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广州商业发达，逐渐形成七十二行，主副食品业就有米埠行、酒米行、糠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油竹豆行、白糖行、酱料行、花生芝麻行、鲜果行、茶叶行、酒行、烟叶行，烟丝行等，海味行也名列其中，可见海味业历史悠久。
行业地理
海味街得其名，一德路得其实
寻找海味街，只遇到了一点点麻烦，就是人们总是以为海味街就是一德路，当然这也没有错，在海味街被称作海味街的时候，一德路已经是一条卖海味的行业街了，明清时期的一德路俗称“三栏”(即果栏、菜栏、鱼栏)，现在一德路还有一条内街叫做“果菜新街”。一德路卖海味，少说也有百年历史，所以，海味街得其名，一德路得其实，各有所得。
一条永远过节的街
一德路永远是过节的样子。干果海味和玩具在这一条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共同烘托着节日市场的商业味道。春节前的几个月，满街都是红色的中国结；中秋节，满街都是彩色的灯笼。山海城、海中宝这些大的批发市场中，每个档口都摆着肥嘟嘟的鲍参翅肚、燕窝、雪蛤，从那里路过，你总可以想到节日的盛宴。
从海味街到一德路，我们一步步靠近珠江，从一德路的那些海味档口旁边经过，我们总是能够闻到淡淡的海洋的味道。
广州博物馆崔志民认为，明清时期，广州城市不大，但已经是商品集散地，民国时期，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不少商业街修建了骑楼，而一德路的骑楼也是这时修建的，从那时起一德路干果海鲜批发的功能就得到了认可。
从咸鱼到鲍参翅肚
一德路海叶干果商会的麦宁从父辈开始就从事水产品经销工作，他介绍说，以前一德路销售广东的海味产品，主要是咸鱼、干贝之类，经济情况不同，经营规模大小有异，但一德路销售海味百年来不曾中断。
广州并不是大的海产地，当年一德路的海产品来自广东各地区，经珠江运到广州。麦宁曾经在一德路上海味经营的国营企业工作，记得单位的店铺在一德路上，而仓库的大门对着珠江，有运海味的船来，可以直接装卸。当时一德路不少商家都是这样，前店后仓，店铺对着一德路，仓库对着珠江．有自己的小码头。
麦宁工作的单位曾经叫做“广州市咸鱼海味综合贸易公司”，可见咸鱼在海味中的地位，麦宁记得计划经济年代咸鱼属于“战略物资”，有时放得发红了，也不能随便卖，改革开放初期，咸鱼供应也属于“菜篮子工程”的一部分，一德路也曾受惠于此。
今天的广州人，提到一德路，想到的多是鲍参翅肚，事实上今天的鲍参翅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德路确立了专业街的地位，以及山海城等大型商厦建成后才出现的，今天的一德路，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鲍参翅肚的集散地，海产品既有广东当地的，也有中国北方城市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泰国、印尼等国家。广州历来是中南地区水产品集散地和外贸转口点，今天一德路在全国海味行业的地位已经不可替代，辐射的范围也更加大了。
专家视角
海味：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之“味”
《广东新语》里的广州海洋文化
暨南大学历史系的马明达教授，研究明清史。他认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从几个侧面反映了广州的海洋文化。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人，“岭南三大家’之一，有10多种诗文著作传世。晚年他“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写成《广东新语》。内容涉及到岭南的天文地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经济物产等各个方面，其中涉及海洋的主要有：水语、神语、货语、舟语、鳞语、介语等。《广东新语》里特别描述了广州珠江上胥家人的贫苦生活。胥家人因为身份地位低，不能上岸居住和置立家产，不能和岸上的人通婚，上岸也不能穿鞋，终生只能住在艇上，所以他们只能打捞海鲜，并以出售海鲜海味为生，但当时出售海鲜是不挣钱的，主要还是靠海味维持生计。海鲜主要就是供给普通老百姓，海味就卖给酒楼或者商铺，供达官贵人享用。
直到解放后，胥家人融入到广州人中，开始在岸上生活。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蛋家人的影子，也更看不到珠江上的打渔人。
海味业是广州经济的晴雨表
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冼剑民副教授，是地道的广州人，他认为广州海味业的发展依赖于广州经济的发展，其兴起与衰落是社会繁荣的晴雨表。
海味街在清朝就有了。但当时还没有一德路，只有一德社，相当于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用作地方教育。后来广州城扩建，在新城出现了有名的商业集中地——濠畔街，在它的经济带动下，海味街开始售卖海味，但由于海味街的发展空间太小，最后扩大到一德社都有海鲜卖，可以说海味街是一德社售卖海产品的起点。
广州是一个靠海的城市，广州人历来都有吃海鲜的习惯，但是海味却不是人人吃得起的，明清时候能吃得起海味的主要是达官贵人。清朝粤海关开通后，出现了大批的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是“十三行”商人，他们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发展。此时由于洋货的冲击，四大镇之一佛山的地位开始衰落，很多佛山商人转向广州投资饮食业，建了大量的酒楼茶楼，一德社的海味也卖得红火起来，从而促进了广州海味业的发展。但鸦片战争以后，海味业也随着“十三行”的消失而衰落了。
历史上，广州海味业真正的发展，还是在民国时期．即1928年一1936年。当时陈济棠管辖广州，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民族资本经济壮大，酒楼生意日见红火，带动了海味业的发展，特别是1919年，广州扩建新马路，一德路在这次扩建中修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酒楼的增多，一德路的海味市场正式出现。当初的海味街已不能和此时的一德路同日而语了。
1979年开始，同行业聚集经营同类商品的专业街相继恢复和发展。恢复历史传统的专业街有北京北路的图书业、濠畔街的皮料制品业、泰康路的竹木藤器业、西来初地的酸枝家具业、长寿路新胜街的玉器业、一德路的干果海味业等等。历史上，在广州能吃得起海味的要么是大官，要么是有钱人，普通老百姓吃的都是海鲜；而现在的海味海鲜已经成了广州人餐桌上的常客，这样的转变恐怕才是广州海味业发展的关键。
民间语文
“咸湿过一德路”
广州博物馆崔志民为我们提供了两条很有趣的民间俗语：“咸湿过一德路”和“惨过泰康路”，一德路以卖咸鱼著称，泰康路以卖竹制生活用品著称，“咸湿”的说法来自“咸鱼”的“咸”字，而“惨”则和“铲”字谐音，大概和泰康路生活簸箕等竹制用具有关。
现在这两句民谚已经不大常用，但仍旧能够从中体会到广州的行业街对广州文化的影响。而从一个侧面也可以了解到一德路作为“海味街”的悠久历史。
“咸鱼青菜好人家”
老广州人麦宁谈到咸鱼海味，说广州人有句俗语叫“咸鱼青菜好人家”，意思就是有咸鱼青菜，生活的基本需求就得到满足了，就会感到相当安乐了。咸鱼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青菜，可见成鱼作为副食品对广州人生活的重要意义，而“咸鱼青菜好人家”也表现了广州人性格中温存、知足常乐的一面。
嗜鱼之城
吃鱼 粤人“饭稻羹鱼”久矣
《史记》中记载，粤入“饭稻羹鱼”；《广州市志》记载，河、海鲜的多样性，在古代的广府菜中，也有迹可寻。赵昧墓出土的食料中，河、海鲜数量最大，包括有海产的黄花鱼，河产的鲤鱼和鲂鱼(“鲂”，古代又称“鳊”，有两大品种：团头鲂多产于长江水域，又称武昌鱼；尖头鲂，粤人称“鳊鱼”，多产于珠江水域)，滩涂爬虫和甲壳类则有龟、鳖、虾、蛤、蝣、蚶、螺等等，表现了岭南膳馐多水产的特色。
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有粤人常馔的许多咸淡水鱼类和虾、蟹、海蜇、牡蛎(蚝)等，这些海产的处理和吃法，直到今天都基本一样。
广州人不仅善于运用内地的食料和吸收兄弟菜系的烹调特长，也善于运用海外的食料和烹调特长。南洋的燕窝和鱼翅，日本的干贝，墨西哥和澳洲的鲍鱼等等，也成了粤菜高档菜肴的重要原料。
养鱼 遍布鱼塘的珠三角
据《广州市志》，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将涝洼地挖池塘养鱼，始于汉代(汉墓出土不少陶制池塘模型，就是这种副业的反映)，但池塘养殖业的大幅度发展，主要是在唐宋以后。1000多年来，广州附近出现了许多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逐渐形成了先进的基塘副业体系。每年干塘，塘泥成了桑、蔗、果的优质基肥，桑叶每年可饲七八造蚕，蚕屎养鱼，使塘鱼年年丰收，形成了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水果、塘鱼丰产区和全国三大蚕桑中心之一。
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了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先进地区，繁殖了鲟、鳍、鲢、鲮、鲤、鲫六大传统家鱼，不仅成了本地区一千多年来稳定的副食来源之一，近代还源源不断运往港澳等地；鱼苗则供应全国各地。
卖鱼 20世纪初广州的鱼栏
清光绪年间，渔民除将鱼货拿到墟市出售外，在市内还出现了专门从事水产品贸易的鲜鱼行、海味街。
据《广州市志》，广州水产品购销历来是由市郊及邻近广州的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珠海、阳江、台山新会等地的渔民以渔船将鱼货运来广州泮塘、天字码头和大沙头等地摆卖，直接售给零售商、小贩，或通过广州的小商贩代销。
2O世纪3O年代珠江上的渔民。
20世纪初广州出现鱼栏，水产品批发交易主要是在鱼栏内进行。鱼栏是由较大的鱼贩和产区较大的生产者集资或独资开设，分塘鱼栏、成鱼栏、河鲜栏和海味栈，鱼货按不同种类成行成市经营。塘鱼、河鲜栏集中在黄沙、如意坊和兴隆街，咸鱼栏集中在今海珠广场东边，天字码头以西一带，海味栈则集中在一德路的南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丹萍实习生谢音
图片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吴伟洪
下期预告：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十三行一带被辟洋行区，洋商只准在指定的区域居住，于是近就有了适应洋商生活需要的行业衣商收集了各式各样为洋商所喜爱的绫罗织锦以至御物宫装出售，常获厚利，因而故衣店铺越开多街巷也被冠以“故衣之名”。
敬请关注下期广州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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