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时势造就人才，自1977年恢复高考起，历届高考状元的经历均以浓郁的时代背景为依托，有的令人嗟叹，有的令人钦羡。与最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状元的强烈关注相比，2000年之前的高考状元总是悄无声息地离开家乡，远赴他乡求学，他们的很多动人经历是鲜为人知的。
        本报从今天起，将推出“恢复高考三十年”之“状元”系列，敬请关注。

        数说状元
        广东9年出产状元75名
        从1999年至2007年，广东共产生了75名高考总分状元，女状元29名，占总数的38.7%.其中，36名状元出自广州，占总数的48%，将近占据了“半壁江山”。广州名校更是培育状元的摇篮，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九年里产生了12名状元，高居榜首。广东省实验中学以8名状元居第二位。其次是广州市第二中学，6名状元；执信中学，5名状元；广雅中学，3名状元。
        状元们对于高校的选择当中，国内名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为首选。75名状元当中，第一志愿选择清华大学的有28人，选择北京大学的25人，可谓旗鼓相当。在2000年，甚至出现了6名状元5人报考北大清华的局面。至于本土学校，有3名状元选择了中山大学。2005年的“双料状元”黄仲强选择的是中山大学市场营销专业，2003年的状元陈静雯，选择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高考状元余乃明在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实习生钟锐钧本报记者方谦华摄

        假如1978年高考我没有被录取，下场恐怕也不会很好，……我可能会成为包工头。
                        ――余乃明

        ◎口述人·余乃明

        1966年毕业于广东实验中学。
        1977年高考分数过线但因政审不过关，没被录取。
        1978年广东理科高考第一名，被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
        1982年回广东实验中学任教，现已退休。

        恢复高考后广东省首个状元余乃明两次高考因政审问题受阻，第一次被卡，第二次直落第五志愿。
        1966年的高三学生余乃明，因高考制度被“文革”阻断，直到1977年才得以重返考场，并于1978年以总分439分成为当年的广东省理科状元，被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由于1977年高考采取的是开卷考试，所以更多人习惯将余乃明作为广东恢复高考后首位省状元。

        首次高考政审卡壳
        （旁白：余乃明出生于1948年，1966年，他在广东实验中学念十年级，等于高中毕业。当年5月份他已经填好了高考志愿，准备参加高考。他当时报考的是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没想到6月份就开始“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间，根本想不到会有再读书的机会，对未来也有没有什么设想。那时在农村表白过，说恐怕死都死在这里啦，已经看不到会有回城的一天。东莞是什么地方？是广州到香港必经的地方，离香港很近，我们在东莞的知青，70%都偷渡到香港去了，我就一直在农村。
        （旁白：1968年底，余乃明下放到东莞桥头插队，呆了七年。业余时间，他看了很多书，主要是哲学、历史、党史，以及鲁迅的书。1975年底，余乃明回到广州，在广州市第二建筑公司204施工队当工人。）
        1977年，听说恢复高考了，从报名到参加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
        （旁白：1977年12月，余乃明参加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次高考。五科四份卷子，语文、数学、政治都是100分，理化加起来100分。那年高考总分是400分，他过了300分，填的是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但是没被录取。）
        我知道有人260分就上中大了，我最后没被录取就是因为政审不过关，我的成分不好，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他是黄埔军校17期学生，学军需、财务，后随部队到重庆，干的是文职。虽然第一次高考录取被卡，但我不甘心，我要继续考，一直到被录取为止，因为这是当时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途径。

        荣登状元录取受挫
        （旁白：1978年，余乃明再次参加高考。当时，他填了5个学校，分别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重庆某学院、成都某校和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
        1978年，我参加完高考就回花都芙蓉镇开工了，我是市二建的工人。有一天早上，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报社来记者了，要采访我，说我是全省理科第一名，我才知道自己考得还真不错，我考了439分。
        最终我被华师物理系录取了。因为政审问题，其他学校不敢录取我，这是那个招我的华师老师事后跟别人讲起，我才知道的。事后想想，像我们这种超过30岁的，也不带薪，最终师范录取比较合适。当年考了个第一名跟现在的状元待遇差别可大了，没有奖学金也没有什么物质奖励。
        不过因为念的是师范，国家每个月给饭票，够吃饭，还略有节余，不用家里给钱了。如果当时北大录取我的话，就要了我的命了，我连坐火车的钱都没有啊，北大恐怕也不能免费提供饭票。
        华师建校50多年了，就录取了我一个状元。那时，大家对我的印象很深，“状元进了华师啊”，我进学校之前，就有人知道并传播着这个消息了。当时宿舍里床是上下层的，我睡的是下层，床上贴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我人还没到，人家看到我名字，就说这个是理科第一名。在饭堂吃饭，其他同学就会看我。
        我上大学后没多久，因为登了报纸，省实老师就到华师物理系找到我，让我回学校给1979年高三的学生做讲座，鼓励一下他们，我就回去讲了一次话。

        30岁入大学大一就结婚
        （旁白：由于是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对考生的年龄限制适当放宽，不少老三届考生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华师大物理系有120多个学生，共四个班，余乃明所在的班是“老班”，不到30个人，有20多个是“老”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
        我当时是30岁，不算最大，年龄在班上起码排到第十位。年纪最大的同学，他上大学一年级，他的女儿也读小学一年级了。
        那时考上大学的人中，读大学结婚的不多，结了婚才进大学的多。那四年间，我比较特殊，我们班就我一个结婚的。我大一结婚后，每逢暑假、寒假，我就去四川看妻子。结婚的钱也是家里给的，30岁了还要家里给钱。1981年年底，我读大四，我们就有了小孩。

        教出7状元却非得意门生
        （旁白：1982年，余乃明大学毕业。成绩优秀的他没有继续读研。广东实验中学在华师大找到余乃明，要他去当高中物理老师，并出面将他的妻子从四川调到广州的学校任教。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成了省实的“金字招牌”，不少初中生知道高中有个“状元老师”，甚至慕名报考。在省实的校园网上，余乃明的点击率也是最高的。他还是广州市奥林匹克培训中心的物理培训教师。）
        那时候我都34岁了，女儿9个月，再不赚钱养家说不过去。假如1978年高考我没有被录取，下场恐怕也不会很好，我在建筑公司，能参加高考也大小算是有文化，可能也会在建筑公司脱离体力劳动，成为有文化的中层人物，或者包工头。然后也会贪污，也会坐牢。状元还是包工头？这真是个问题！高考对我人生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如果不是高考，我们夫妻也不容易调到一起团聚，肯定要经历很多波折。
        （旁白：省实1999年以后的状元，余乃明几乎都教过，数起来有7个之多。但他坦言，这些都不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我教过的学生里面，真的很聪明、很有看法、动手能力很强、思考能力很灵活的男生，没有一个做状元，但是竞赛获奖了。
        我认为，考试制度决定了状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人。当然，状元也不是容易拿到的，但是不要有商业味道，这对小孩没有好处。
        我认为，高考制度很好，但需要改变很多观念。现在，奖励中学高考成绩是政府行为，政府有基金，每年高考结束以后，政府评价学校好不好就看升学率，看任务完成没有。这不好！评价标准异化，政府的钱不应该这样奖。我认为改革方向是中学教学要与高考脱钩，不要给学校搞什么任务，这样学校才有可能放开手脚搞素质教育。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方夷敏刘丽君

        本版记录： 本报记者梁艳燕实习生郭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