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瑞典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高本汉弟子、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之一马悦然(如上图，杨凯摄)第二次来到广州。
　　
　　“哥德堡号”时代瑞典的“中国热”有多“热”？

　　记者:“哥德堡号”的到来使中瑞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期待。事实上，“哥德堡号”时代瑞典的“中国热”到底有多“热”？

　　马:也许那时的交流还是商业交流为主吧。不过，当时行销到瑞典的中国外销画确实产生了影响。瑞典建筑家把广州特有的园林风格带回到了瑞典。

　　在斯德哥尔摩的市郊，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宫”，那可是两百多年前瑞典国王送给他的王后的一件生日礼物。那时，瑞典的歌剧院里还演出了中国戏剧。有人这样认为:18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记者:您继承了老师高本汉的传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方言。但一般人却会暗自怀疑:这究竟有多大意义？

　　马:没有汉朝民歌乐府，怎会有唐宋时期美妙的唐诗宋词？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总要经过很长很长的积累才能发展起来。

　　我想，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先有的是人民朴实简单的民歌，然后它们被“磨光”了，变成了很精细的东西。当他们达到“做得太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发展了，就必须回到人民中去寻找新的力量。而方言，就是很重要的“新的力量”。

　　瑞典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把树砍掉大半后，再次长出来的新树一定会长得很好。文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中国大陆一些小说里运用了方言，就很精彩，自然亲切。
　　
　　诺贝尔情结暴露中国的焦虑

　　记者:有人说广东是中国的“文化沙漠”。第二次来到这个“文化沙漠”，有新的感受吗？

　　马: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广州有“文化沙漠”一说。我知道康南海(编者注:康有为)就是广东人，还有很著名的岭南画派高剑父先生等等。

　　我觉得，中国没有“文化沙漠”。研究不同方言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怎会有“沙漠”？

　　记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至今尚未有中国人获得这个奖项，您不觉得遗憾吗？

　　马: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中国现在对全球化有点焦虑。诺贝尔奖只是一个奖项，仅此而已。大家是不是太高估了它的重要性？

　　再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者个人的，而非某个国家。如果还是要说它属于谁，那么，它应该是属于某个文化、某种语言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个奖项是属于“华语文化”的，属于汉语的。
　　
　　倾心于中国乡村风情

　　记者:与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中国给您留下的最美的图景是怎样的？

　　马:1948年，我先在重庆和成都学会了西南官话，接着又跑到乐山去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那是一个富庶美丽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当时那里的农村并不如我想象中的贫穷。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春天的时候，当地的农民会挑着扁担，快乐地欣赏盛开的芍药花。而中国在我心中最美的画卷，是站在峨眉山的金顶上，对面，便是西藏的雪山。

　　记者:1948年至今，将近60年的中国情缘，感受必然很多。总结是残忍的，但也是必须的。您如何总结？

　　马:前年夏天，我在底家村遇见一个96岁的赵老太太，她是村里的“老寿星”。虽然生活在村里，但她到过北京，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大家向她介绍我是北欧人，老太太也没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只冒出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她的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表达我与中国几十年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