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黄锦章

　　出生于梅州,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专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1977年至今一直在梅州市招生办负责高考招生工作,见证了高考招生30年的变迁。其间多次被教育部、广东省高教厅、教育厅评为优秀高考管理工作者、先进个人。

　　当年高考招生条件
　　1.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2.具有高中毕业或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3.身体健康。

1997年高考招生文件。

　　旁白:1977年至今,黄锦章一直在梅州市招生办负责高考招生工作,见证了高考招生30年的变迁。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1977年招生经历。

　　“土政策”多
　　想高考先结扎
　　1977年秋天,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梅州地区后,不少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都非常振奋,跃跃欲试。由于高考停顿了十年,那年我们整个梅州地区的考生达到9万多人,这个纪录到现在都没被打破。
　　当时各个公社都设有报名点,而且公社的权力很大,说给你报名就给你报,不给你报考也没办法,“土政策”横行。有的公社规定,为了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凡要报考大学的,都要先挑100斤石头,做筑梯田之用；有的公社规定,考生报考,要先做一天义务劳动；有的公社规定,凡是自己或家属没做计划生育手术的人,不得报考；也有的规定,还未缴交公、余粮、“三超粮”的,也不准报考；还有的规定,欠生产队钱的,不准报考。把报考大学当做一个制约考生的手段,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谬,但当时确确实实发生过。

　　政审艰难
　　虚假“黑”材料欺骗北大
　　1977年的高考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尽管上面的政策是“重在个人表现”,但极左思潮的影响仍很严重。考生在报名表里除要填写本人的简历和表现外,还要对其直属亲属和重大社会关系作调查,出具单位证明；考生成绩考得好固然重要,但政审也很关键,直接影响到录取结果。
　　我当时在地区招生办担任政审组长,发现基层单位的领导对考生有意见的话,就可以随便在档案中写上“表现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右派”或“母亲是地主分子”等等本来与考试无关的事,让考生背上沉重的枷锁。
　　当时有一位考生,初中还未毕业,出身不好,只好在家务农。恢复高考时,他毅然报了名参加考试,成绩很不错,北大想录取他；但录取时发现其档案上的政审材料写明“母亲是地主分子”,北大于是想退档。我翻了翻档案,发现其父就是我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其母是现职小学教师,怎么可能是“地主分子”呢?
　　我赶忙打电话通知该县招办要求补充调查,然而该县的同志不知是接了电话就忘了呢还是其他原因,迟迟不予答复。到了北大招生的最后一天,我和北大的老师商量,认为补材料已来不及了,就由我们招生办出具证明,表明该考生“清白”。结果这位考生顺利被北大录取,毕业后又去了美国留学,后来定居美国,事业一片辉煌。
　　还有不少考生,考试时父母仍未落实政策；到录取时,父母的问题才得以平反,因此我们也很及时地为这些考生补上材料,让大批考生“翻身得解放”。

　　体检卡壳
　　县医院错查几百号考生
　　1977年的高考体检都在县一级医院进行,不少考生成绩考得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体检不过关被淘汰出局。我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体检表上的结论为“严重的心脏病”,后来被以“体检不合格”淘汰了。有一个县,体检后就淘汰了几百名考生,导致考生、家长纷纷打电话到地区招办,要求到地区一级医院体检。我们同意了这几百名考生的要求,结论出来后,只有十几个人真的有问题被淘汰,而大部分考生劫后余生,跨入了大学之门。
　　有一位考生,早年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在医院出假证明说“肝脏”有问题,避过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他的分数上了线,麻烦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因身体不合格的前科,体检后他被淘汰了,于是该考生和家长四处奔走、上访,要恢复身体的“本来面目”。经过层层周折,最后才“验明正身”被大学录取。当年的体检,既是考生入学前的身体关,又可能成为一些人把握考生“生”、“死”的鬼门关,在那复杂的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什么扭曲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录取辛苦
　　挑着档案进场录取
　　那个年代,各单位没有自己的车辆,用汽车送档案到省录取场还得请地委领导出面解决。经过领导协调,运输公司决定专门租给我们一部大客车。我们的档案由汽车运输公司的大客车运往广州。补录的考生档案交到省录取场则更艰辛,由于补录的档案较少,领导不肯派车,而且汽车运输公司也调不出车给我们,我们只好自己坐车、多买几张车票,让档案也占座位。
　　从梅县到广州有400多公里,当时的道路很不好走,我们早上5时就坐车从梅县出发,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达广州,所谓“两头黑”。到广州总站后,按规定所有档案必须马上交接,可是要等出租车的话,得到指定的上落点排队,不知等到什么时候；于是我们索性拿起准备好的扁担,挑起考生档案袋直接往省高教局走,根本顾不上旅途的疲劳,直到把档案一袋袋挑进录取场清点,“简直像盲流一样”。在广州这个大城市里,我们挑着大麻袋在街头奔走,有谁会想到我们在执行神圣的使命?大概看到的人都会认为我们是跑单帮的脚夫和游民吧。当考生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有谁会想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他们花了多大的体力、脑力劳动啊!

　　30年变迁
　　繁忙录取变“清闲度假”
　　30年前,我们在录取场里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学校分数线出来后,我们要找符合条件档案出档；学校录取完了,又会退档,我们就又把档案按顺序放回去,等待下一个学校的录取,经常从白天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今天的录取全部实现电子档案、网上录取,主要工作都由省招办和高校在电脑上完成,我们地区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只需要了解录取的进度就可以了,很多工作人员都说“很清闲”,“就像到广州休息了几天”。
　　像我这样坚守招生战线30年的人,全省甚至全国可能都已经很少很少了。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感自己走过的年代是和广大考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于像我这种在招生战线上拼搏的过来人来说,时代进步、人才辈出就是莫大的安慰。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方夷敏刘丽君
　　本版记录:本报记者康建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卢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