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音乐的构成，与弋阳腔（高腔）、昆腔、梆子腔和皮黄腔的传入，有极其紧密的关系。
　　弋阳腔，明万历年间传入广东；嘉靖年间昆腔的足迹也几乎遍及全省城乡。延至清雍正年间，广州地区曾有过“土班”、“土优”唱“广腔”的记载。《粤游纪程》称之为“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鼓良久，再为登场。”
　　 早期的粤剧中，曾有高腔剧目《琵琶记》、《金印记》、《玉簪记》等，以及《钓鱼》、《访臣》、《送嫂》的演出，因久已辍演，今已失传。今保留的开台例戏《六国大封相》，即《金印记》中的《封赠》一折，所唱乐调艺人抄本记为“大腔”。
　　粤剧的昆腔剧目，现仍保存的主要有《思凡》、《和番》、《弹词》等，所用曲牌与联套习惯都与昆曲基本相同。另外还有近百支曲牌，或用于《八仙贺寿》、《天姬送子》等开台例戏，或被作为器乐曲演奏而单独使用，艺人就统称之为高昆牌子。
　　梆子，是继弋阳腔、昆腔后，形成发展的又一种声腔。粤剧“梆子”的来源，尚未发现明确的历史记载。有关梆子的资料有：清康熙年间，黄石牧《桂林杂咏》中说桂林有“秦音演乱弹”的诗句。《番禺县志》记乾隆末年，广州有“锣鼓三谭姓，其技能合鼓吹二部而一人兼之……金鼓管弦，杂沓并奏，唱皆梆子腔。”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奉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一褶》中说：“秦腔……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盛行。”道光八年成书的《越讴》序文也有“珠儿珠女，雅善赵瑟，酒酣耳热，遂变秦声。”有关粤剧梆子的来源，也有几说。一说来源于乾隆年间的秦腔梆子，并把历史追溯到明中叶，或更远。一说清中叶以后北方梆子板式化以后传入广东，形成粤剧梆子。艺人口碑则源于汉调，麦啸霞亦持此说。欧阳予倩认为，由徽班传入，后受祁阳戏的影响。
　　今考粤剧“梆子”发展的历史胳络与现状，可以看出它是广采博纳的。曲调有属南方梆子（安庆梆子）的吹腔、“安庆调”、“安春调”；有乱弹诸腔的“七句半”、“大板”、“湖广慢板”等；其梆子的主体诸板式，更兼具吹腔常用的板起板落和北方梆子腔眼起板落的规则（Shining 注：北方梆子的‘眼’等于我们粤曲所说的‘叮’），行腔颇具西皮（特别是弹腔北路）的风格，而落音又多循吹腔、拨子习惯。乾隆时人严长明在《秦云撷英小谱》中说：“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桁阳腔（石牌腔，即吹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道光时广东人杨掌生在《梦华琐簿》中要说：“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近西班”的本地班在与外江班的交流学习中，不断地广收博采，融汇贯通，并结合本地的语言和音乐特点，逐渐形成了兼容吹腔，襄阳调、梆子、西皮（特别是弹腔北路）诸因素，而又风格独特的粤剧梆子。
　　粤剧的二黄腔是由徽班传入的。二黄类唱腔中，有叫“西皮”的，实是白话“四平”的讹音，与“二簧平板”是同一类曲调。粤剧二黄的基本板式结构和曲调特征与邻省剧种之二黄腔（南路）比较接近，特别如“慢板”、“首板”（也称“导板”）、“流水”等保留传入时的面貌较多。粤剧二黄的曲调，与湖南祁剧的弹腔南路的关系十分密切。特有的其它板式，如“八字二黄”、“长句二黄”、“长句二流”等，则是艺人从原来的慢板和流水板基础上变化而来的。
　　粤剧的唱腔，先有梆子然后与二黄合流，从传统剧目中可得以证实。凡属梆子曲调，只须标出板式，不用标明声腔；而二黄曲调则一定标明二黄。一九零三年美国物克多唱片公司录制的粤剧单面唱片招纸上也只标“广东大戏慢板、中板……”也是另一佐证。由于粤剧吸纳梆子、二黄有先有后，故早期粤剧的梆、黄是分开使用的。以梆子一腔到底的，称“梆子戏”，传统剧目有《打洞结拜》、《闺留学广》、《仁贵回窑》、《六郎罪子》、《陈宫骂曹》、《岳武穆班师》、《王彦章撑渡》、《李白和番》、《周瑜归天》等。而以二黄一腔到底的，称“二黄戏”，代表剧目有《三娘教子》、《月下追贤》、《夜困曹府》、《仕林祭塔》、《乌江自刎》、《五郎救弟》等。
　　粤剧在吸收二黄的同时，梆子腔也开始融汇西皮的某些特点，吸收了西皮眼起板落的节奏特点和柔和宽广的风格；唱腔、过门旋律增加了迂回、缠绵的色彩。
　　清乾隆以后，广东原来流行的弋腔、昆腔已逐渐为乱弹诸腔所取代，梆子和二黄逐步成了粤剧的主要声腔。同治、光绪以来，粤剧戏班上演本地文人新编的剧目，梆子、二黄两腔开始在同一剧目中交替使用，并与广东民间歌谣、杂曲等相结合。
　　广东的民间歌谣比较丰富，仅粤语地区就有木鱼、南音（广东南音）、粤讴、板眼、芙蓉、咸水歌等多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