《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披露了盗墓的技巧：”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现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众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之中。少顷，雨霁，东方一人归，谓大雷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这个焦四不愧是个盗墓高手！他不但掌握了一般盗墓人都会的分辨土质、土色的本领，还善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帮他寻找坟墓的所在。比如“雷电”，焦四在雷雨天出去盗墓，他让跟他盗墓的人分别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雨过后，东边的人跑过来说，刚才打雷的时候，听到他哪个方位的地下有隐隐的声音想应和。焦四很高兴，说：“我们找到了！”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有墓葬的地下是空的，当大雷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共鸣，听起来好像是地下有东西和雷声相应和了。

最好的防盗手段就是薄葬

到了明代，古人懂得了防止盗墓贼侵扰的办法，就是薄葬，什么东西都不带进去墓里面。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东山梅花村象栏岗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墓，墓主是明代的戴缙夫妇。这是一座夫妻分室合葬墓，埋于地下约2米多的深处。地面上仍有花岗岩石的坟头，上有墓碑记载该墓曾于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考古人员在周氏墓中发现一块墓志，其中有一段令人感兴趣的话：“孺人（周氏）临终嘱其夫并子孙曰：我死之后，慎勿以金银首饰装我，恐为我后患。瞑目，子孙遵其遗嘱，一以香簪素服，并无分毫金银首饰装殓。”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戴缙夫妇是害怕墓中陪葬金银珠宝会带来后患，于是只好用香簪素服下葬了。

上面提到，广州的汉代墓葬，厚葬成风，因此成为盗墓者大显身手的场所。这场盗墓者与丧葬者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斗争，使广州的达官贵人万分苦恼。虽然他们生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却无法保证死后自己的坟墓免遭盗掘。这样，“厚葬”给墓主及他们的后代增添了无限的烦恼。于是，从唐宋时期起，广州墓葬的随葬品就逐步减少了。

惨痛的教训使明代的广州达官贵人们明白，防盗的最好办法，就是墓中不放珍贵的随葬品。因此，戴缙生前虽然曾任工部尚书，是达官显贵人家，他们不惜花费巨大的工本构筑十分坚固的墓葬，但是又怕墓中随葬品太多而导致后人盗挖其墓，所以墓中基本上不放随葬品。因此，后来的广州盗墓者，碰到此类明墓，也不愿意下手了。

盗墓与反盗墓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讲座期间，黄淼章老师给大家普及了《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条例，还不断的呼吁大家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互动的读者带来了自己编写的南越国著作和南越王博物馆参观门票。

阅读推荐：

1、《西汉南越王墓》（全2册）

【责任者】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著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1991

【ISBN】7-5010-0598-2

【中图法分类号】K878.8

【索书号】K878.8/G857/1等

【推荐理由】本书是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是关于广州早期文明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考古学论著。本书以墓室为单元进行编排，完整呈现了文物出土面貌，编排体例独特。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详细介绍西汉南越王墓各个墓室及其器物或文字资料的情况，并附有插图，还辑录相关专家学者的鉴定报告及专题研究成果；下册分彩版和图版两类，完整收录了墓室及出土器物的图片。（程存洁、王美怡）

2、《点解姓羊：祥和广州与华夏羊文化》（全1册）

【责任者】杨冠丰、黄淼章著

【出版发行】羊城晚报出版社，2007

【ISBN】978-7-80651-643-0

【中图法分类号】K296.51

【索书号】K296.5/707

【推荐理由】该书从文字、文化、文明以文为根；说文解字美名羊；名“食”相符膳“鲜”“美”；中国人崇羊（阳）；羊光道德；羊赞——出尽羊相；“五羊衔谷”——不“明”则己，一“明”惊人等方面详述了广州又名“羊城”的来历。广州又名“羊城”，因一则“五羊传说”而得名，但其背后的文化渊源是什么，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该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文物、图像和传说资料，详细阐述了羊的文化内涵及广州得名“羊城”的原因。论述详细，思路清晰，结论合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读者了解羊城来历和羊文化具有参考价值。（宋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