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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0年] 当了状元也没受热捧——1982年广东高考状元王铮如今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眼科专家
发布时间:2008-12-26 16:19:58

  历届高考状元名单(部分)
  1978年  余乃明  毕业中学:广东实验中学  录取院校:华南师范大学
  1980年  吴欣  毕业中学:汕头一中  录取院校:中国科技大学
  1981年  高海生  毕业中学:信宜中学  曾明  毕业中学:广州二中
  1982年  区少芳  毕业中学:广雅中学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王铮  毕业中学:华师附中  录取院校:中山医科大学
  1983年  罗莹  毕业中学:广雅中学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1984年  雷明华  毕业中学:广州二中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1985年     陈立铭 毕业中学:高州中学 陶小涛 毕业中学:江门一中 陈权 毕业中学:湛江一中 录取院校:北京大学 李朱 毕业中学:湛江市第一中学 录取院校:清华大学
  1986年  黄韶洪  毕业中学:高州中学
  1987年  关颖聪  毕业中学:开平一中
  1988年  陈东  毕业中学:佛山一中
  1989年  刘雁飞 毕业中学:梅州东山中学 录取院校:北京大学 杜志艺 毕业中学:高州中学 录取院校:清华大学 何洪 毕业中学:江门一中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口述人・王铮
  1982年广东高考状元 
毕业中学:华师附中 录取院校:原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
  如今生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准分子激光治疗中心及角膜病区主任,眼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铮如今是眼科专家。本报记者卢汉欣 实习生 杨森林 摄 

  如果问当年高考状元这个身份,带给了我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填报我想要的志愿,可以随便挑大学。

      ——王铮

  旁白:1982年参加高考的王铮,是华师附中的首个高考状元,也被看作是广东省恢复高考应届毕业生的首个状元。因为1980年之前华附还没有恢复省重点中学的待遇,没有在首批招生;1982年之前是两年制高中,之后才恢复三年制高中。

  插班生意外当上状元
  我读书的时候,各个阶段的教育是比较正规的,因为是“文革”后首批正规高中的毕业生,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气氛还是蛮紧张的,因为就业的路少,大学录取率又很低,毛入学率不到4%,考上考不上差别很大。
  当时华师附中高三有6个班,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尖子生。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是中途从大连插班进来的,因为入学考试成绩特好,被老师破格收下了。
  那时华附周围全是农田,学校条件也很艰苦,只有石牌村旁边有个小商店。所有学生都住校,八九个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大的宿舍里。每天学校食堂只提供一个菜,青菜里漂着几片肥肉,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伙食了。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班里学习气氛却很浓,不会像现在的学生那样互相攀比比谁有钱之类的。
  尽管读书成绩很好,高考前我还是偶尔会设想一下,万一考不上我该怎么办?当工人好像也没地方去,会不会变成无业游民?
  成为高考状元,对我来说感觉有点儿意外,从未想过考这么好。发榜那天,我刚从桂林旅游回来,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了老师,老师告诉我考了全省第一,我第一反应是,别开玩笑了,不可能。我现在也不记得当时考了多少分,总分好像是600多一点。

  子承父业状元学医
  我那时19岁,心里也都会有一点虚荣心,多多少少有点儿飘飘然的感觉,但那时候对待高考状元整个社会氛围跟现在很不一样。成绩公布后,不像现在有报纸、电视来追着采访,当时只听说香港媒体对我有过报道,很短的一条。
  高考过去了一年,有电视台要做节目才过来采访我,让以前的高考状元给现在的考生讲讲怎样备考。我记得当时我讲了两点:一是学习要全面发展,中学生要把各方面基础打好;二是考试时要放松。我们高考那会儿还挺有意思的,住校生气氛特别紧张,我给自己定了个日程表,到离考试最后三四天,我的日程上写的全是看电影、游泳之类的内容,我把那个日程表也介绍给了备考的考生。
  如果问当年高考状元这个身份,带给了我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填报我想要的志愿,可以随便挑大学。当初我们是知道成绩后报志愿,我只填了一个志愿:中山医科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我们全家都是医生,父亲是中山医系统的,就填了中山医科大学。后来进大学时,偶尔会有人议论这件事,但不会太多人知道。

  大学同学有3/4出了国
  旁白:1988年王铮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来到中山眼科中心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时侯,每月的工资是70块,住的是集体宿舍,8个人一间。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中等水平”了。
  1996年,边工作边学习的王铮用5年时间获得眼科学医学博士学位,比正常学制提前了1年。在此期间,他曾经有过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深入研究准分子激光学。这个课题当时在国内还是空白,王铮因此获得第六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2000年获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在一年出十几二十个高考状元,好像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我一直认为考试这东西,不说分数是否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一次考试考好而已,未必一直都好。荣誉是需要的,但过头就不好。现在对于高考状元的炒作太厉害了,对于状元本人或其他人来说,都没有好处。十几二十岁的人,思想还不成熟,真会有些飘飘然的感觉,对他们正确认识自我不利。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班的同学各有所成,我在我们班上算是优秀吧,个人发展与状元的头衔无关,个人的机遇起很大作用。当年的同学有四分之三都出了国,因为当时出国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宽松,一旦有了出国机会谁也不愿放弃。但我学的是临床医学,到国外很难有临床实践的机会,但国内却可以给我提供宽阔的舞台。
  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开展,我们看准了就做了,1992年就开始研究,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在国内开展了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技术,1999年首次在国际上提出LASIK手术的安全极限,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我因此也获了一些奖,在行内,地位和成绩也受到了肯定。但我在同学中并不是最努力的一个,机遇很重要。

  我看不起医生收红包
  我现在经常教育自己的小孩,学习成绩重要,全面素质培养更重要。我们那时候很流行少年班,现在谁还关注那些少年班出来的结局?他们中的很多人连普通人都不如。
  对高考状元也是,太过热捧,太多压力的话,结局也不可能太好。
  比起当初,整个社会很多东西变了,价值观、经济状况变了,医生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也有很多东西在变。我自己感觉,跟不上时代。就说医生收红包,现在有些医生用很技巧的方法去暗示患者,我是很看不起那种人,这是做人的底线问题。
  中国的医患关系是全世界最差的,医生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是全世界最低的。根源很复杂,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国外读医的是精英,国内则是良莠不齐。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
  本版记录:本报记者 严艳 通讯员 卢赟凯
  资料整理:本报记者 方夷敏 实习生 郭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