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反映广州的城市概貌和务实、开放、包容的人文特点，深入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城市宣传、文化交流等活动，2016年4月23日广州图书馆启动了阅读广州——2016“广州文库”评选活动，按公众荐书、专家荐书、基础书目推荐、公众投票、专家评选审定等程序，历时一年，现已形成了《阅读广州——“广州文库”(1978-2016)入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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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之

《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

【责任者】（美）嘉惠霖、（美）琼斯著，沈正邦译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索书号】R199/133

【推荐理由】这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广州博济医院百年发展和科学医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论著，介绍了教会医院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及西医在广州的流传发展情况。（程存洁、王美怡）

【精彩内容摘要】

坐落在珠江河畔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医院，在历史上曾被叫做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孙逸仙纪念医院等，这里有孙中山先生的足迹，更是中国西医学史的重要开端。在这所祖国西医学的摇篮里不仅有名医，如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周寿恺、毛文书、秦光煜、林树模、钟世藩（钟南山院士之父）等，也有像林则徐这样的名病人……《博济医院百年》这本书为我们讲述这所医院在1835-1935年的创办、发展、辉煌及转变。

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医院

博济医院开办于1835年，目的是为了治疗各种眼疾；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中国人来求治其他疾病，现在这里什么病都看。创建这个值得称赞的机构，应归功于一个美国教士协会；他们提供了医院开办的原始设备，派出了主持这个医疗部门的人（伯驾医生）。从那个时期开始，广泛的赞助源源而来，医院的良好效果藉此得到扩展。

医院坐落在面向珠江的一大片外国商馆之中。门口开在新豆栏街(Hog lane)。房子很幽静，而且自己从街上进出，病人的来来去去不必经过外国人的行，不会打扰他们，也不会被人看到来往于外国人的地方因而惊动当地人的关注；因此，这个地方用于这一目的是最为合适的了。此外，二楼有一个大房间，可以舒服地坐得下两百人等候处方；整个房屋可以让至少四十病人临时住宿。由于广州人口稠密，也许仅仅只要一种病的病人来看病，就已经达到医院诊治和留宿的能力限度了；然而还是设计了遇到有特殊研究价值的病症时，接纳额外病人的能力。

选择眼科疾病是因为这类疾病在中国极为普遍，而本地的开业医生对这类病又最无能为力，而一旦治愈这类的病，能够跟治好任何别的疾病得到一样的好评。预期只要一种病的病人就能够满足一个医生的工作量，这一点很快就被证实；还有为数众多的病人被打发走，因为当时实在容纳不下了。（P44-48）

中国西医学教育的发祥地

在早期，医学培训是与医院的日常工作一起进行的。但是随着医院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培训工作也发展起来。到1862年，“为青年人提供外科医学与技术的教育已经被看作医院目标的重要部分。目前这项工作尚不能达到需要的程度，但学生们获得的知识已足以使他们在治疗许多种疾病时远远优于本地医生，特别是在外科的所有部门。”

1866年搬进了新院址之后，嘉约翰医生立即就在黄医生的协助下开办了一个医学班。“与新的医院相结合，开办了一所医科学校，给两家医院（金利埠和博济）的学生以及少数其他学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将要把它的学生送到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黄医生教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嘉约翰医生教药物学和化学。关韬医生目前不在医院，去了四川；他将会教实用医学和中医药。对其余的分支学科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注意。为了这个帝国众多的百姓，建立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P175-176）

伯驾（Peter Parker）医生关于在中国建立一所医学院来培训中国人的决定，由嘉约翰医生在博济医院开办南华医学院而得以完成。除了此前由伯驾医生和嘉约翰医生培训的学生之外，超过200名男女青年在这里接受了培训。这些人成了中国最早的医生，打破了人们对西方医学的偏见。广州的三所医学院校，它们的创办者和最初的管理者都是在博济医院及其医学院获得启发和培训的。

在1901年之前，合信医生(Dr. Hobson)、嘉约翰医生和医务人员中的其他医生，在教士医学会的赞助下，将超过35本关于医药和医学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于是，西方医学的秘密第一次以天朝人民自已的语言文字披露在他们的面前。（P2）

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我于1886年间在广州英美传教会（Anglo-American Mission）师从德高望重的嘉约翰医生学习医学。”但是嘉约翰医生自己则没有怎么提及这个年轻人，仅仅将他的名字列入了“今年由我指导的十六名学生，其中四名为女生”的名单之中。他不知道他所教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将被证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在1912年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第一个总统。这就是：孙逸仙医生。

在博济医院学习工作的李济良医生很清楚地记得孙医生，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学生，并且说他在博济医院的时候已经开始谋划对中国的改造了，离开广州就是因为他不断谈到推翻满洲人的计划，所以被认为是危险人物。

在澳门的时候，孙逸仙接触到名叫“少年中国”的会社及其组织者。这些年轻人自由地讨论和批评自己国家的政治，这个会社希望“扩大现存乡村政府的民主原则，使人民在省和国家的事务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考虑的首要事情是现代方式的教育。”他在澳门待的时间不长。有法律规定只有持有葡萄牙毕业文凭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行医，而孙医生没有这样的文凭。他完全放弃了行医，而将全身心和灵魂都投入了为他的祖国实行新的谋划。就是在这些1911年革命之前的日子，当时的小青年和忠实追随者梁新荣发现了一个谋害孙医生生命的阴谋，立即通知了他，使他安全逃离了广州。这位梁先生也曾在博济医院任药剂师多年。

广州市市长说过，孙博士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和他的新主张、新思想，很多都是从他在博济医院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是从那里扩展到全中国的。（P192-197）

基督教传教士通过介绍西方教育与科学医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良多。在其早期的贡献中，博济医院是一个尤为杰出的范例。通过这所医院，现代医学的所有分支被介绍到东方。百年间，博济医院诊治了超过二百万病人和伤残者。数百名医生和护士毕业于医院开办的医学和护理院校，为社会做着有益的工作。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从“博济”启程，其影响不但超出了医院的范围，而且超出了医学和医疗事业的领域！

声明：本文的文字及图片来源于《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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