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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林点将录》

【责任者】胡文辉著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ISBN】978-7-218-06807-7

【索书号】B26/356

【推荐理由】胡文辉，广州著名读书人，性情散淡，读书著文皆随性而为，著述颇丰。此书以点将录形式梳理现代学人，别具一格。无论选人还是评价，皆不拘泥于传统论调，仅以一己之见为准，以曲折传神之笔，析入毫芒之思，刻画百年之间的学林英雄，随类赋彩，气韵生动，读来如登凌烟阁，但见个个功业煊赫，气象肃烈，须髯凛然，扪之有温。而掩卷之下，四顾茫茫，但觉风流已过，英雄不作，象床无语，宝帐萧萧，剩有谯周称老，更难掩学林的空寂寥落。（费勇、朱燕玲、麦小麦）

【精彩内容摘要】

作者例言

Ø  此录的性质，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能引入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者，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者，作出基础性、专题性的史料功夫者，皆拔高一等；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则宁可舍弃在外。

Ø  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以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以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遂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主流。故此时期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Ø  民国以来学者如林，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求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座次前后，未必代表学问高下。

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文字学)的殿军。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章氏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玛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玛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P3-5）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 55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胡氏世称“胡博士”,其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长，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可窥见当代思想史之消长变迁。】（P11-13）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乃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直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的成说以为己用，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梁氏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坦，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P111-113）

河北降将叶清——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人。

西洋汉学的最大分野，在欧美之间：前者称Sinology，以古典研究为中心，重语文，重考证，重功力，精深而不免支离，趋向于博物馆式的纯学问；后者称Chinese Studies，以近现代研究为中心，重社会科学，重综合，重选题，整齐而或显生硬，有美式实用主义的文化性格。费氏不仅一手奠定Chinese Studies 的基础，亦最能体现其学风也。

纯以个人论著言之，今日时过境迁，费氏多卑之无甚高论；但遥想当年，他因缘际会，应美国对华政策及认知中国之需而起，扭转汉学风气，介入外交方略，于美国朝野影响甚巨，固一世之雄也。又因他在政治上敌视国民党，对中共较持同情立场，故而在大陆亦盛名远播。

费氏三十年代初曾来华进修汉语，并得到蒋廷黻的指导，返国后执教哈佛；二战时被征招，任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与中国渊源甚深。战后重返哈佛，主持区域研究的中国项目，至1955年创建东亚研究中心，凭藉哈佛巨大的影响力及福特基金会优厚的财力，乃周旋各界，独步一时。约二十年间，据说他指导的博士有百余名，一般学生更数以千计，并主持出版专著一百五十余种，人称“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而其主盟的学术群体则被冠以“哈佛学派”之名。李欧梵回忆：“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绰号。”若非内外兼修，八面玲珑，曷能至此哉？

总而观之，美国汉学在研讨范围上重今轻古，入门最易，余地最多，故能主导晚近的汉学主流，对于大陆最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近现代史学亦有示范价值；加上其学术群体之众，国家形象之威，在声势上更已气吞欧日，笼罩中土矣。而费氏作为斯学之King，论其名声，不惟在北美汉学界，即在整个汉学史上，亦可称第一人。惟以其人其学皆属后起，故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之末，以示余响不绝耳。

诗曰：谁挥巨手转方针，畏古人情遂重今。管领学林如企业，只缘福特有基金。（P593-595）

《现代学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曾在《南方都市报》以专栏形式发表并在网络上流传，因其新颖的形式、敏锐的思维、一针见血的评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激烈的讨论。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正如诗坛、词坛点将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诗话、词话一样，《现代学林点将录》也是一种学术史。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下功夫之深、眼光之敏锐，丝毫不亚于其他林林总总冠以“学术史”的著作。本书的语言灵活、描摹生动，值得大家品读。

声明：本文主要内容及图片来源于《现代学林点将录》，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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