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图书馆中华经典传习所名家公开课

南粤先贤丘濬、黄佐、阮元不仅是杰出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通过编纂地方史志，不仅深入挖掘了地方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传承了历史文脉，还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月12日“扎根岭南——本土经典文本导读”系列活动邀请到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胡巧利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凤莲，她们一同为读者导读先贤们的史志作品，与读者一同感悟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讲座伊始，梁凤莲老师就先介绍了本次导读的意义：首先南粤先贤丘濬、黄佐、阮元三位先贤在编志修史的经验示范方面做出了表率，为岭南为广东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录和书写。其次，这三位先贤的编撰不仅仅是简单的铺陈，他们在学术和专业上，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经验传承。他们的修志理史是有研有究，所谓研究，“研”就像黄佐所倡导的汇通，要佐证考据，要更为贴近真相，研究的“究”就是追问，要追根溯源，追踪历史痕迹，这样的史志才具有更高的志史治学的价值，才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

随后，两位专家对三位先贤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享与导读。南粤先贤丘濬，是广东琼山人，世称琼台先生。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丘濬著作丰富，有二十多种、三百多卷，主要有《琼台类稿》《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等。丘濬并没有因政绩显赫于世，而是凭借史学著作《世史正纲》32卷闻名于世。这部著作比较特别的地方，他采用了纲目体，是仿照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作的一部纲目体史书。记述时限上起秦始皇统一中国，止于明太祖建立明朝，共1589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秦统一为开端的中国通史，从中可以看出丘濬对历史的认识水平。而之所以称之为“世史”，他是这样解释的“天出乎上，地出乎下，人出乎中；人所处之处是者所为是世也，世即所谓天下也。” 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编写《世史正纲》的目的是“以史资治”。明朝中期，西北边境与少数民族产生冲突，国内宦官专权，政治危机日益严重。面对内忧外患，丘濬决心通过对前代历史的分析，以史资政，给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比如说他记述了秦始皇重用宦官赵高结果导致了暴政，秦二世而亡。那他就说万世之下可以见矣，以后当政者一定要做借鉴，不可重用宦官，直接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既讲了历史事件，又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史学思想也非常有特色，他主张秉笔直书，求真务实：中国古代史家崇尚“直书”，“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丘濬也十分注重客观公正的记载历史。例如：他参与《英宗实录》撰修时，大胆为于谦正名。他尊经重史，充分肯定史学的价值和特殊地位，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指出史官职务的重要性：“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他认为选用史官要有很高的标准，除了刘知几说史家三长史学、史才、史识外，又加了一个“心术正”。同时他也有着真挚深厚的家国情怀，丘濬生活在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他怀着收复故土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民生艰难的深切忧虑。《世史正纲》贯穿着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1935年，南京仿古书局出版了丘濬的《世史正纲》，并选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

值得指出的是丘濬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有血性也有一些矛盾，在观念上、著述上有时是有点偏颇的，阅读《世史正纲》的时候，大家可以批判的看待，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将有价值的贡献和观念，带到现在，传承到将来。

黄佐是明代中后期岭南著名学者。《四库全书总目•泰泉集》称黄佐“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地方志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他参与过的志书的编撰，包括《广州府志》、《广西通志》、《南雍志》、《香山县志》、《罗浮山志》、《新会县志》、《广东通志》等等，包括了省志、府志，县志，专志，等多种类型的志书。而《广东通志》70卷便是其中的杰作(简称《黄志》)。《黄志》的整体架构相当全面。分门别类，内容及层次安排如下：《图经》二卷；《事纪》五卷；《表》五卷，分职官、选举两类；《志》分五类：《舆地志》《民物志》《政事志》《礼乐志》《艺文志》；《列传》记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类；《外志》记仙释、寺观、夷情、杂事。《黄志》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对史实进行勘误。例如，南北朝设置有侨寓州郡，《戴志》不知这种特殊背景，将北魏之广州刺史以及南凉岭南五郡，误记在广东。《黄志》经严密考证，作了纠正。第二，补充大量史料。《黄志》70卷，比《戴志》增加了30卷。广博征引，补充了很多史料，如对广州城之始建提出了新观点，肯定南武城是最早的广州城。第三，全面展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特别关注广东社会变革、国计民生大事以及岭南文化的发展，对于深入研究广东社会经济与岭南文化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列传多达20卷、546页，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共收录1818人。粤籍先贤591人，其中近半数出自珠三角地区，说明珠三角地区居于龙头地位，这一态势延续至今。

黄佐的方志学科成就斐然：第一，提出“通志犹列国之史”，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注重方志的教化功能。他在《广东通志》序中提出：“盖备一方文献，以牖民彝，而迪我圣明之率典也。”专设“礼教”志。在记述内容上，特别注意从维护封建礼教的标准进行考量。人物传入选标准，重在德业。“仙释”“寺观”归入外志，希望远离佛道而步上尧舜周孔的中华正道，可谓用心良苦。第三，提出了方志编纂的“会通”思想。黄佐将会通思想运用到了方志编纂领域，一是重视对历代资料进行排比考证，提高了方志记述的准确性。二是注重反映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兴衰沿革、治乱得失，给后人以资治之鉴。这一思想与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脉相承，提高了方志记述的历史深度和学术性。第四，《黄志》为后世修志提供了楷模。《黄志》以“体裁渊雅”“叙事翔实”著称，为后来的志书编纂提供了借鉴。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就是以《黄志》作为底本。

黄佐在诗歌领域也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和贡献，有“粤中昌黎”之誉，《粤东诗海》评价他的诗风是“体貌雄阔,思意深醇”。

阮元（1764—1849）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任两广总督，至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调任云贵总督，主持粤政前后近十年，不仅内政外交备受赞誉，而且大力推动广东文化教育的发展，编纂《广东通志》（简称《阮通志》），创办学海堂，刻印《皇清经解》，影响极为深远。阮元为纂修《广东通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体例结构是他亲自确定的。其二，参修的底本《黄志》由阮元选定。其三，修志主要成员均由阮元选定。其四，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是阮元一手筹措的。

《阮通志》的价值很高:首先《阮通志》的体例架构十分完善。《阮通志》共334卷，470多万字，分“二训典”、“四表”、“十略”、“二录”、“九列传”和“一杂录”。这种体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既照顾溯本追源，又整体反映现状。增加《海防略》和《杂录》。《海防略》详细记述了历代广东海事、各路要塞关防、攻防战守等事，附图20张，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军事实用价值。《杂录》有不少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统治者失察民事的事例，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一种类蟹小动物“蟛蜞”及“鸭埠之制”。第二《阮通志》的选材十分广泛，史料价值很高。《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金石家皆未著录”，是阮元派人亲访，此铭文得以保存下来。《阮通志》运用了“诗文证史”和“金石证史”的手法。如利用了《曲江集•开大庚岭记》和《张九龄神道碑》，重新确定了开岭始于唐玄宗开元四年，纠正了《新唐书》的错误说法。第三，《阮通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如桑园围，是捍卫粤中经济命脉的水利工程。《阮通志》详记了自明清两代历次溃堤造成的灾害，历任地方官对桑园围的修葺，修堤经费的筹措及日常管理等等，为后人确保粤中水利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外蕃》新增美国、墨西哥、比利时等国，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国家和时代潮流的认识水平。

《阮通志》是广东通志中质量最高的一部。阮元通过修志，培养出更多的学术新人，曾参与修志的曾钊、谭莹等人，后来都成为晚清一代名儒。为后来创办学海堂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推动各项学术研究和修志的蓬勃开展。

=直播回放通道开启时间:10.13-12.31

岭南文化不仅是岭南区域的文化，更是历朝历代在岭南生活的人们共同培育发展起来的，有地域特色、又跟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形态。本次讲座分享的三位先贤在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都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讲座最后，两位专家表示，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以史为鉴，以人为镜，从历史文化中吸取养分，用史志智慧来丰富人生，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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