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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篇 伍秉鉴 伍崇曜] 备受非议的政治第三者
发布时间:2009-10-15 14:37: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3-7-31
人物传略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其兄伍秉钧死后,他于1801年接管怡和行当时,怡和行在众多行商中排第三位,但是经过伍秉鉴的调理之后,怡和行于1807年跃居第二,1813年居行商之首。1826年.伍秉鉴退居幕后由其子伍受昌掌管。他被称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1833年病逝(见上图)。  
伍崇曜(1819年一1863),又名元薇,字紫垣。在其父伍秉鉴死后主掌家族生意,因与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参与过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之间的多次外交谈判活动。在《南京条约》废除行商制度后他专做美商生意,并在美国等地大量投资。伍崇曜擅好画画,喜诗文。著有《茶村诗话》,《粤雅堂诗钞》等。他还组织编写《岭南遗书》7种,343卷,《粤十三家集》182卷,《粤雅堂丛书》等。
复活的灵魂
有位朋友在一家外资公司做事,起了个洋名,整天西服领带,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拿他开玩笑,骂他是个现代买办,“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像个禽兽”。今天尚且有这样的玩笑,那么在两百年前,与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打交道的人,社会的眼光就更可以想见了。     
伍秉鉴、伍崇曜等行商的出现与兴起,完全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的畸形产物,确切地说,清政府是想关上门,只让一群指定的人与外国人在生意场上打交道。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那一群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与社会大众不尽相同的人。当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让他们死心塌地地做洋人生意,自然需要给他们甜头,让他们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伍秉鉴就是利用了机会,一举成为富可敌国。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的,清政府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当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他们的烂摊子时,竟然需要这一群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人来帮忙收拾,他们言语的分量,甚至超过了无能的清政府,金钱是他们说话的底气。   
伍氏父子在与外国商人打交道中聚集起来的财富简直是天文数字。尽管说是有政府特殊的垄断原因,但很多人一直怀疑有鸦片的成分在里面。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千年五十大富豪时,入选的六个中国人中,伍秉鉴是唯一不依靠权势与贪污而致富的人。姑且不论其社会影响如何,单从生意方面来说,作为中国第一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伍秉鉴大概也可以算是最杰出的,一个商人富到这个地步,其精明程度与把握机遇的能力自有其过人之处。   
伍秉鉴家族因为头脑灵活,走上了行商这条路,然后因为要发家致富,又必须要靠和外国人搞好关系才能维持下去,所以,把伍家的行为理解为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产物,也未尝不可。更何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在封建与西方之间,总是需要有一个中间媒介,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买办阶层的出现,否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如何体现出来?
即使在笑贫不笑娼的年代,生意的内容也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所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在正当生意中尚可理解,至于贩卖鸦片等行为,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无可原谅的行为,是一个不容逾越的底线。更何况,伍氏家族在中国沦为最为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关头,不仅与臭名昭著的鸦片生意牵扯上,甚至主动与外勾结,无怪乎要被老百姓视为汉奸了。参与贩卖鸦片的生意自然是商人重利的直接体现,但在国家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却是丝毫马虎不得,否则,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了。   
除了财富之外,伍家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原因,同时也是最受人诟病的,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与外国鸦片贩子的亲密关系,以及在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的各种政冶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以一个民间的力量,充当了一个政治第三者的角色。如你所知.生活中的第三者往往是遭人厌的角色,居中调停的第三者也往往是出力不讨好.政治活动中第三者的结局如何,也大致可以猜测到一二。   
参与政治,未必会是“伍秉鉴们”的本意。他们是商人,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与官府敬而远之,不单财富,其生意能不能继续下去也都是个问题。林则徐一到广州,立刻就抓了伍崇曜,摘了其顶戴,革了其官衔,令伍秉鉴戴着镣铐去外国商馆协商。但他又不得不顾及到自身的利益,若真要得罪了洋人,等于是自断生路。但终究走的,还是一条不归路。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伍氏家族当年的奢华场面今天只能存在于想像之中了,当年的巨大财富也早已烟消云散了,幸好,还有一段历史留在那里。
 
人物辞典
【行商·浩官】    
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后,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兴旺起来。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原来经营贸易的商业机构(即牙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洋货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1751年洋货行改称“外洋行”,简称“洋行”。“十三行”也即是这些洋货行或外洋行的统称,行商制度成为清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制度。   
名号 伍秉鉴领衔下的怡和行在当年的十三行有
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创造的臣大资产甚至令伍
氏挤上世界富豪榜。图为19世纪的十三行一景。
伍氏故地  孩童才远处奔来,他并不知道,
他刚刚跑过的地方以前是一个影响广州乃至中国的富商的住宅领地。
因是半官半商,众多行商的名字后多加一个官字为号。其中伍浩官(Howqua)的名头是最为响亮的,不过,浩官并不仅仅指伍秉鉴一个人,而是包括怡和行家族先后5个主持人。伍秉鉴的父亲早年创建怡和行的时候,取其子伍秉鉴的乳名亚浩为商名。商行中有祖孙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的习惯,所以先后主持行务的伍秉钧、伍秉鉴、伍受昌、伍崇曜都被称为浩官。   
据同治《南海县续志》里记载,伍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资利机枢者数十年”。英国商人认为.他是行商中最精明的人。美国商人也把他看成是行商中最为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繁忙,收费也较贵,但还是愿意和他打交道做生意。  
伍秉鉴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人。1801年,伍家在行商中只排第三位,他接手后伍家财富一路攀升,1813年达到全行商首位,1826年的资产更是达到2600万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在生意场上,伍秉鉴可谓精明至极,从以下一些事大致可以看得出来:1811年到1819年间,他利用雄厚的资金,协助英国公司向濒临破产的行商发放债务高达260万元,使得多数小行商只能看其脸色行事;他还利用这样的机会笼络其他行商,例如,英国公司要求怡和行担任羽纱销售的代理,伍家要求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这样一来,其他行商自然便对他感恩戴德;而行商黎光远破产被充军伊犁,伍秉鉴向外商筹款作为他在流放地的生活费。
 
【亦官亦商·里通外通】
因为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就自然成为当时政府和官员勒索的对象。为了保住这份基业,伍秉鉴通过贿赂、捐款及进贡等方式,同清朝朝廷及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   
豪宅  伍氏住宅古地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据说中央
豪宅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后花园有水路直通珠江;这
个著名的花园位于今海幢公园一带,后来被焚毁。
有统计说,1801年到1843年间,伍家的捐款贿赂等高达1630多万两白银。自然,这些金钱为伍家换得了许多官衔与官职。从伍秉鉴的曾祖父到伍崇曜的5代人全部晋一品荣禄大夫。伍秉鉴的哥哥还由贡生捐官至湖南岳常里澧道。伍崇曜父子等5人全都钦赐举人。这样,伍家便是亦官亦商,半官半商,内通朝廷,外通洋人,是名副其实的官商。   
除了与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之外,伍家能够迅速发家致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与西方商人保持密切联系,并靠与其做生意赚取大量钱财。   
1834年前,伍家与英美商人每年的贸易额达到数百万两白银,同时,伍秉鉴还是英国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英国公司经常在结束广州的贸易前往澳门时,将存款与金银交给伍家代为保管,而资金周转不灵时,也是向伍家借贷。后来成为近代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大本营的查顿·马地臣行(Iaddine,Matheson&co.),其中文行名就是用伍怡和的名字,称为怡和洋行。   
伍家与美商的关系更为密切。自1834年英国公司退出广州贸易之后,伍家便开始专门与美商旗昌洋行合作,并由其将货物输出到英国、美国和印度。在美国,只要印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都能卖到很好的价钱。   
从上述可以看出,伍家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也为伍家后来参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谈判活动奠定了基础。
 
【鸦片交易·鸦片战争】   
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得伍家在对待国内矛盾以及中西矛盾时显得位置特殊:在官与民、夷与民的冲突中站在官和夷的一方;而在官与夷的冲突中,又居中调节矛盾。所以,在老百姓眼中,是大汉奸;在清政府眼中,是有力助手;在洋人眼中,是可靠的朋友。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非常猖狂,伍家尽管不敢公开做鸦片生意,但私下里却保护鸦片船只。1821年,清政府曾以伍秉鉴纵容外国船只夹带鸦片为由,摘去其三品顶戴。   
1839年3月,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伍崇曜得知消息后,暗中告知英美鸦片贩,让其把鸦片船暂时隐蔽起来。林则徐到广州后,传讯伍崇曜等行商,指斥他们包庇外国鸦片交易,并责令他们通知外国鸦片贩缴烟。伍崇曜等人与鸦片贩商议,建议缴烟千箱以蒙混过关,保证以后由十三行行商照价赔偿。三天后,伍崇曜带着外国鸦片贩拼凑的1037箱鸦片到官府。林则徐看穿其伎俩,对伍崇曜加以严斥,随后把他革去职衔,逮捕入狱,不久又释放他,令其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后来伍崇曜皇与义律商定缴烟数量时,私许行商把烟价偿还给外国鸦片贩。琦善与义律私议的《穿鼻草约》中的赔款600万和奕山在《广州停战协定》中定的:“赎城费”600万元,实际上是这时议定的烟价。这也引起了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纠缠不清的烟价问题。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内部投降派占据了主要地位,伍家在众多政治活动中充当了主要角色:两广总督琦善在和义律的谈判中,都是带着伍家父子一道前往;1841年3月,清政府与英方达成停战协议,也是由美国领事馆与伍秉鉴作为中间人;5月,英军围困广州,奕山派广州知府与伍崇曜前住英军兵营,签订城下之盟,赔款600万元,为此后英军在江南一带扩大侵略提供了充足经费,也成为《南京条约》的前奏;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清政府派伍秉鉴或其子弟前往南京和侵略者斡旋,结果,伍崇曜等人还未到达南京时,投降派便已签订了《南京条约》,行商的特许身份就此取消,伍家也从封建官商转而成为中国第一代买办商人。
 
【衰落·争议】
1843年,清政府勒令旧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300万元,伍家承担其中的100万元。在不断地逼迫下,伍秉鉴终于忍无可忍,旧病复发,于9月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伍家生意由伍崇曜主持。此时,怡和行的10家旧行商改为茶行,主要经营大宗茶叶贸易。伍家利用原来与美商的关系,成为美商的大股东,而美商也利用其资金投资上海房地产和檀香山的铁路。   
由于与外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伍崇曜在清政府的外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曾担任过两广总督的“洋务委员”,被认为是可以排解“民夷不协”的宫绅之一。因1849年说服英军不要进攻广州城有功.伍崇曜被赏赐三品顶戴,即选道员;1854年,伍崇曜又因筹款500万及大批粮草、军械,支持镇压两广天地会义军,被赏戴花翎、加布正使衔二品顶戴。   
1859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又邀请广东官员与伍崇曜等买办一起,商定在沙面建立租界,这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租界之一。此后两三年间,清政府还多次委托伍崇曜向侵略者谋求妥协。   
伍崇曜死于1863年,清政府的说法是“其卒也,省垣官吏及泰西官商成往祭奠,有唏嘘泣下者,其得人心如此”。而在老百姓心目中,却是“以死一大汉奸为幸”。他的死也揭开了伍氏家族财富衰败的序幕。
 
地理记忆     
故宅 河南溪峡街、伍家祠道
这是伍家的故宅。伍家为大富之家,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下,在住宅上自然是大兴土木,雕梁画栋,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可是如今已难觅其踪影。伍宅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据说很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伍宅面积很大,中央大厅可以摆下数十桌筵席,容纳上千名和尚诵经。后花园占地很大,有水路直接通珠江。这处花园当时很出名,连两广总督阮元都慕名而来,中秋在此赏月。       
 
红圈范围内为1816年的伍家花园。曾昭璇1990年制图
伍氏大宅旧址·溪峡新街
伍家花园遗石——太湖石
“溪峡”为伍氏福建祖籍所在的乡名,他们按照商人的习俗,拿来作为在广州住所的名称。伍氏家族于1835年建宗祠,与另一富商潘家隔河相望。现在的海幢公园内有一块名为“猛虎回头”的太湖石,一就是当年伍家花园的遗留之物。
怡和行旧址 怡和大街   
伍家的怡和行位置即为现在的怡和大街。
这是1856年巴特测定的十三行商馆区地图.红线范围内为怡和行
 清代在选择洋行位置时,要求既要近商又要近码头,有三条名称保存至今的大街曾开设过乡间洋行,伍家所在的怡和大街即为其中之一。清代的怡和大街长198米,宽4米。
 
伍崇曜藏书楼 粤雅堂、远爱楼
除经营生意之外,伍崇曜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艺术及藏书,粤雅堂即为他的重要文化场所。这是伍崇曜建在西关的建筑,依山傍水,据说其景观之秀丽,足与另一大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相媲美。粤雅堂是伍崇曜的藏书楼,他对此地非常偏爱,并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粤雅堂诗钞》,他组织刻印的《粤雅堂丛书》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版了许多少见的孤本善本。远爱楼位于白鹅潭附近,取“远望亦可爱”之句,有诗人赞叹说:远势层楼起,珠江一览中。这里也是伍崇曜的一处私人藏书楼,对广东地方文献的保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两栋建筑今天都已不复存在。
       
逸闻
伍家毒死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曾对伍家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1850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运动的途中,病死于潮州普宁行馆,于是,在林则徐死后的几年间,曾流传过其被伍家毒死的说法。但是章文钦教授认为,由于伍家对农民起义一直持敌对的态度,与林则徐没有太大差别,况且,从林则徐当时的身份来看,伍家未必有这种胆量和理由。所以他认为是缺乏依据的。
本版执行/本报记者 刘炜茗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黄皓(资料图片除外)
 
专家访谈
他们确实参与鸦片交易   
采访对象:章文钦,中山大学教授,十三行研究专家         
记者:伍秉鉴是怎样进入行商这个领域的?
章文钦:其实做行商是有很大风险性的,入行时要交几万两到二十万两白银,后来又不断地有行商破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欠政府钱,即该交的税没交,该捐的钱没捐。另外一个是欠外国人的钱。伍秉鉴的父亲本来是潘家的账房先生,因为人很精明,慢慢地别人都认可了他的能力,让他出来做行商,他还犹豫了一段时间,先做了盐商,后来才开始做行商,到伍秉鉴的时候做到了最大。
记者:据说伍秉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是这样的吗?
章文钦:他大概在1801年开始接手,到1826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了。因为非常成功,香港汇丰银行对他非常推崇,一直到前几年,大厅里都摆放着他的画像。
伍秉鉴当年说他自己有2600万银元,按一个银元0.72两来算,他的财产是1800万两,而当时整个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钱?4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他的财产几乎占了清政府半年的收入。
记者: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伍秉鉴和伍崇曜的怡和行是与国外的鸦片贩子相勾结的,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章文钦:以前都是猜测。不过,前不久,我与一个印度孟买的教授和一些美国教授交流,他们说找到了当初伍秉鉴参与鸦片买卖活动的原始材料,所以应该是确有其事。
记者:他为什么要参与贩卖鸦片呢?
章文钦:本来行商里做鸦片是很少的,伍家也主要是做合法生意的。但是合法贸易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比如说绒是亏本的,而钟表一类的又都是行商用来进贡或者送给各级官员的,也就增添了行商的负担。政府不断向他们勒索,所以不断有破产的行商,政府处置这些破产的行商,就是把他们充军伊犁。而鸦片是最赚钱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偷偷做鸦片生意是有可能的。
记者:到伍崇曜之后,伍家的生意就好像开始衰败了,那么他们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章文钦:《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取消了行商的特权.伍家很大一部分钱就放到对外投资上去了,主要是美国和印度。其中美国的投资是开发西部大铁路,据说当时美国政府给了他一张股票凭证,后来不知道怎么没有找到。这件事情以前孙中山提到过。伍家也有很多后代移民海外,他们也都在找这个凭证,如果真找到了,那他们都发大财了。(笑)
记者:伍家生意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章文钦:这和整个大背景有关。当时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就是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产地集中在江浙一带,但那里是清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然不会主动开放给外国人。刚开始允许外国人做生意,后来加一倍的税,还是挡不住他们去那里,于是干脆关闭了所有海关,只开放广州一地,那么,这里的生意自然就好做了,出现大商人也是情理中的事。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放了5个口岸,贸易中心就自然转到上海去了。
记者:从资料上看,伍氏家族本来是做生意的,但是好像在文学艺术方面还都有点天分,这是什么原因?   
章文钦:做生意有钱了,他们就要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鼓励子孙走科举的道路,走学而优则仕的路,二是在文化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比如,花钱编写刊行各种书籍,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种爱好。从客观上说,对广东当地的文化事业是有一定影响的。   
具体到伍家来说,伍秉鉴是个很好的诗人,伍崇曜也是个不错的画家。伍家的书画收藏非常丰富,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到他的后代伍德彝时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与高剑父本来都是居廉的弟子,后来高剑父为了能看到伍家收藏的古画,不得不屈就做他的弟子。
 
下期预告:
中山大学校内有一块七进士碑,是对明代广东一年考中七名进士的纪念。那么,当年商氏家族连榜三进士的盛况,加上商衍鎏(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承祚(著名古文字学家)父子在岭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或许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有种传闻说,本来商衍鎏中的是状元,因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广东人,所以才让他做了探花一一真相到底如何,记者采访了商承祚之子商志馥。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