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孔殷14岁时，来到西樵山三湖书院，拜康有为为师，攻读圣贤书。也即是从这时开始，他改名为“孔殷”，取自《尚书》一句：“九江孔殷，界分于此”。1883年，江孔殷在乡试中考上邑，成为一名秀才。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时，收江孔殷为学生，并深得康有为的器重。1893年，江孔殷在省城考试中中了举人。后来，他跟康有为上京会考，在那里，参加了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并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成立的“强学会”。“强学会”被人告密取缔后，康有为逃到上海，出版《强学报》，江孔殷继续保持与康有为的联系，暗中把《强学报》传至广东地区。1898年9月，维新运动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亡国外。当时江孔殷还是一个无名小卒，逃过劫难。1904年，39岁的江孔殷在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翰林古称太史，所以人们又叫他做江太史。

 

江孔殷曾任清乡督办，与广东武官潘文卿结成深交。潘是广州市郊东圃塘村人(当时属番禺)，其子潘达微，是同盟会员，也因此与江孔殷结交。潘达微原来是奉孙中山之命，进行革命斗争的，他创办的《时事画报》，成为民主革命的喉舌，1906年因发表漫画《官场的美人图》，讽刺清朝官场利用妻妾买官卖官的黑幕，激怒了藩司，着令查封该报。潘达微即向江孔殷求助，江出面疏通南海县令(当时广州分属南海、番禺)，力陈“画报是为开通风气之善法，谬然就封禁恐有不便”，结果以罚款100元了事。   

江孔段名义上是清乡督办，却很少“剿匪”，平日与三山五岳草莽英雄结交，把他们拉到“太史第”门下，吃喝玩乐。横行番禺一带、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李福林，就被江孔殷招安。又在潘达微的建议下，资助他到安南见孙中山，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参加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回到广州，在河南开了三间商店，作为革命党人联络据点，得到江孔殷的暗中保护，李福林也成了“太史第”的座上宾。   

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失败，江孔殷出面支持潘达微收殓安葬七十二烈士。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江孔殷力促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脱离清政权，宣布广东独立，与各省一道迫使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对江孔殷深表感激之情。他们曾亲自到“太史第”拜访江孔殷，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更是“太史第”的常客，20世纪20年代初，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还有谭延闿的一个女儿，经常到“太史第”玩，被江孔殷认做义子义女。廖承志还与南海十三郎结拜为兄弟。蒋介石未发迹前，也拜访过“太史第”，对江孔殷执弟子之礼。

 

江孔殷在民国初年曾想过当官，多次活动做广东总督，都没成功，便转而以清高自居。从事商业，当上英美烟草公司南中国总代理，公开挂牌是“公益行”。英美烟草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互相竞争激烈，打得难解难分，江孔殷一度压倒简照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分部总代理)，财源滚滚而来。他曾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把守大门，威风过人。后来，由于南海兄弟烟草公司吸收了潘达徽、黄般茗、郑少梅等做广告策划，重振旗鼓，击败了英美烟草公司，江孔殷也黯然身退。   

在20世30年代初，陈济棠主粤时期，江孔殷要他的妻妾交出金银细软做本钱，办起农场，种花种果，养蜂采蜜。总场设在河南大塘李福林的家乡，下设罗岗(两个场)、下塘、沥滘、东莞横沥等五个分场，统称“江兰斋农场”，由毕业于燕京大学农科的五子誉桂担任总技师，女儿畹征住技术员。他亲力亲为引进意大利优良蜂种，几经失败挫折，败了再起，摸索出一套结合广东特点的“天时、地宜、人事、物情敌害”的“养蜂十字经”，折服了美国养蜂专家李杜氏，被介绍到海外各蜂刊。江孔殷培育的数百箱优良蜂种，传到华南各地，为广东后来成为养蜂大省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海十三郎自幼聪明过人，顽皮好动，读书时喜欢捉弄老师。   

然而南海十三郎最为醉心、最有造诣的还是粤剧创作。原来，他的父亲江孔殷一家人都非常喜爱粤剧，曾在海珠戏院长期订了第四排中央四个座位，让他的子女们看粤剧；同时，在河南戏院也有包厢。南海十三郎是戏院的常客，尤其是薛觉先的演出，经常去捧场，耳濡目染，逐渐学会写粤曲、粤剧。

 

1932年，南海十三郎去上海追求阿莉时，刚好发生一二八淞沪会战，他的哥哥誉题，是十九路军师长、抗日英雄谭启秀的少校副官，后来被蒋介石夺兵权。南海十三郎跟区寿年、谭启秀等人密切交往，深受影响，加上凇沪会战对他鼓舞很大，坚决站到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   

1933年至1938年间，南海十三郎往来于穗港两地，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他曾与左派漫画家林擒住在一起。林擒介绍他参加李晨风、卢敦、王铿等人组织的“时代剧团”，上演曹禺的《雷雨》等话剧。南海十三郎也编写借古讽今的剧本给剧团演出，如《莫负少年头》，借岳飞抗金的故事，鼓吹抗日救国，剧终时竟然大唱《义勇军进行曲》。

 

南海十三郎有他自己的一套戏剧理论。抗战时，在韶关，他极力主张戏剧要追上时代，宣传抗日，不要只是儿女私情；日本投降后，在香港，仍然大编捐躯杀敌、卫国保家的粤剧。他认为，戏剧不但是娱人，也应当言教，对当时的香港流行媚俗电影，认为有伤风化，败坏人心。   

1950年以后，他曾多次接受采访和发表文章论粤剧，比如，曾与白雪仙一席谈话，谈到粤剧是否应当向话剧学习。南海十三郎认化，粤剧注重唱功和舞蹈，话剧注重台词和渲染技巧，强调粤剧话剧化是不适宜的。他还对粤剧的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一，不要离弃历史精华；其二，形式统一；其三，词曲雅洁：其四，剧情合理。   

南海十三郎曾经写过：“死却嗟来食，穷途吐哺仁。”他把这两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一生忠实实践之。

 

大概1946年至1947年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南海十三郎，告别香港，在回广州的途中，火车经过石龙镇的石滩桥时，不幸堕车(一说自杀，一说被人推下)，伤及脑部，后来经冶疗有所好转，但已造成严重影响。1950年，有人发现他在香港，衣衫褴褛，流浪街头。当时在香港的薛觉先夫妇，曾让南海十三郎住进他们的“觉庐”，但他不愿意寄人篱下，继续流落街头；他的很多侄子，愿意在经济上帮助他，都被谢绝。1984年秋，南海十三郎在精神病院逝世，终年75岁。

 

当繁华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记者在巷子里左转右拐、不断打听，年轻一点的根本不知道“太史第”的名称，年老一点的用手一指，说：海珠区委党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