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遗址
　　废墟上的和平家园
　　抗日战争期间，凤溪村的原基、杨润等参加了爱国人士吴勤在番禺县大石乡组织的半武装群众组织——抗日俊杰同志社。他们回村后又成立了俊杰同志社凤溪分社，发展社员数十人，壮大了抗日力量。1939年12月，中共广游二支队党组织，派出支队的共产党员黄友涯、张日青到芳村开展工作。在黄友涯等人的努力下，抗战胜利后，党支部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直到迎来广州市的解放。
　　从大路上拐进通往凤溪村，眼前所见，都是典型的广东小村庄的模样：两旁小洋楼林立，有硕大的狗倏忽从眼前闪过，赤着上身的男人、抱着孩子的女人还有摇着扇子的老人，正坐在树荫底下乘凉聊天——这个村庄的下午，悠闲而静谧。
　　凤溪村，原属芳村区东漖镇葵蓬村委会属下的一个自然村，现为茶滘街葵蓬经济联社的三社。抗日战争时期，全村约100户，400多人，95％以上的村民是贫苦佃农，是广州市郊三区农民协会所在地，是农民运动的摇篮之一，是抗日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痕迹，早已灰飞烟灭，觅不到一丝踪影。曾经的废墟，早已成了和平家园。
　　马路的尽头，是一幢四层高的崭新建筑，这是村里的革命纪念馆，也是广东省首个村级革命历史展馆。一楼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几桌麻将是这个午后惟一提神的消遣。再往上去，不大的展厅，图文并茂，只有在这里，在定格的岁月中追溯，仿佛才又闻到硝烟的味道。
　　杨洪，这位参加过抗日“鬼仔队”的老人家正端坐着等待我们的到来，他一肚子在60年间讲了无数遍的故事等着倾诉。这个村庄有他们光荣的斗争史：抗战时期，广游二支队把凤溪村作为广州的前哨据点。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中共凤溪村党小组成立，同年11月发展为党支部，党员有杨润、原挺、杨享、彭棠、彭灿、叶树、叶斌、郭汉其等。党组织发动党员印制和张贴传单，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抗征兵等年斗争，组建了地下武装，并积极配合广州市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与日伪军队作战，输送优秀青年参加游击队，多次护送游击队离开广州到外地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凤溪的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继续战斗，为广州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个村庄也有日本军队铁蹄践踏下的血泪史：广州沦陷后，日军占领芳村，在各个交通要道、码头都设了关卡，对过往行人特别是进出市区的人进行盘查，逼迫中国人点头哈腰才放行。日军还抽调村民去建炮台、修碉楼，稍微有所不满就施以拳打脚踢。
　　新中国成立后，凤溪村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到1993年，凤溪村才被广州市政府补划为抗日战争根据地。从大路通往村子的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也是凭了革命老区而享受的特殊待遇。而经过村民们的申请，2004年2月3日，广东省首个村级革命历史展馆——广州市芳村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心正式落成。
　　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中。

 

　　口述历史
　　“鬼仔队”智斗鬼子
　　74岁的杨洪老人，是村子里抗日“鬼仔队”成员之一，当年才十五六岁的他跟着抗战组织珠江纵队一武装班的副班长叶斌等在芳村一带，负责带信、派传单等工作。
　　回忆当年，杨洪自豪地说，自己是属于珠江纵队的。那时，杨洪等在党员叶斌带领下，开始秘密为广游二支队派发抗日宣传单。杨洪说，因为都是小孩子，按当地的习惯都被称为“鬼仔”，“鬼仔队”的名字就叫开了。
　　“鬼仔队”成员大都是10多岁，充当通信员传达抗战信息。他们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开始行动，偷偷把抗日传单往五眼桥、南塘、盐步等地村民门缝里塞；有时还贴在市场墙上或猪肉台上，或者是塞到人家的门缝下。有时，杨洪还与“鬼仔队”其他队员一起偷袭乡绅恶霸、伪乡长，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抵制“三征”(征兵、征税、征粮)。虽然日军对小孩的防备之心没那么大，但危险还是时时存在的。当时，把重要信件从凤溪村的消息带到其它地方去，也是靠这些“鬼仔”来完成。
　　送信时，要将衫脚(衣服的边缝)割开，把信卷塞进去。送传单先把“金哩帽”(尖顶斗笠，外层是油纸，里面用藤、竹片等做成)拆开，把传单铺在帽檐，再盖上顶，把帽子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关卡是送信的必经之路，他们已经晓得镇定地应付日军盘查，“无论他怎样问，一口咬定是探亲。我是小孩子，他们拿我没办法！”
　　最惊险的一次，是到盐步去贴标语。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农民起来摘菜，天还没亮，农民们也看不清小鬼们在做什么，马上呐喊起来，当成贼追了上来。杨洪他们马上逃跑，被追了几条街后，终于把农民们甩掉，惊魂未定：若是被农民们当成贼抓到乡公所里，秘密工作势必也会曝光，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这个危险的工作一做就是两年。而在这两年中杨洪的秘密行动，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旧址再寻
　　六十多年，望中犹记，烽火凤溪路
　　当年，珠江纵队把凤溪地区作为反击日军、解放广州的前哨据点，就是因为该地区革命观念深入人心，革命群众意志坚决，又具有水网纵横、毗邻广州市区的良好地理条件。因此，这里作为根据地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战场的一面，相对而言便不太明显，除了那栋崭新的革命纪念馆，村子里已经没有任何残留历史痕迹的遗物。许多故事里的场景，我们需要到其它的村庄去寻找。
　　根据地旧址：1938年广州沦陷后抗日武装广游二支队成立，将芳村葵蓬的凤溪村建成广州抗日秘密根据地。次年，凤溪成立抗日群众组织“抗日俊杰同志社”分社。原基任社长，社员有杨润、卢瑞荣、彭满、卢少享等数十人，这是芳村第一个抗日群众组织。他们的根据地，就隐藏在村子里的一幢小楼中。
　　这栋小楼现在自然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是村里的幼儿园。盛夏的午后，孩子们放暑假去了，小院子里尤为宁静。有一个小孩子坐在敞开的大门里面，好奇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平日里这里一到放学时分，门口便会挤满前来接送小孩的家长，成为村中最热闹的地方，这种热闹是公开的，欢腾而愉悦的；而在六十多年前，这个地方也曾是村中最热闹的地方，只不过那种热闹，却是隐秘的而又慷慨激昂的。

当年的抗日秘密根据地，现在已成了培养下一代的幼儿园。

 

　　五眼桥：1945年农历四月初，人称“谢氏三杰”的谢达生、谢聪、谢世康和原基等人接到上级通知，前往五眼桥伟记茶楼集中，接受任务。不幸消息走漏，芳村伪自警团唐贵的手枪队和土匪武装包围了伟记茶楼，将谢达生等三人抓走，原基、叶树等迟到在路上得悉战友被捕的消息，幸免于难。后来，被捕的三人均遇害。
　　五眼桥在区政府南面，石围塘街辖内，东起南塘佳前街，西至五眼桥直街，横跨秀水涌(河)。从凤溪村中出发，经过芳村茶叶市场，我们停车，然后再步行穿过一段芳草萋萋的小路，沿着一段长长的铁轨向前，许久终于见到五眼桥。桥上常有行人经过，带着一个个夕阳的光环，在落日的余晖中，五眼桥美得有点不真实。桥的那头，有许多孩子在放风筝，飘扬在五眼桥上方。当年那一场伟记茶楼的搏斗，随着流水远去，悄无声息了。

 

五眼桥上，无忧无虑地嬉戏的儿童，可知道当年抗日的惨烈？

 

　　同安坊：日军侵入芳村时，为控制花地河，日军占领芳村整条同安坊作为宪兵司令部，从羊城八景“大通烟雨”的大通寺起放火烧了整整一条海傍街，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抽调村民去建炮台、修碉楼，建起同安炮楼和几个碉堡，稍微有所不满就施以拳打脚踢。当时一个村就被他们抽去几十人，辛劳一天，每人一碗发霉的米就当做工钱了。据称这里是日军屠杀芳村人的刑场，数不清的“嫌疑犯”被拷打致死。大通寺前的榕树，日军吊死了数不清的无辜百姓。
　　同安坊现在今花地中学一带，大通寺于区政府东面，花地街辖内，它早已经在当年的那场浩劫中化为灰烬，旧址现仅存两棵古榕树。当年的回忆却是历历在目，杨洪仍清楚记得，晚上经过同安炮楼时听到的炮楼里传出凄厉的叫喊声，叫人心颤。

 

　　展馆现状　
　　展馆需要准确定位
　　罗流开是凤溪村前村支书，已经退休两年了，村里这个活动中心，还是他当村支书时打的报告盖起来的。即使现在已经退体了，罗流开仍被村民们亲切称为“老支书”，仍在展馆里忙前忙后，发挥余热。

一张薄纸，远远盛载不了烈士的英名。

 

　　罗流开带着我们参观展馆，这里面陈列的所有图片、史记、烈士名单，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去市、省的档案室收集回来，所有烈士的情况，也是罗流开与村民们挨个上门了解情况，确保情况与事实相符后才登记在案的。六十年了，许多当年参加过抗日的人早已入土为安，而他们的后代也散落各地，寻访知情人、收集资料的难度，远比我们想象的高。
　　2004年2月3日，凤溪村的革命展馆终于落成。这个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心由区、市民政局及部分商人、村民们捐资而建成，首期投资200多万元，是全省首个村级革命历史展馆。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心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中心前面还有近2000平方米的文化体育娱乐广场，具有多种功能，能为老区人民特别是老人提供医疗、学习、教育、休闲、文化等服务，也将是芳村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展馆也是村民休闲憩息的胜地——也许，这和谐的生活，能让烈士含笑九泉。

 

　　然而这个活动中心，眼下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罗流开颇为无奈，他说，眼下急需解决的，是革命展馆的定位问题与管理方法，他一再强调，是“定位”。到底这里应该是属于谁来负责，对象明确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致力于展馆建设的“老支书”罗流开(左)，却在为资金而发愁。

 

　　当时出资的主要是民政部门，但是花了几百万建立起来的活动中心，现在却不知道拥有权到底是民政部门、区里，或是凤溪村自己。目前它属于茶滘街街委管，凤溪村每个月拨出八百元，由罗流开负责承包。这八百元，包括了水电、维护、绿化等等。罗流开说，八百块，也只是够给水电费而已。他指着桌子上的小烟灰盅说：“这些烟灰盅都是我私人掏钱买的。”平时常有接待任务，跑前跑后的只有他一个人，连请客人喝水，都要自己掏腰包。
　　资金短缺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这个活动中心定位不明确，罗流开说。如果确定了归属问题，事情就好办很多了。

 

　　随想录
　　英雄需要敬意和关心

展馆里，老英雄杨洪深情地抚摸当年杀敌的梭标，仿佛回到金戈铁马的年代……

 

　　对杨洪老人的采访是在凤溪村的革命历史展馆中进行。其时外面是近40℃的高温，接待室内只有两把风扇，丝毫不能缓解蒸笼般的闷热。被杨洪老人亲切称为“老支书”的罗流开，手指缝中都渗出了细密的水珠，摊开手心来都是汗水。
　　他们抱歉地说：“要是有台空调就好了。天气这么热，这里连一杯水招呼你都没有。”
　　采访末了，杨洪老人望着我：“刘记者，我可不可以说几句题外话？”
　　老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希望大家不但能记得那些英魂长存的烈士，也能记起那些尚健在世间的，那些曾在夜幕的掩护下奔走于战火中的现已垂暮的老人家。“至少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人来慰问一下，就已经很开心了。”谁都听得出来，这并不只是物质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来自他人的肯定与重视，对于活着的抗日英雄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尊敬与荣誉？当一切尘埃落定，返朴归真，或许荣耀与历史都殊途同归，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与关心，而这一点点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人物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叶斌
　　叶斌与杨洪一样，都曾是珠江纵队成员。叶斌曾担任珠江纵队一武装班的副班长，解放后做过工商所所长、省工商服装厂厂长。
　　1942年，叶斌加入了在番禺的珠江纵队。这个纵队在番禺的大山、大石、钟村一带活动。叶斌参加了武装班，一年后被提升为副班长，后来又兼任机枪副射手，1944年被编入了被称为“鬼仔队”的手枪班，入了党。此后两年，叶斌与“鬼仔队”一起在群众中宣传抗日。后来，叶斌服从组织安排，从番禺回到了凤溪村开展地下工作。当年被大家称为“斌仔”的小通信员，现在已年近八旬，居住在佛山市三水。
　　
　　黄友涯
　　黄友涯是凤溪抗日史中不可不提的人物，当年他是中国人民抗日革命军珠江纵队二支队政治部主任。也是凤溪村抗日组织的灵魂人物。
　　当时党组织派黄友涯专职前往芳村的凤溪、裕安围地区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组建武装力量，分别发展了杨洪兄弟、叶斌兄弟等一批革命青年。在革命斗争中，他与当时在裕安围地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梁铁同志结为夫妇，共同渡过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现居住在广州东山区。
　　
　　谢达生
　　谢达生在抗战时期的公开身份是卖丝绸的，与谢聪、谢世康被称为“谢氏三杰”。1945年农历四月初，谢达生在五眼桥的伟记茶楼开会时被捕，后被杀害于西蟯渡头，还被捆上石头沉尸河中。数日后，在彩虹围竹林附近捞到了他的尸首。
　　抗战期间，芳村谢氏出了不少英雄。游击队曾在芳村中市南便祠附近与三名日军相遇，游击队先发制人，开枪打死两名鬼子，另一鬼子受伤。很快，日本宪兵包围了中市大搜查。没有搜到游击队，宪兵抓走了30多名青壮年(大多是谢家子弟)，拉到广州市区游行示众。因没有供出游击队行踪，都被酷刑处死。

 

　　记忆碎片
　　
　　惨绝的镜头
　　一位老奶奶忆起当年日军侵占广州时，到处都是饿得快断气的人。有些人还没死就被扔进了河涌。“当年我们经过南海平洲的时候，亲眼看到有人把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子的大腿肉割下来，当牛肉卖……”
　　
　　无奈的伪装
　　罗流开说，广州沦陷后，日军占领芳村，在各个交通要道、码头都设了关卡，对过往行人特别是进出市区的人进行盘查。他的妈妈每次要出门，总要先用一条破破烂烂的布把头都包起来，再从家里的锅底抹出灰，抹在脸上，过关卡的时候才比较安全。
　　
　　愤怒的反抗
　　1944年，与凤溪村相邻的西蟯村，闯进三个日本鬼子强奸妇女。愤怒的村民当场打死了其中两个，另一个逃脱了。第二天，丧心病狂的日军来到西蟯村，一把火把整个村都烧光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毓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