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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曲人)写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
发布时间:2006-02-04 12:33: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产品鉴定
  产品名称:曲作者
  代表人物:解承强、李海鹰、毕晓世、张全复等
  质量鉴定:这一批成名于广州的音乐人,曾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流行乐坛的中流砥柱,他们贡献的大量歌曲如今已被公认为内地歌坛的经典之作。就像光头李进凭借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一唱就是十年,不能不说这就是流行歌的魅力。

  质检报告
  他们冲破了音乐的传统界线

  流行音乐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颇为新潮的概念,尽管台湾的邓丽君、香港的许冠杰等人的卡带和黑胶唱片在本地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品,尽管这个时候香港歌手陈百强已经开始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然而大部分人对流行歌曲的认识还在保守中徘徊不前,甚至认为这是外来文化的入侵。历史原因使得内地音乐人在流行歌曲的创作方面相对滞后,但此时一批有见识的本地新派作曲家已经开始悄悄尝试这种新潮的乐风。之所以要把这些敢于吃螃蟹的音乐人外加“新派”的封号,并不单单因为他们的作品带来的新风,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其实非常恶劣——内地文化圈已经有了“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的论战,流行音乐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社会效应层面,都遭到传统音乐界和文化界的白眼。
  广东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解承强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强调,尽管当时几乎所有创作者都是交响乐或者民族音乐的行家,但“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去界定什么是严肃音乐什么是流行音乐,难道我们做的音乐就不严肃么?”也正是在那个针锋相对的时代,曾经醉心于谱写交响乐的解承强开始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以高度的热情创作了《街灯》和《信天游》两首流行歌。《信天游》具备了流行音乐的所有技术元素,后来更被称做是岭南流行乐的开山之作,盛誉不止。
  当然,广州人听流行音乐也有自己的态度,好的就是流行的,流行的就是好的——正如作曲家自己所说,大家喜欢的我就喜欢。

  时势造英雄

  从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音乐茶座,第一个影音公司,到率先发起流行乐坛“造星工程”和签约歌手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广东流行乐坛可谓是全盛时期。广州,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早年的流行乐坛和它的经济发展一样,在全国备受瞩目,曾经引起革命性的试验和引领着时代流行文化的潮流。
  当年,广东音乐人群体内心的不安分和地理环境的开放活跃,使广东流行乐坛一直都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先行者往往走得很累,身心都累,因为他们每走一步都交织着困惑和希望,都得忍受着创作过程中文化价值与商业手段磨合的种种阵痛和煎熬。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观望。他们在创造了本地乐坛辉煌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如今,当我们在大小晚会或卡拉OK厅里唱吟着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轻轻地告诉你》、《信天游》……我们完全有理由向第一代广东流行音乐人致敬,为我们所处的家园和土壤,能够催生出这么一片灿烂的音符而感到骄傲。撑起这一片灿烂的是一群至今仍然响当当的名字,作曲有李海鹰、兰斋、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李汉颖、许健强等人,作词有陈小奇、刘志文、陈洁明、杨湘粤、李广平等人,制作有陈珞、陈梓秋等人,一拨富有才气和激情的年轻人,制作了上世纪音乐界的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一度大举“入侵”内地,看着本地的歌手在“唱别人的口水歌”,他们感到莫大的耻辱。于是,“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成了那一代音乐人的共识和奋发的动力。
  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广州最早尝试原创音乐的“新空气”三剑客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也不能不提到作曲中的领军人物李海鹰。
  又一个10年过去了,在人们期盼着广东流行乐坛重拾辉煌的同时,我们依然看见李海鹰们仍在努力着,不管是北上的还是留守的,他们不曾放弃。我们相信,伴随着建设文化大省的施政理念,广东流行乐坛又见彩虹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陈丹苗(资深娱乐记者)
 
  ■追忆年华
  歌如岁月 长流岭南

  萌芽期 小城之春细腻柔美
  1986年被定性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在此情况下,呼唤内地本身的创作就成为一个客观的需要。1984~1985年间,音带市场上已出现了港台音带大批滞销的状况。 萌芽阶段的广东流行音乐,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也达至空前的成功,具有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协会秘书长李广平指出,当时广州音乐人在硬件方面,例如录音技术、乐器运用等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软件方面,本地音乐人受港台流行乐坛的影响,在创作观念上转变非常快,北方还在讨论“什么是通俗、什么是流行”的时候,这批音乐人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流行音乐。岭南流行歌曲的特点是旋律的抒情性很强,风格比较柔美,自然也比较容易让听众接受。
  关键词:口水歌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流行歌曲。在广州,解放以前流行的是粤曲小调,解放之后则流行革命歌曲。而改革开放以后本地又是流行什么样的歌曲呢?音乐人李广平回忆当时的情形,指出“口水歌”曾经是那个时期的标签,这个名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属于尘封的记忆了。有意思的是,1986年以前,当红歌手沈小岑的专辑里头唯一的原创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广受追捧,所以也有人把这首歌誉为是岭南流行乐的雏形。

 这个录音间只能称为室,还不算“棚”,算是作曲人自己的一个私人创作空间。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鼎盛期 炎炎盛夏热浪爆发

  从《秋千》到《弯弯的月亮》,从《信天游》到西北风热浪,从甜歌《风含情水含笑》到粗犷的《九月九的酒》,从绕梁三日的《涛声依旧》到平民作品《小芳》,从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请到天涯海角来》到诱发亿万打工者共鸣的《你在他乡还好吗》,从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祈求》到呼唤环境保护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广东流行音乐无论在音乐创作、作品质量、种类、演奏演唱、数量及流行程度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东音乐界引入了“签约歌手制”,从而促使了一场流行乐风潮的爆发。
  从1993年到1998年,广东流行乐坛在五年间成就了数十位“星级”歌手,同时也向广大乐迷贡献了无数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这个时段,大部分音乐人都进入了创作的高潮期,每人每年平均能够推出30首知名歌曲。
  关于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阶段,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协会会长、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评论说,其实那是广东音乐人、歌手、唱片公司以及媒体通力合作、能量长期积累的一次总爆发。
  那时广东是中国唯一可以与北京分庭抗礼的音乐重镇。1987年广东电台设立全国第一家原创歌曲排行榜、1991年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协会成立,广州唱片业形式中唱、太平洋、白天鹅、新时代四足鼎立的局面。
  音乐人李广平个人认为,广东流行乐坛的崛起,应该以三首代表作品为标志——李海鹰创作的《弯弯的月亮》、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以及解承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歌曲拥有岭南流行乐标志性的柔美旋律,不但在中国大陆广为传唱,同时也受到港台音乐人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翻唱
  内地歌手翻唱海外作品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并不鲜见,然而到了1993年之后,这种情形便倒转过来。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香港红星吕方有一回在广州逛街的时候听到了《弯弯的月亮》,于是立刻被歌曲的旋律所吸引,随后返港翻唱了这一作品,并且制作出职业生涯中发行量最大的唱片。内地歌坛反向影响港台流行乐坛,这也许是本地音乐人无法预料的结果。时至今日,内地音乐人的势力已经与20年前大不相同,最近传闻台湾歌手阿杜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制作人之一便是成名于广州的毕晓世。
 创作音乐是一件需要勇气和灵感的工作,这台有10年历史的旧式DAT磁带机曾是录制歌曲的重要工具。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10年后的今天,录制工具都已趋向科技化,作曲人的作曲思路也在转变。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低潮期 黯然进入微凉深秋

  用“好景不常”来形容广东流行乐坛的短暂辉煌,未免太过于悲凉。然而事实上,在1998年之后,本地的流行乐坛的确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甚至于还没有经过金色秋天的收获,便匆匆步入冷酷的寒冬。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吴颂今曾经致信省政府,提出广东省音乐人才流失严重,岭南歌坛现状堪忧,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极为不利。
  近几年广东乐坛逐步走向低迷,大批优秀的词曲作家、音乐人、著名歌手纷纷离开广东,到北京或上海等地发展。早有李海鹰、解承强等名家,后来有浮克、樊孝斌等人,最近又有兰斋、毕晓世等著名音乐人;还有陈明、李春波、毛宁、甘苹、陈思思等一大批歌手。剩下的有的改行转业,放弃音乐事业;有的整天无所事事,英雄无用武之地。 
  吴颂今指出,人才流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音乐人无用武之地。因为广东国有唱片公司大多身陷困境,经营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能力和资金组织创作出版原创新歌。近几年来,广东很少捧红什么歌星,也很少推出能够唱响全国的好歌,这并非广东音乐创作者没能力,而是缺乏条件和机会。
  关键词:出走
  关于“出走”,广东音乐人解承强或许可以成为“榜样”。早在1994年,解承强便看到了当时乐坛的盛况其实是一种虚火,大量雷同作品的出现、新元素的缺乏等等制约了本地音乐人的个人发展,也就是这一年,解承强谢绝所有的颁奖典礼,决定北上,结果在北京一呆就是三年。在广州成名的曲作者,包括李海鹰、毕晓世、捞仔等等,后来也陆续携自己的制作室北上打拼。岭南乐风的北上,曾经被比喻为“北伐”,然而音乐人的北上,则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同时也给岭南乐坛迟迟未能实现第二次飞跃留下了沉重的暗伤。
 
 寻找转变,寻求思路的创新,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已成为这群作曲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这群曾创造了上世纪90年代广东歌坛辉煌时代的音乐人,如今面临的是去与留的选择。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名词解释

  签约歌手制
  1993年以前,音乐人和歌手合作的关系通常比较松散,也就是说作品和演唱者结合得不够紧凑,一方面作者们积累了大量的作品却无处发表,另一方面音乐人作为制作单位的员工,只能领取少量的稿费,收入则以固定工资为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流行乐坛的发展。此后广东乐坛引进了签约歌手制,使音乐人与演唱者组成了紧密联合的团队,音乐人也从领工资转向领取高额稿费,如今创作一首歌,最高能够获得上万元的稿酬。所以在1993年之后,本地的音乐人很快便进入了出产高峰期。
  北伐
  广东人一向有做白老鼠的勇气,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北方文化圈还在讨论什么是通俗音乐、什么是流行音乐的时候,广州的音乐人已经在制作各种流行音乐专辑,并且在全国率先打开销售网络。上个世纪80年代,北方拿得出手的只有崔健等少数名家的经典作品,而本地的音乐人群体已经四面开花,自创了岭南流行音乐的风格和体系。广东歌风靡全国,立刻就被称为是音乐领域的“北伐”,据说当时的北方人如此羡慕广东特色:吃广东生猛海鲜、喝广东出产的健力宝、唱广东流行歌曲。
  口水歌
  迪克牛仔在台湾唱口水歌一炮而红,甚至红遍整个华语区,这是谁都知道的“近况”。其实口水歌在流行乐坛的发展历程当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香港歌坛老大哥许冠杰就是因为厌倦唱口水歌而改行炮制原创音乐的。广东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上个世纪80年代初,广州最流行的音乐除了每天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其余便是本地歌手重新包装的口水歌,唐彪、安李有《春夏秋冬》、《在雨中》、《明天会更好》等专辑,沈小岑则有《青春舞曲》、《我的中国心》、《巴比伦河》、《幸福之歌》、《龙的传人》等经典翻唱。
  
  ■音乐人事件簿
  身份互换

  广东流行乐坛的第一批成名曲作者大部分是科班出身,因为有西洋乐器或民族乐器的底子,所以在作曲技巧上可谓驾轻就熟。另一方面,词作者则多毕业于中文系,是标准的文艺青年。实际上,以作曲为本行的音乐人,有时候也会尝试着为自己的歌填词,例如解承强在创作《一个真实的故事》时,就曾经在陈蕾的基础上进行过大量修改,词风朴实无华之处便多是出自于他的笔调;可能是由于专业局限,词作者转向音乐创作的就不多见,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小奇则是一个特例。据李广平分析,就广东乐坛短短20年来看,真正能从词入曲而获成功的,大概只有陈小奇一人。1994年上海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陈小奇共有两首独立创作词曲作品入围十大,是年广东流行曲更占据风云榜共五席,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广东乐坛在当时的确支撑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半边天”。
  刘志文、刘欣茹、解承强等一行于1986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雅马哈音乐大赛,解承强作为领队以及作曲家的身份把《祈求》一曲推向国际,同时也踏出了中国音乐创作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这次大赛吸引了全世界的音乐人参与其中,是毫无虚假的国际音乐大赛。在此之后,中国音乐人比较多地参加东欧国家举办的音乐大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涉及面上,都略显单薄。

  ■论调
  关于流行音乐的形式

  陈小奇认为,音乐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并没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不能认为流行音乐就是低俗的。事实上,流行音乐也有很多的主旋律作品,如为广东创作的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会歌《跨越巅峰》及九运会会歌《又见彩虹》等。唱红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的词作者蒋开儒也是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的会员。陈小奇告诉记者,温家宝总理参加CEPA签字仪式后引用黄遵宪的诗《赠梁任父同年》来祝愿香港,他已经为这首诗谱上曲,而李小兵也将“三个代表”作为歌词来谱曲,这些歌都对政治宣传有一定的作用。而拥有最大的受众和最多的从业人员、吸收了最新科技成果、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流行音乐无论如何也不能游离于我们的文化视角之外。

  ■第一访谈
  音乐本无界限之分

抚摸着这张旧海报,解承强不禁回忆起当年创办“新空气”组合的时光。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10年后的今天,解承强承认转型是另一个突破口,《非常西藏》是他新近的创作。 摄影 本报记者 黄皓
 
  解承强生于广州,早年曾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担任大提琴手,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土音乐人。谈到一个流行音乐的创作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解承强说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专业的基本的音乐知识;二是能够正确理解流行音乐这种体裁,不要以为只有单旋律才是流行音乐的归结;三是要对生活有更多的感受。也许正是因为他自己具备了这三个天然的条件,才使得学正统西乐的解承强成为了岭南流行乐坛的开山人物之一。
  记者:是什么机缘使你踏入了流行音乐的范畴?
  解承强: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哥当时在公安部门工作,有一次他们单位拍卖一批收缴物品,其中有一台FM收音机。就是这一台收音机,让我听到了一百公里以外的声音,听到了早期的香港流行音乐。这也就是我的流行音乐启蒙,当时是1972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刺激了我——改革开放不久,广州举办了第一届交响乐比赛,当时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和别人一起创作了一个作品,我是最后执笔。那个作品被前辈认定“进入前三名问题不大”,可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名额居然以“照顾别人”的名义被抹杀。当时我觉得艺术怎么可以当做商品来交易!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之后,我便决定转型——要做就做大众承认的作品,不需要官方一小撮人来认同——流行音乐的特点是只要流行就是好作品,于是我便开始创作。话说回来,虽然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至今交响乐仍然是我的最高理想。
  记者:成名于广州的音乐人,你个人比较喜欢谁?
  解承强:其实广州的音乐人水平在很早以前就相当不错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连台湾音乐人都还不了解说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广州就出过一首这样的作品。当时的台湾音乐人就说:“大陆的音乐太新潮了。”说到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人,有毕晓世、张全复、李海鹰,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这批音乐人功底很好,他们的创作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很有科学性,作品也非常耐听。其实上世纪90年代广州乐坛的辉煌只是数量级的辉煌,创作风格很类似,我很早就觉得那样下去不会长远。只有真正懂音乐、功底扎实的音乐人,他的作品才会成为经典。
  记者:很多本地音乐人都外流了,你留下来有什么打算?
  解承强:(其实最早离开的是我)。其实我自己正在寻找转变,我的思路有两个,第一是转向创作企业歌,也就是所谓的听觉识别系统。关于这一门“音乐营销”,我已经在广州讲了四次课,有一百多家企业听讲。这是商业方面的想法。另外一条路就是寻找新的音乐形式,比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创作了乐舞《珠穆朗玛》,这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创新,我正在探索和尝试用别的方式来诠释音乐。对于学西乐的我来说,流行音乐毕竟是太单调了。在流行音乐方面,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主要是制作唱片,很快我就会推出两张专辑,一张是西藏音乐,我一共去了九次西藏,尝试去寻觅藏族音乐的核心;另一张是包装一个女孩子,用邓丽君的唱腔和唱法来演绎新的歌,建立一个“后邓丽君时代”。

  本版执行 本报记者 杨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