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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自来水厂)无论贫富贵贱,一城同饮甘凉
发布时间:2007-12-03 11:27:05

没有水的山就像人没有了眼睛,缺少了灵气;没有水的城市更是无法想象的——在这
个意义上,广泛利用科技回收“中水”,才显得更有价值。本报记者 吴伟洪 摄


  记者手记
  饮水还须思源


  自来水,最初一度成为奢侈品,是富豪或达官显贵们才消受得起的东东,谁家要是喝上了自来水,那尊贵,比起喝井水的老百姓来说,就是现在开宝马和开捷达的区别吧!

  可这世界变化真快啊,100年后的今天,自来水就跟空气一样,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能轻轻松松拥有,也没有谁再把它当回事了!“自来”水嘛,容易得到的,总是不会珍惜。有数据表明,广州人均综合用水量约为每天427升,而全国长江以南一般城市居民人均用水仅为261升,换言之,广州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水是被浪费掉的。怎么浪费?煲汤、洗菜、煮炒时任自来水哗哗直流,卫生间水龙头长流不息,建筑工地水流成河无人过问……就马桶漏水来说,按保守估算一天市内就流掉将近3个流花湖(湖水为57万立方米),这些都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每天都在身边发生。

  很多人以为,浪费一吨水也就等于浪费了1.5元(按目前的广州市水价),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岂止这些?要知道水资源再生、河涌截污、水质整治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市政园林局总工程师吴学伟表示,一吨水处理生产成自来水最少需要0.9元,而一吨污水处理成可以达标排放的水则需要2元多!

  也许,有一天,因为我们的浪费,因为全球水资源的日益缺乏,自来水重新变成奢侈消费品,拿着钱都没有人肯卖给你。那时候才觉悟,会不会太晚?所以,饮水还须思源,这并不是一个人一个家的事情,还关乎整座城市整个地球的生存。

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可谓广州自来水第一人。

  遗迹简介

  清光绪34年(1908年),广州第一间公用自来水厂——增埗水厂于西村增埗河岸建成,并开始试运行。厂内建设隔沙澄水池10多个,以直径2尺余铁管引水至长寿寺旧址,并在长寿大街建水塔,容水量782吨,塔高34米,水管总长89公里。该水厂初为官、商合办,1915年改为商办,1929年由市政府接管,并进行扩建,安装了第二套快滤式供水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市政府进一步扩建增埗自来水厂,并在1959年改称西村水厂。

  史料故事
  苏轼建议引白云山泉入城


  据史料记载,宋代以后,广州城内的古井多为权势者霸占,平民百姓只好饮用受海潮影响的江水,因此常发生瘟疫。宋朝苏轼被贬谪惠州,途经广州游白云山蒲涧时,留意到蒲涧溪水(被誉为甘溪)清冽甘甜,于是苏轼给广州太守提出了引白云山水入城的设想,他提议在滴水岩下凿一石槽,将泉水蓄于其中,再用五管并排的大竹筒,顺着地势将泉水分引到城内各个小石槽,方便居民就近引水。据说这个方法得到采纳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一城贫富同饮甘凉”,据说,这是广州最早的自来水规划蓝图,苏轼也由此成为“广州自来水第一人”。
  
  自来水初期是奢侈消费品

  据了解,100年前自来水刚出现时,自来水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广州大多数人家都是喝珠江水或者地下井水,或者从挑夫手中买来自白云山的山泉水喝,每户家庭每月水费平均也就是白银三四角钱而已。而当时安装自来水的家庭,除去几十元的管线安装外,一个月最低的水费也要超过白银1元8角,相当于山泉水的几十倍价格。因此,当时能够吃上自来水的,都是非富即贵的豪门人家。

  据60多岁的万先生回忆,由于他父亲是当时一家私立银行的主管,家境比较殷实,所以很早就用上了自来水,附近的邻居还经常过来向他们借水喝。
  
  水站成当街一景

  万先生回忆说,为了推广自来水,水公司还专门在每个街道设立一些水站,市民可以凭票去购买,这些水站则成了街上的一道景观。水龙头设在一个简陋的木棚里,外挂牌“XX水喉站”。站中一对水桶,桶边开一个口,以防接水太满。挑一担水,一两分钱。那时候,在横街窄巷,不少姑娘挑着两桶水款款而行,两只水桶左右摇晃,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水站也是洗衣服的地方,几个相熟的姑娘一起,天南地北,嘻嘻哈哈,边洗边谈,引来目光无数。

民国期间,为了偿还自来水公司商办部分的本息,曾向银行借银一万元。

  百年沧桑
  百年前 官商合股兴建广州自来水公司


  近代广州自来水的诞生,离不开一个叫岑春煊的人。1905年,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从官饷中拨出白银60万两,与上海商人集资的60万两,官商合股成立了“广东省河自来水公司”,分别在上海成立董事局和在广州成立董事会,并于现在的人民南路新亚酒店购置办公楼。翌年在西村增埗河岸动工建水厂,广州自来水事业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勘定以位于增埗河为原水取水点,1908年6月,增埗水厂建成试运行,1909年正式向市区输水营业,初时供水范围只有广州市区西关、南关和禺山市3个繁华富庶的城区,供水能力为1350吨/小时。

  抗战中 水塔水管都被日寇拆运台湾

  从1905年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44年中,广州自来水历史上写满了坎坷。1938年10月21日,日本入侵,广州沦陷。在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下,建设中的增埗水厂第三套给水系统被迫停工。其后,东山水厂的水塔、增埗水厂第三套给水系统的给水设备、输水管,甚至市区的部门街管都被拆卸运往台湾。整个广州供水系统变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自来水事业,但水荒严重,水价不断上升,市民不堪重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只有两家水厂:一是增埗水厂,一是沙面租界居民集资兴建的自用水厂——沙面水厂,加上飞机轰炸、乱挖乱拆、私自开孔、管网图纸散失、装管人力不足、漏水现象无人过问,14万立方米的供水中,漏水率竟达到66.1%,广州城区缺水严重。

  解放初 首次迈过珠江向海珠区供水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重组“广州市水电管理处”,但此时的广州自来水业江河日下,一蹶不振。1949年,广州解放,广州自来水事业才甩开了重重枷锁,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之路。1950年4月,广州市自来水公司成功铺设了第一条过河水管。这条直径150厘米、长700多米的过河水管,从长堤五仙门直达河南同庆路口,至此,河南的居民开始喝上自来水。

  随后,广州还建成了白鹤洞、员村、黄埔、河南、车陂等五间“卫星水厂”,大大减轻了单靠西村水厂供水的压力。至1965年,广州自来水供水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用水人数达192万,全年售水量13118万立方米。即使在“文革”10年动乱期间,广州自来水人依然确保了广州供水没有停过一天。在此期间,建成了江村、石溪、新塘三间自来水厂,共向国家上缴利润8083万元。

  改革开放后 以水养水开全国同行先河

  1981年,广州市自来水公司正式开始实行“以水养水”,即自来水企业每年所得的利润,除应缴税款外,全部不上缴,主要留给企业作为扩大自来水生产的费用。 

  此举大大加快了广州自来水建设的步伐,依靠“以水养水”,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被迅速地“养大”了。至2004年底,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供水范围达到483.8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达到4179727人(不包括流动人口)。

  这一时期,科技兴水的步伐也不断加快。1981年以来,广州自来水行业开始使用无线数传遥测装置,随时将全市水厂、加压站库及市区管网中不同地段的服务水压点的参数,自动传送到调度室,并可及时按各地段不同水压、各水厂、站、库地理位置、设备能力、供水情况等进行生产调度。

  百年之际 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临近百年,广州自来水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发生“质”的改变,市民已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广州市委、市政府投入26亿元、日产饮用净水100万吨的全国最大饮用净水厂——南洲水厂,于2004年9月23日投产运营,标志着广州自来水第三步发展目标——实现广州供水现代化的步伐已经迈出。南洲水厂是国内起点最高的饮用净水厂,出厂的水不但完全符合国家饮用净水水质标准,而且还有9项指标超过了欧盟水质标准。截至去年底,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供水范围达到483.8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达到417万。

  科技节水
  中水回用,不与民争水

  据数据表明,目前广州市水资源总量约81.3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只有1375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6%和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同时,广州仍面临着季节性和水质性缺水两大难题。因此,如何节水便成为永恒的话题。

  据专家介绍,城市污水经处理设施深度净化处理后的水统称“中水”,其水质介于自来水(上水)与排入管道内污水(下水)之间,亦故名为“中水”,其用途十分广泛,可以用作灌溉、农业养殖、工业用水、景观用水以及绿化、建筑施工等。

  据悉,广州市去年上半年污水处理总量便达到了2.34亿吨,但大部分都是排入江河,造成“中水”资源的巨大浪费。记者从广州市市政园林局获悉,广州目前已经开展了中水回用的科研项目。以猎德污水处理厂为例,目前已建成日产3000立方中水回用系统,不仅用于厂区绿化、路面卫生,而且还养了一池活泼锦鲤,2006年将继续加大中水回用的规模,中水成功回用还为厂里节省了大笔自来水费,同时让出更多的自来水给市民,实现不与民“争水”。

走进自来水历史展示馆,就像穿过了时空隧道,仿佛可以回到这一百年岁月中的任意时刻。

  现场目击
  凤凰涅槃,用了整整一百年


  在故纸堆里,翻到广州最早的自来水厂——增埗水厂的一些老照片,黑白的,有些发黄,记载着水厂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老水厂留下的印象跟照片一样泛黄,冷冰冰的厂房、横七竖八的管道,因为没有设备,男人们赤膊上阵抡着揪在水沟里洗砂……100年了,广州自来水历史翻过了100年,增埗水厂如今变成了哪般模样?

  地图上,是找不到“增埗水厂”的,早在几十年前就扩建、更名为“西村水厂”,在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张海华的引导下,我来到环市西路5号,西村水厂就坐落于此。

  本以为水厂大多都是冷冰冰的,水泥加管道的组合,但进了厂区,我一度误以为走进了某个花园小区,厂内浓荫如盖、绿草如茵,过节的红灯笼还在榕树枝头闪耀着喜庆的光芒;环市西路上的车水马龙虽近在咫尺,但喧嚣似乎与这里绝缘,厂区内很静,一位老人牵着孙女从对面慢慢走近又走远,恍然间,竟以为是到了公园,可公园哪里有这般幽静?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张海华笑了,“不信啊,那,前面就是原来增埗水厂的内燃机房,现在是自来水历史展示馆。”大楼全部用红砖砌成,据说是1930年建成,现在看来像一幢文物古建筑,在这个现代化的园区内倒是风韵犹存。

  推开自来水展示馆的大门,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时空隧道。自来水历史展示馆讲解员毛小姐说,展示馆原先是西村水厂的内燃机房,始建于1930年,后来改做成一间仓库,从2004年11月开始,市自来水公司又对它进行了加固、外部粉刷和内部装修,将它改造成再现自来水百年历史的展示馆。

  脚下透明的玻璃地板下,展示着100年来各个阶段的输水管材。毛小姐说,在广州自来水创设初期,自来水的生产机器设备主要是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的;而供水管道、管件和水暖器材,则主要从英国进口。采用的设备,几乎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在设计前卫的展厅里,还有上个世纪20年代自来水厂使用的供水阀门、单嘴消火栓,1935年制造的正方形太平龙头沙井盖,1916年自来水公司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时的公司股票及红利单据;上世纪50年代居民的水费单,最早时期装自来水管时用来熔铸铅封的铅锅和铅炉,上世纪60年代水厂职工自制的投氯机和浊度仪……一一记录了广州自来水在广州奔流整整100年的历史,折射出广州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广州自来水的百年历史全部浓缩于此,西村水厂,更像是一部鲜活的立体的广州自来水历史教科书;公园式的厂区规划,更加先进的自来水技术与设备,以及随之带来的巨大产能,都让西村水厂今非昔比。

  可以说,西村水厂,是增埗水厂的凤凰涅槃,当然,这个涅槃用了整整一百年。

地图上早已找不到增埗水厂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幽静如公园般的西村水厂。

  历史再现
  广州百年自来水之最
  最早的筹备会议


  1905年10月16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上海商人李平喜、王声楷等人,在广州西濠口谷埠办公楼新亚酒店(现太平南新亚酒店)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商洽筹办广州自来水公司。
  
  最早的公司名称

  1906年,官商合办的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在新亚酒店挂牌成立,标志着百年广州自来水业正式起步;1915年,公司名称改为商办广州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1月,又更名为广州特别市政府自来水管理委员会;1933年改成广州自来水管理处。解放后,它先后用过广州市人民政府自来水管理处、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以及广州市人民供水公司等名字。“文革”结束后,恢复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名称并沿用至今。
  
  最早的水厂

  1906年6月,广东省自来水公司在西场购买70亩地,兴建第一家水厂增埗水厂,这就是现在广州西村水厂的前身。1908年,增埗水厂建成投产,次年实现向市内营业输水。 
  
  最早的水塔

  西关水塔。位于荔湾区长寿路长寿大街内,是增埗水厂附设工程之一,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造价9.5万两白银,塔身高6.71米,内径12.2米,距地面约42.1米,容量约782立方米,于1976年拆除。
  
  最早的过江水管

  1950年4月,广州自来水公司在长堤五仙直街对面码头,安装第一条过江河底水管,水管长700多米,直径150毫米,直通同庆路口,首次实现向海珠地区供应自来水。

  老员工访谈
  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


  刘正炜,年近70,16岁就进了增埗水厂,其外祖父、父亲都普在西村水厂工作过,是西村水厂元老级的员工,也是增埗水厂成长、遇难、“蜕变”的见证人。
  
  水厂工人智斗日寇敌机轰炸

  刘老说,他父亲曾告诉他,抗战时期西村水厂一度成为敌人破坏的重点对象,当时每天晚上都有汉奸在水厂向天空发信号弹,指引敌人飞机过来轰炸。但是水厂是不能停工的,老百姓要喝水,最重要的是一些抗战指挥所一刻都不能停水。所以当时工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沙包把取水的水泵围起来,而一线值班人员则在砌得严严实实的一堵围墙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水厂没有被炸毁,保证了抗战勇士和百姓的饮用水。
  
  没有电力用蒸汽机供水

  刘老说,直到50多年前的1954年,西村水厂每天产水量都只有10万多吨左右,而且大多数设备还是清朝留下来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没有电力,供水系统都是用蒸汽机推动的,但那时候工人都很投入,不怕辛苦,每天都是用独轮车将用来烧锅炉的煤一步一步从珠江边推到西村。不仅供水不易,过滤池里的淤泥也是靠4名工人从2米多深的池内挖出来,然后慢慢抬上地面。刘老说,由于条件艰苦,当时每年春节的时候,广州市里的局级以上干部还来这里做“义工”呢!

  本版撰文/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郭晓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