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梁漱溟，历经磨难，嘴角依然流露出那份特有的倔强和坚持。

　
　　人物词典
　　梁漱溟　(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自抗战开始，他便被卷入政治生活的旋涡中，此后五十年间一直为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梁漱溟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名词解释
　　
　　乡村建设派　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民小富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

　　1931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建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是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历史精神
　　乱世中求治的“乡村建设”实验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定位，有一个词广为人知：策源地(或曰“发祥地”)。但我觉得，“策源地”也好“发祥地”也罢，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都不如“实验室”来得更准确、更科学些。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用“转型期”来命名。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到，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理论，跟另一个也是姓梁的广东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谋而合，可见广东确实是被历史选中作为中国实验室的。至于梁漱溟的具体实验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改良，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农民参与国事的要求和可能。这些理论和实践，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必须在“治世”中方能实现。

　　可惜，梁漱溟开始实践他的理论时，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实验是昙花一现——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济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失败，被蒋介石一软禁，他的实验也就泡汤了。后来他得到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韩惹火了冯玉祥，不得已投向蒋介石，蒋派他任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着到山东继续实验。可惜，在山东搞了六年多，日军占领山东，乡治计划也就全部终结。

　　乱世之中求治，的确也难为了这样一个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空负报国之心的文弱儒生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但历史同时又总是充满戏剧性的。80年前，当梁漱溟第一次来到广州开始他的乡治实验时，这位“最后的儒家”不知有没有想到，刚刚就在一年前，一位在北大见过他几次的后辈也来到广州，将儒家圣地——番禺学宫(文庙)变成“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验他的那套跟儒家对着干的旨在发动农民的暴力革命理论。两位都怀有救国之志却还谈不上认识的“老友”，几乎同时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不同的是一个认为要走和平改良的“乡村建设”之路，一个却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力革命之路——两人一前一后都选择了广东，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

　　10年之后，这两个人再次在延安聚首，为各自的分歧争了个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12年后，毛泽东用夺取政权来取得跟梁漱溟那场论战的胜利，也暂时让梁口服心服。但仅仅过了4年，成为“政协委员”的梁又因为农村问题在公开场合拍案而起，犯颜直谏，导致两人反目，梁被毛定性为“反动”，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再过20年，“死不改悔”的梁完全不给毛泽东面子，又对毛设计的“批孔”运动大唱反调，招致更无情的批判，却完善了一个“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儒家诤臣的人生价值。

　　80年过去，乡村建设问题依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一届政府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策，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当年的乡治理论。梁老在天之灵有知，当也拭目以待。　　　　□　余少镭
　　
　　［一］　事·迹
　　1927年－1928年
　　梁漱溟在广东的乡治实验
　　
　　1927年，一位34岁的北京人带着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来到广州，对这位当时推崇英国宪政模式的人来说，南行广州的目的，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他眼里，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而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人，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劳动人民。因此，他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他们参与国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强，这样一来，宪政才有基础。此人就是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
　　
　　应李济深之邀来广州

　　多年后，梁漱溟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岁月，“乡村工作，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因为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朋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来到广州，一周后，梁与他的弟子黄艮庸(广东人)来到番禺新造细墟，开始了他的乡村考察。新造细墟是黄艮庸老家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不小的农场。那段时间，梁漱溟经常来往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住乡下与青年朋友共度为多。

　　1927年12月底，李济深同意梁漱溟在广东试办乡治。而此前，南京政府曾任命梁漱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不过，梁漱溟很执着于他的乡村实验，因此，对这一任命自认不合适，恳辞拒绝了。
　　
　　筹办乡治讲习所

　　1928年年春，梁漱溟代表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及试办计划大纲。“我当时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只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也就是在筹办乡治讲习所期间，梁接办了广州第一中学。筹办乡治实验，为什么要担任一中校长？梁漱溟后来说，“一是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也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为友人卫西琴(德国音乐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国朋友)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也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合。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
　　
　　离粤北上

　　不过，就在梁漱溟想从乡村建设中探索一条宪政强国之路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伐成功后，旧军阀被消灭，新军阀又抬头了。当时中国有不少军事政治巨头，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其余的地方巨头都要听蒋介石的，蒋排除异己，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梁漱溟后来回忆起自己早期在广东搞乡村建设时的情景，意味深长地说。

　　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同年春，受一位叫王鸿一的朋友之邀，梁漱溟又去了河南搞村治。当时河南被冯玉详掌控，王鸿一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了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赴河南后，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和章程等，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具体工作。1929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此时，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为继，学生学习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1930年学院结束。这是民国时期，先行者对乡治强国的一段实验。
　　
　　［二］　报影
　　
　　〈一〉就任中学校长
　　聘梁漱溟任一中校长

　　【1926年6月，梁漱溟担任广州第一中学校长。实际上，其担任校长的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育人，他想培训一批人，为他的乡治建设服务。他认为，只有改善了乡村环境，政团才会兴起，国家宪政才有基础。】

　　1928年6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讯　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黄希声，前请辞职，业经教育厅批准，现新任黄节厅长以该校为省立各中学之冠冕，亟应聘请品学崇隆者切实整理，以树全省之楷模。昨特具函聘请建设委员会梁漱溟委员担任一中校长，查该项聘函，于昨19日派刘蓉森、李沧萍送达，经得梁委员俯允，附录聘函于下：漱溟先生大鉴，老诚硕望，久拜风下，发聩振聋，非公莫属，查第一中学，为省立各中学之冠冕，莘莘学子，领道须贤，岭学渊源，尤资绍述，敬拟下屈高轩，出长该校，为士焚香，不胜翘企，专此辱恳，敬祈俯就，并颂台祺。

　　6月20日又讯　教育厅长黄节，聘梁漱溟任一中校长后，梁氏定25日就职，昨该校教务处致函各教员查照云，敬启者，本校新任校长梁漱溟先生，定于二十五日到校就职，即于是日早九时半，举行纪念周礼毕后，并接见各位教职员，敬请执事届时一律出席为荷，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此致。省立第一中学教务处启。
　　
　　〈二〉北上
　　梁漱溟赴山西考察之行期

　　【梁漱溟在广东乡治实验不足两年，因李济深倒台，他在广东的乡治实验搞不下去了。但从当时报刊登载的内容来看，他离广州是在1929年2月份，是以山西考察乡治的名义离开的。而从考察行期来看，在1928年底时，便有这个行安排了。当时，山西在阎西山、河南在冯玉详的支持下，乡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1929年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讯　政治分会顾问，建设委员会委员梁漱溟，拟送乡治讲习所计划大纲及建议书，经政治分会议决先交省政府照办，复经省府议决先由本府派梁委员赴山西等省调查，回来再行举办在案，昨梁委员呈省政府云，窃思关于考察地点一层，在河北方面，则定县翟城村举办自治，历有二十余年，近年虽在干戈扰攘之中，犹复得傅葆琛汤茂如冯锐诸君，极力推行平民教育，及试行农业改良，成绩颇著，此亟思考查者一。

　　在山西方面，则自民国七年，创行村政，迄于现在，规模具备，虽尚非自治，而可资考察者，固已甚多，其河东各县地方，较富乡村事业，必更可观，此亟思考察者二。至于旅费一层，约计其概，则由粤至平，由平转赴定县河东等处考察完毕回粤，一往一返，舟车之费，各以大洋三百五十元计，殆不可少，前后行程耽搁，为期总须两月，每月旅费食用，各作二百元计，殆不可少，又随带书记一员，减低估计，似半数亦不可少，统共应需大洋一千六百五十元之数，其起行日期一层，本应及早动身，惟因漱溟现担第一中学校长责任，正在从事改革整顿，未能遂行离粤，拟于学校寒假期间，或寒假开学后，即二月初旬，起行北上，请俯准饬财政厅，将上项预算旅费，于漱溟起行之前，如数照发等语，省政府据此，经一二二次会议照准矣。

　　1929年2月26日又讯　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梁漱溟呈称，赴河北、山西等省调查乡村自治一事，拟定2月25日起程，历时两月，所有校长职务，由该校教员黄庆代理。校长离校期间，拟请均厅明令以该员代理校长，以专责成，而资应付，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察核施行等情。
　　
　　旧闻延伸
　　
　　今后一中改造方向

　　按：梁漱溟先生在一中的讲演。摘自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4－9日，原文数万字，有删节

　　我根本的主张，是要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就是团体的也要由他们自己去管理，去亲身经历。我们很不满意于现代手足不勤心思不用的教育，差不多现在学校里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学生不要操心，而由别人替他预备好——吃的饭菜，有厨子替他预备；日常的事务，有听差替他预备；一切的校务，都有职员替他照料，所有的功课，都有专门人代替打理。好像把学生时代，看做是人生一个短期的预备时代，是专门读书的时代，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时代，以为像这样有别人替他把什么事都预备妥帖，他就可以专心读书，但是所得的结果却完全不然，不仅是他的书不能读好，学问不能求得，并且还把他变成一个不能做事的废物……

　　总要想法子使学生不只是站在被人家管理的地位，而改善这个分为治者与被治者两种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面，先生管学生总有相当理由，但学生纯处于被治者地位实在妨碍学生很大，不合教育道理，必须先生领导之义学生自治之义兼有。所以我希望在先生的领导中使学生自己能够造成一种秩序，并且能够维持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这种秩序。如果有哪个破坏这个公立的规约，就由大家来劝戒或者惩罚，这可以说是制裁。在道德上说起来，就仿佛是自律的意思，而不是他律……
　　
　　在中大的讲演

　　1929年1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讯　中山大学哲学会于日前请梁漱溟先生演讲，讲题为《自己求学的经过》，其讲词大意，一、好用心思才会有主见；二、有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三、有主见才会读书，犹之有萌芽才可以吸收养料；四、要担心人家的道理在自己的道理以外，和我的道理在他的底下；五、要虚心求问题的解决，包罗越多，范围越广；六、此时学问已归你用，对于一切都没有疑惑；七、旁人的长短得失一概了然；八、说出来的话是精巧透彻，因为心中无一点是不透的了。

　　梁先生此次演讲，题目虽为“自己求学的经过”，实则示吾人以一种绝好治学方法，讲时抑扬跌宕，纾徐不迫，每讲至精透之处，则闻掌声雷动，凡历三小时之久，至四句钟始毕，旋由哲学会款接梁先生到大钟楼客厅休息片刻，随开谈话会。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

　　1938年1月，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交谈。谈话从前一天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当时正值隆冬，气候严寒。

　　谈到抗日战争前途问题时，梁认为毛的话使他“豁然开朗，精神振奋”，然而第二天的谈话，关于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两人分歧非常大。毛泽东认为，梁漱溟走的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和外国社会不同，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所以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则表示，虽然中国社会有特殊性，但却同样有着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而梁漱溟反驳说，“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特殊的一面。”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不服谁。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令人瞩目，多年的密友突然间势同水火，随后又形同路人，这种强烈反差让人印象深刻。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陆勇平

青年时代与李大钊等人合影。右二为梁漱溟。

青年梁漱溟，颇让人想到当代艺术家陈丹青。

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交流。循规与叛逆的对立。

书斋中的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