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锦说到广东绘画研究

    20世纪前期，在外国习美术的中国学生有300多人，其中负笈日本与欧美各占一半。去日本可以说是花钱即买票，买票即上船，全无我们今日所需的护照、签证等。由于中国新兴美术师范教育中师资多仰赖日本教习，中国对美术师资需求是赴日本学美术的原因之一。

    从香山乡间到日本横滨，问学于康有为、梁启超等及习画而获当地侨领的青睐，郑锦于“文展”中获奖，成为赢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再因此而“海归”，与鲁迅、陈师曾等于教育部共事，又于1918年出任第一所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更将当年出生的女儿取名“美成”。郑锦没有强大的政治后盾，离任后以一已之力携着出身于横滨富家的夫人而奉献给中国的平民教育，到最后因时局的关系而隐居澳门二十年，由灿烂而归于平淡。

    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可以视为美术留学生的创业史。经过披荆斩棘，才能开花结果。从某一程度而言，私校是这些归国学人传扬自己理念的温床，而“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是公立的。史料表明，郑锦聘请陈师曾为该校中国画教授，“美术学校的美术史课，是师曾先生首先创办的，影响尤为重大”。郑锦7年任期的毕业生中，有刘开渠、王雪涛、雷圭元、李苦禅、李剑晨、常书鸿、王曼硕及胡蛮等，而擅图案的他又将下属俞剑华的《最新图案法》作为兼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义。当年的选择或许偶然，却成了后来中国美术界佼佼者最初自信的来源。

    当然，教师和学生的成就各有渊源。郑锦从来不哗众取宠，交际少而富艺术家性格，其画又不投时好，只是埋首于作画和专心教学而已，与“二高一陈”高呼“艺术革命”大相径庭。潘天寿认为郑锦在民初北京的中国画家中，略带欧西风味，属折衷新派，是岭南画派的先驱；但这些抄自日本的功力，无必要特别注意。实际上，郑氏曾于东京习油画，较早地披览“大内”藏品，两宋院体功力独深，自然“曲高”。

    诚然，三、四十年代“折衷画风”笼罩广东画坛之时，郑锦已是前辈级人物，他似是不属于广东的，1937年才从北方返回故里，有留日背景于澳门又没有“落水”，不用卖画，保持了民族气节，最后的10年他是远离政治最远的画人，故极受省、港、澳画人尊重。

    郑锦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在中国的美术现代化历程上功不可没。可是其名字至2001年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几乎消失。李育中先生曾提出郑锦是否“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命题。但是，《美术辞典》云其逝于香港，去年出版的《北京美术史》仍对他语焉不详，广东美术史研究的逼切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了。

    画人流转范围广大是总结20世纪广东绘画历程的困难之一，正因为对画人的行状没有清晰的梳理，所获的结论必然出现偏差，郑锦的情况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指出的是，完全的广东绘画史当包括香港和澳门。21世纪已过去近10年，对于上世纪高度融入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广东绘画的总结仍是空白，或许美术史家对外文的把握是一个关键，这正是我们对后来者寄予厚望的缘由！

    专家圆桌

    于教育他是蔡元培的代言人

    广州画卷：作为第一个公立美术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且任期长达八年之久，无论是在广州画界还是中国美术史上，他都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他却是一个被大众甚至专家忽略的人物？

    陈继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在某一角度而言，郑锦以留学生的身份引入了当时日本最为先进的美术教育方式。其实，其在定居澳门前曾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和应“中山模范县”之请回中山进行平民教育工作，其濠江岁月基本上是重拾其日本生活模式的，绘画成了唯一。此时离开美术教育最远，但传世之作却多产生于此时。

    郑锦在主持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时，除了对学生循循善诱外，还在社会范畴内推动美术教育，以“艺术生活化”及“生活艺术化”两大思想，为教育新学说，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强调美术教化作用的氛围下得不到重视。而这些自然与蔡元培提倡的“以美育代替宗教”十分契合。从1914年应教育部之召唤回国至1924年离任校长，郑锦可以说是这十年里唯一活跃、而且于北方艺坛有重要影响力的广东籍画人，只是久别岭南，京津做客，萃其力于美术教育。南中人士，若不是留心艺文者，或未识其人也是另一原因。

    杨先让（原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我在中国美术界闯了半个多世纪。见得不少，但是也有很多该知道的还不懂。郑锦先生也是最近几年才有所了解。虽然1998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建院80周年的年表上有郑锦的名字记载，但都是一提而过，郑锦何许人，为何能任学校的首任校长等等，一概不知道。如我者大有人在，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在纽约《侨报》上连载半年写《徐悲鸿》，只字没提郑锦与他的交往，当时不是疏忽，而是不知道。

    中国第一家国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管理的现代意义的美术最高学府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是毫无疑问的。郑锦作为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即第一任校长，并且任职8年之久，是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以前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

    “浮世绘”背后是强大的宋院画风

    广州画卷：从其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和高剑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艺术生涯却大相径庭，在艺术成就上，诸位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魏祥奇（广州美院研究生）：郑锦是从小便自然而然地接受日本画，他没有高剑父早年研习传统中国画学意趣的根，因而他是由日本画过渡至中国画的过程；而高剑父是传统中国画———折中中国画和日本画法———回归传统。在艺术主张方面，郑锦并非一个有心人，对某种理论摇旗呐喊。而高剑父则性格使然，鼓吹“新国画”思想，所以影响较大。另外在画作的成就上，高剑父从修养的角度较能够明白中国画与日本画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而郑锦则表现得有点模糊，这与他们所接受的画学路径是相关的。

    陈继春：郑锦是正式毕业于日本最高美术学府的，广东人之中紧随其后的只有陈树人和鲍少游。郑氏早年学油画，于京都时仍是着力于研究两宋院体绘画的。但后来的作品很有日本绘画的味道，尤其吸收了“浮世绘”的表达方式。事实上，郑锦的画在某一程度下是“融合中西”，但更靠近宋院的传统画法，他和高剑父一系所持的主张相同，但高氏等同时也注意“艺术大众化”，他们之间方向一致但也有些微的不同。郑氏的影响力不如高剑父，与其能力几乎无关，与国人对“时风”的追求有关。作为郑锦后辈的高剑父誉郑氏之画为“真美合一”，期许其“能开国画之前途”。其画以精雕细琢而成，所费时间甚多，从事者需要内敛平和的性情，郑氏有“学生”，但没有多少子弟，缺乏宣传是画名在20世纪下半叶不彰的原因之一。

    时代喧嚣下“被驱逐”的校长

    广州画卷：在其主政北平美专八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他却被迫辞职，您怎么看其中原因？

    李中华（孝感学院美术系副教授）：作为时代背景，1921年到1923年之间，当时，北京的八所国立高校因为教育经费被军阀挪用、拖欠达十多个月而濒临倒闭。仅1921年12月至1922年12月间，就换了九次教育总长，平均任期一个月左右。各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教索薪、罢课请愿运动。“驱逐校长”学潮，起因正是阿博洛学会的主要成员与郑锦在招生上的意见分歧，以及西洋画系主要教授的辞职。也许，一方面西洋画教授想利用学生学业的压力，警醒郑锦调整办学思路，进行教学改革；另一方面，阿博洛学会打算另起炉灶，成立私立美术学校。总之，学校西洋画系主要教授的辞职导致了“驱逐校长”学潮的发生并逐步升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驱逐校长”学潮持续经年，最终被停办，原因是多方面的。郑锦辞职是时代的悲剧，在众多原因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失去了蔡元培和教育部的有力支持，失去了北京美专广大师生的认同。试想：作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的蔡元培，在1922-1923年北京大学的学潮中，也被迫离开校长职位而出走欧洲，更何况郑锦？

    陈继春：因为自1918年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成立前后，中国的美术教育已具备了现代规范，而后来出现的公立美术专业学校，标示着中国现代美术专业教育步入西方化的轨迹。当时作为郑锦下属、后来的美术史家俞剑华指出当时北平“西洋画家一天天多起来，排斥国画的论调，也‘甚嚣尘上’。美术学校西画系学生较国画系学生多至十几倍，中小学的图画课又都是教的铅笔水彩等西画，那时西画的气焰，确乎不可一世，以为把国画的地位取而代之，是不成问题的。”要知道，1919年后中国美术界崇尚西画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另一原因。在其离开北京之后，投身于当时非常重要的平民教育运动。

    画家简介

    郑锦原名瑞锦，字褧裳，又作絅裳，1883年（清光绪九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村。13岁时，随姐赴日本，入读常地华侨子弟学校———大同中学，受教于梁启超。1914年毕业于日本西京艺术大学，并返国任职于北京临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美术教授。1917年，受命筹办国立北平美术学校（后改名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北平艺专）。该校正式成立，郑锦被任命为校长。后来又兼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及古物陈列所文华殿主任。1940年中山沦陷，郑锦避居澳门，晚年专心作画，不问世事。1959年病逝于澳门。

    后人追忆

    创办“平教会”是今天“希望工程”的先驱

    讲述人：汪伦（郑锦外孙）

    外公郑锦与外婆鲍桂娥结婚是在1910年，我母亲也是在日本横滨出生，也爱好美术，1906年考入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刺绣科，比同校修读美术科的何香凝女士还要早两年。郑锦在外国生活了将近20年，对官场上的“为官之道”一点都不懂，也不愿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去趋炎附势，自然会受到排斥，被人指为“高傲”。对于1924年郑锦被驱逐的风波，记得当时外婆在四十年代周守愚写的一篇纪念文章《画家郑褧裳之品格》上写过批注，提到过另外可能跟一位前苏联人收买不成而恶意攻击有关。不过具体的情况我也无从得知。

    辞去校长职务后，郑锦一家人搬到河北定县，投入到由宴阳初、朱其慧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简称“平教会”）里，主持“直观视听教育部”。这些有抱负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我们大力推广“希望工程”的先驱。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知道要解决中国的落后面貌，一定要从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入手。前几天看到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走遍中国之晏阳初传奇》，在四川巴中县恩汤古镇，有一座“晏阳初纪念馆”，展览的物品中有当年“平教会编写的‘千字文’”的原本。当中，还见到许多清晰的插图，这些插图就是出自郑锦的手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当夕阳西下，外公带着我，在“青洲”（澳门）海边一同散步。海边长着一种白色的野生喇叭花，有人叫它“闹阳花”，据说对哮喘病有帮助，我常和外婆一起摘回家中，晒干后切丝，卷成香烟状，外公抽吸后，脸上因哮喘病露出的痛苦状就慢慢消退。那时我只有五六岁，见他作画时，大都站立在画架前一丝不苟，聚精会神地画，我也在一旁做他颁布给我的作业。到画完成后，签名盖章时才把画作平放在桌子上。他每次作画都用自己的左手无名指，在一个小研钵上来调校颜色。与现在的画家使用现成的化学颜料都不一样。这就是他的作品几十年，个别上百年，颜色一样鲜艳夺目的原因。

    评画

    《春神》，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表现手法上，其渲染功夫十分到家，极富日本画风味，但以纯中国画笔法描画，这种融合中日绘画手法于一身的技巧，使画中传释出独特的、难以言传的美感，一新观画者的耳目。

    《秋园锦雉》，晚期作品

    人们可从他画笔下的鸽子、野兔、火鸡、锦雉、秋雁、鸭子等等小动物中发现，他是尤长于羽毛这一画科的。画工画花鸟画，极易陷入刻板，似则似矣，但无生趣。郑锦的一些作品能够突破这一雷区。

    《日暮远途》，作于1940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知道，画中四野苍茫，红日将尽，风沙沉积，蓄势即将颳起，灰寒的色调更加深了历尽沧桑之感。郑褧裳在绘画这头驴时，除十分注意其结构与透视外，更于四呎长的驴子身上描上将脱未脱的毛发，期望表现出人驴俱苦的感受。

    评画：陈继春、蔡星仪（旅美美术史学者）

    《春回大地》，台北故宫博物院，1944年

    综观郑锦的绘画作品，极其写实，对于物象的形体细节无不刻画入微。而又色彩浓重、鲜艳夺目。依他的手稿《春同大地制作日志》所记，光是为了该图中的马，他花费了约三个月的时间，画了160多幅马的各种姿态、动作的草图。

    旧闻轶事

    不为袁世凯编教科书

    郑锦抵京后并没有立刻从事其后来为此奉献一生的绘画工作，当时大总统袁世凯先是装出一副为民请命、身手不凡的气势登台亮相，又暗自恢复帝制，特设模范学校作传播专制的机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科书是必需品。供职于教育部的郑锦就被逼从事编纂工作，隶属总务厅编审处。面对这个局面，郑锦与同事们秘密约定，因循敷衍，故意拖慢工作进度，以消极的方法对抗，后来袁世凯称帝后被活活气死时，那些教科书仍未撰成。

    力荐徐悲鸿赴法留学

    郑锦在教育部任内时，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六个公费去法国留学的名额。消息传开后，许多权贵纷纷举荐，一时间郑锦的办公桌上放了十一位被“推荐”的人选。郑锦的原意是想把名额给一些有才能但又没有经济能力去留学的年轻人，为将来中国美术界培养人才，没想到事与愿违。最后，郑锦只有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派谁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参阅邓芬《百年艺术回顾》）直到今天，徐大师的遗孀廖静文女士在给杨先让教授的信中还写道：“悲鸿当年每提到郑锦时，都称赞他为人正派。”

    为保文物抵触张作霖

    1924年张作霖入主北京，后来与晋军交战大败，在撤回关外时，张命令古物陈列所将珍藏交出一同带关外，此时郑锦为了保障古物免受损坏和尽忠守职，他四处奔走疏通关系，最后冒险去见张作霖。他对张氏说：“所内各物皆无价宝，匆促装运万一有损，殊属可惜，今想大帅不久回京，宝物终究仍归尊有……”张大帅竞从其言，致使古物免遭散落他方。

    （作者为中央美院美术史博士）

    下期预告：美术教育系列之许崇清

    本专题鸣谢：广东省文史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本专题逢周一、四见报题签：吴瑾

    本版图片由郑锦后人提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炳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