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学先辈们秉承强烈的爱国信念，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他们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并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敏感把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关注诉诸笔端，岭南文学因而蔚为大观。思想是文学的灵魂，让岭南文学具有永恒的魅力，在“扎根岭南——本土经典文本导读”系列活动中，专家学者带领您品读本土经典，点燃您阅读探索的热情。

清末民初时期，岭南地区备受外来文化冲击，岭南文学以自身创新、包容的特点灵活地融会贯通了中西文化，留下一批经典的文学著作。所谓经典，就如大河奔流，山石矗立，任岁月荏苒犹亘古不变。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其一。

“扎根岭南——本土经典文本导读”第二场分享会于9月25日在“触电新闻”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岭南文化研究艺术院院长纪德君教授和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梁凤莲主任两位专家联袂分享，为大家深入解读本土经典文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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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吴趼人是何许人？

随着纪德君教授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生平的描述，一个对家乡感情深挚、耿介自立、嫉恶如仇又有“救世”之志的形象便跃然而出。

图1.从岭南走向全国的晚清“小说界巨子”吴趼人

命途多舛，对故土情深。吴趼人名沃尧，字趼人，广东佛山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吴趼人在佛山度过了少年时光，后来父亲去世，万两家财又为叔父所侵吞，孤儿寡母生活无着。无奈之下，他在18岁时离家赴上海谋生。但吴趼人对家乡故土情深意重，他曾与友人四出奔走筹款，筹建广志小学专门接收在沪粤人子女入学读书，解决了这些孩子读书难的问题。1903年，吴趼人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直抒胸臆般地使用“我佛山人”为笔名，清晰地定位了自己的身份。梁凤莲老师指出吴趼人这种对家乡的情怀，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在他的生平和创作中都有非常独到的呈现，地域文化已经渗透进了他的思维、待人处事、胸怀视野，吴趼人的言不讳、色不媚、特立独行就带有典型岭南文化特性。

深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吴趼人所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民族灾难加重的时代，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勃起的年代。吴趼人18岁离家赴上海谋生，在江南制造局做抄写工作，开始对西方器物文明有了初步认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思想，确立以小说创作进行文化启蒙的道路。对于西方文明他并非全盘接受，他只主张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他是抵制甚至是排斥的。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要以优秀传统文化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社会才能不改自良。

多年编报，累积大量素材。在当时，办报是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江浙一带的报业尤为发达。1897年，吴趼人离开了江南制造局，开始从事报业工作，曾先后主编过《消闲报》《采风报》等多份娱乐性小报，这一工作让他扩大了眼界，见识了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门的奇闻怪事。他习惯把这些稀奇古怪的报导剪下来收藏，也笔录收集朋友所说的故事，这为他后来从事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02主张以小说进行德育

图2.吴趼人部分著作书影

吴趼人自1903年10月起直至1910年10月去世，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了中长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12篇、文言笔记小说5种。其小说风靡一时，他也因此成为晚清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小说家。在谈到吴趼人为什么会投身于小说创作中时，纪教授认为得益于多方面的影响。

图3.纪教授深入剖析吴趼人投身小说创作的原因

一是受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吴趼人深以为然，后来他在《月月小说序》中称：“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可见梁启超的倡言对吴趼人震撼非常大。

二是受朋友影响从事小说创作。1903年，吴趼人的好友李伯元在报上连载了《官场现形记》，轰动一时。同年9月，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发表，读者争相追捧。吴趼人深受震撼，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三是主张以小说进行德育。吴趼人认为小说家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要对读者负责，不能通过小说让读者习得低劣的知识。吴趼人对梁启超提倡的以小说来改良社会的主张表示认同，不过他改良的办法不是传播新思想，他认为写小说应该“寓教育于闲谈”，“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即通过生动有趣的人物故事吸引读者，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中的传统道德，由此达到教育民众、改良社会的目的。吴趼人推崇的德育并非简单地输入西方文明，而是恢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从而弘扬传统文化。吴趼人以小说为德育助力的观点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

03怪笔写怪事

吴趼人的小说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世人称道。纪教授分享小说时提到了两个“怪”。

以怪事为选材标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了主人公“九死一生”在二十年间亲见亲闻的各种“社会怪现状”。其所谓“怪”并非玄幻灵异之怪，而是各种反常背俗，无限突破人性、道德下限的怪，如知县做贼、臬台盗银、宦家子弟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高谈性理之学却逼祖父讨饭甚至将其打死、苟观察为升官跪求寡媳做制台的姨太太等等。书中描绘了一出出既荒诞又真实的场景，这些怪事弥漫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部堂督抚，下至三教九流。小说共有108回，几乎每一回都有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每一回都能暴露一些不堪的嘴脸，这种暴露能“使人读之而知所警戒，于趣味之中，兼具教训之目的” ，客观上有助于社会的改良。

图4.书中苟才为升官跪求守寡儿媳做制台的姨太太

率先使用第一人称的“怪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中国传统小说颇为不同，吴趼人在小说创作中做了很多探索和创新，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耳闻目睹来把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串连起来，这种写作结构应是吴趼人精心构思的，他称此法为“如千军万马，均归一人操纵”。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方法在中国传统小说里是极为罕见的，有人认为这是在中国小说史上开先河之举。

“怪笔”与“怪事”相辅相成，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有效地增添了小说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张冥飞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近世所出之社会小说，未有能驾而上之者。”胡适曾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当时《官场现形记》等同类小说做过比较，说它在“同类之书中，独为最上物。所以者何？此书以‘我’为主人。全书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非李伯元所及。”

纪教授指出吴趼人是一个满怀救国热忱与改良社会之梦想的作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也承载了他富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艺术实践，为清末民初中国小说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图5.梁凤莲老师认为吴趼人是产生引领性的作家，也是中国小说界一个重要标杆

梁老师认为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回应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创作，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书写，还有一类更为稀缺，就像吴趼人这种，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小说中针砭时弊、痛斥陋习，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揭露和谴责的勇气和品行，这种文人气节和文化风骨值得我们去尊重，更值得我们去致敬。广府地区得风气之先，中西文化融汇，也体现在吴趼人文学创作的开创性方面，如对时事嗅觉的敏锐和痛击的入木三分，这是岭南文学创作的独特优势。梁老师感慨岭南文学艺术创作的浪潮此起彼伏，从未有断，但能在其中产生引领性的作家并不多，吴趼人以其创作引领性、勇气和品行位列其中，成为中国小说界一个重要的标杆。

文学艺术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有时候它更应该是一个利器，能够把社会整个氛围乾坤廓清的利器。这些经过岁月淘洗和时间考验依然屹立的文学经典作品，无论是其气节、风骨，抑或是艺术导向、价值导向，都是岭南文化的一笔财富，值得我们开卷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