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杨锦麟、曹景行，三位知名的学者型主持人，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届”。

　　30年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改变命运走向的考试。考场之外，他们都曾遭遇过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种种波折。日前，“三剑客”一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30年前的旧事。
　　
　　杨锦麟　给厦门大学写信“我要读书！”　　
　　
　　◎口述人·杨锦麟

　　出生于福建厦门，198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厦大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问题研究。1988年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等职，长期从事时事评论。2003年初任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世界奥运行》等节目主持人，是华人世界中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　　
　　
　　那一刻，我们摆脱了噩运。

　　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570万人从田间地头、矿山厂房涌向了考场，那一场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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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代苦孩子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人们，对高考，以及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期待值，和我们已有悬殊落差。但我们挣脱羁绊追求自由，从三十年前的那一刻，已有了最起码的可能。

　　　　　　——杨锦麟　　
　　
　　今年我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恢复高考30年的感言。我说：那一刻，我们摆脱了噩运。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报名被冷冷拒绝的那一个场景，原因无他——病退回城、家庭出身不好……

　　我还记得，给厦门大学招生办和历史系主任写的自荐信，最工整的四个字是：我要读书！

　　我也记得，1978年获得高考资格的喜极而泣，其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因狂喜而酩酊大醉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老三届”插队下乡八年

　　1968年，15岁生日那天，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队人马，来到福建闽西山区的武平县插队。

　　临下乡前，学校发给我一张毕业证书，算是初中毕业。去除“文革”停课，以及初中第一学年的寒暑假，其实只读了八个多月的书，因此变成了“老三届”。

　　我一直找不到那张写满毛主席语录的初中毕业证书，家里人说，就在我下乡出发前，我一把将墙上那张毕业证书撕下，塞进炉子里，看着它在火焰里化为灰烬，还抛下了一句话：读不了几个月书，这也能算是初中毕业吗？！

　　武平县是闽西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当年毛泽东在闽西地区闹革命打天下，闽西八个县，他老人家走了七个县。武平县大概是太穷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几乎没有在那逗留过。而我和我的同辈人，就在这个没有留下领袖足迹的贫困县呆了整整八个年头。

　　这8年里，我插过秧、犁过地、挑过粪、烧过瓦、熏过炭、养过羊、放过牛……总之，在那块土地上人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就凭那不足一年的初中学历，我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不瞒你说，那书还教得不赖。

　　很多知识，都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敲打出来的，点点滴滴积累，未必有系统，也未必全面。但那8年农村大学的阅历和学习，打下了人生起步的基础。
　　
　　“白卷英雄”粉碎求学梦

　　这段知青岁月，给我记忆最多的只有苦难和挫败。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和“黑七类“的家庭出身有关。

　　第一次中专师范招生，我不由分说被刷了下来，传言很多，当然和自己不属于根正苗红有关。

　　1974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紧张劳动余暇的休息时间。每天，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几个同学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起补习。但“白卷英雄”粉碎了我和很多知青的求学梦。
　　
　　恢复高考之初报名被拒

　　1977年，我病退回到厦门，从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了待业青年，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干起。

　　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多半是又脏又累的活。每个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每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一晚上没歇着，就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听说高考恢复的消息，我马上跑去报名，被街道办拒绝。第一，我刚以病退的名义回城，没有正式职业，政策不允许；第二，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我还是无法过关。

　　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我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只有20多天用来复习，但许多课程对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考生而言，其实压根就没有学过。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我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在酷暑中，扇扇子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能硬撑着，连裤裆都捂烂了……
　　
　　政审不合格　政治考满分

　　焦虑等待之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政治分数获得了满分100分——一个政治审查还不能合格的人，政治考了100分，很具有嘲讽的结果；历史分数考了也是那年全厦门第一，其他成绩尚好，数学考得很抱歉，只有11分。

　　我的总分上了录取线，但由于诸多的原因，第一次录取未能上榜。扩招的时候，我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那封信里，写得最工整的四个字就是“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是那个年代所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唤，我能深刻体会到高玉宝的心情。

　　参加这次高考前，我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第二年，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100万港币的订单。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一笔大买卖！

　　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要读书的心愿实现了！

　　我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工艺美术厂，迈进了大学校门。去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欢送。我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中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子。那一晚，我喃喃醉语，翻来覆去说的就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少数幸运儿　多数底层人

　　30年前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是提供了一个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会让我们遭遇一个什么样的路向，无从预计。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至少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曾经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无助和无望。

　　和同辈人相比，当年能进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现在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成了共和国从混沌走向光明中被牺牲、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这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些少数人的幸运。

　　因此，我想，反映高考30年，我们应该把当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也纳入视野。这亦是倾注一种人文的关怀。
　　
　　马鼎盛　不“走后门”我上不了大学　　
　　
　　◎口述人·马鼎盛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与红线女之子。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到1989年。1989年后返港定居。现为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十多年的报刊军事专栏作家。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马鼎盛
　　
　　1967年，我在北京高中毕业。第二年，就跟着我哥到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了韶关山区的广东煤矿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我在厂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认为，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被十年“文革”打断了。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
　　
　　“小秀才”作文不及格

　　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它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

　　我们厂里有64人报名参加高考。那一年广东的高考，政治、语文、数学各算一门，地理、历史合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的两个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

　　考试的题目，我觉得不难。在韶关厂里，我是个“小秀才”，参加全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我六年来写过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高考写作文，不就像写个广播稿？我自信准能拿个高分。

　　没想到，轻敌了，我的作文不及格。那年的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考试时，2000字我一挥而就，不假思索。没看题目后面还有个括号，里面写着“记叙文”。而我把记叙文写成了论述文。

　　我是后来因为迟迟见不到录取通知书，查分时才知道自己高考作文是不及格的。
　　
　　政审受到母亲“株连”

　　体检回来后，厂里有两个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又急又不服气。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考试前，我还是辅导员，指导那两个人复习语文呐。

　　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了这事，说我不信自己的分数上不了大学。母亲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

　　大概厂里也比较同情我，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的分数肯定是没有问题。

　　仔细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当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想上大学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能经常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
　　
　　副省长写信助我上学

　　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入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

　　杨老是个老革命，当时是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
　　
　　学历史质疑个人崇拜

　　1978年，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为什么在“文革”中一些关照我父母的领导比如陶铸会被批斗？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时代境界。

　　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质疑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矛头直指“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个人崇拜历史观才开始转变。
　　
　　曹景行　还好第一次高考被刷下
　　
　　◎口述人·曹景行

　　197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后到香港，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主持《时事开讲》、《口述历史》等节目。
　　
　　三十年前，我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下乡已快十年。我在那边结了婚、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以为我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然而，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曹景行(《口述历史》专访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刘道玉时感言)　
　　
　　1968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被分到安徽南部山区的黄山茶林场插队，当了10年知青。1977年，我在安徽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是体检时，我对医生说我得过肝炎，这一下被刷掉了。

　　那一年，在安徽农场里参加高考的人，考上大学的很少。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了；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地方学校去。实际上，在我看来，是安徽方面不愿意让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分到好的学校。
　　
　　31岁才考入复旦大学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没上，我觉得也不算失败。我的有些朋友把考大学当成改变命运的机会，看得很重；而我是觉得，有个读书机会就试一下，我没有那种“考不上，天就会塌下来”的感觉。

　　还好第一次高考被刷下来。1978年，我在上海参加第二次高考。这年招生“游戏规则”比较清楚了，可以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我和同在农场的妻子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我进了历史系，她进了化学系。

　　本来我也想和妻子一样，报考理科。但是，考前我实在没时间复习。那时，我是一个农机厂厂长，每天忙到晚上10点以后，在蚊帐里看一两个小时书，就这么复习了一个月。考到后来，物理来不及复习了，算了，就报文科吧。如果能再给我十个小时复习，我就可以考理科了。

　　考进大学时，我和妻子都31岁了，孩子两岁，放在上海我母亲家里。我们在复旦读书时住校，周末回家和孩子、老人团聚。
　　
　　涉猎广打下评论底子

　　在农村荒废了十几年，大学四年，我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想法。

　　“文革”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正因为刚刚开始，没有太定型的东西，给我们的空间很大，可以涉猎各种领域。那时，上课的内容比较简单，对我们来说，好多是以前看过的。于是，我有时间去多读一些其他系的课。复旦也给我们比较宽松的方式，选其他系的课，参加其他系拿学分的考试都可以。

　　大学时，我花了很大精力自修英文，把那些现在看来都很艰深的英文书拿来当教材看。我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那种《英汉小辞典》都被我翻烂了两本。把英文的基础打好后，自己就可以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知识空间。

　　我对经济、对美国、对当代时事更加关注。因此，我把读历史作为一个基础，同时也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课程。大学毕业后，我进了社科院研究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

　　大学时候积累的知识对我日后做新闻也很有用。我做新闻评论的底子都是在大学时打下的。如果当时只是读单一的专业，知识面就比较狭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