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广东番禺人，中国著名电影作曲家，音乐家，中国电影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者。先后创作了影片《壮志凌云》中的《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中的主题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的主题曲、《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歌剧《军民进行曲》等。

冼星海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他与聂耳的电影音乐一起，构筑了中国电影音乐的骨架。因积劳成疾，于1945年逝世于苏联。如今，在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东区，还有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冼星海大街。1998年7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还亲笔为冼星海故居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蒙回于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1983年，客死苏联38年的冼星海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人们在广州白云山旁幽美的麓湖之畔为他营建了陵墓，以示对这位人民音乐家的爱戴和怀念。

 

较早的时候，冼星海是教材里抽象的概念，虽然白纸黑字一再强调他是人民音乐家，但头脑里的印象还是淡漠又淡漠；后来知道广州有以他命名的音乐学院，惜乎盛名指代的也只是巍峨的建筑而已。只有当埋头进入故纸堆，在研究冼星海的苍茫一生时，笔者才会不经意地在某一个凝神的瞬间感受到凛冽的英雄之气——从脚底来，如沐春风；从头上来，醍醐灌顶；从四围来，催人回到那个飘忽的年代。

英雄无处不在，但只有英雄以人的姿态出现，才会被强烈地感知。

和今天的音乐人一样，冼星海热爱生活，性格爽朗，拥有浪漫的情怀。一位专家告诉笔者：“冼星海有四个女朋友呢！但是你别写出来，破坏了他的形象！”为什么有四个女朋友就是不光彩的事呢？——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个法国姑娘爱上了他，初恋本是天山上的百合，纯净且神秘，异域风情又含蓄地衬出些浪漫来；钱韵玲是他的真心爱人，接受他的呵护，又时刻为他祈福，真是天作之合；亡命苏俄时，一位俄罗斯少妇又伸以援手，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人；还有一位姑娘，笔者找遍史料，无奈最后徒增“云深不知处”的遗憾——爱生活，爱朋友，爱妻子，接受真爱也付出真爱，这是人类最正常也最高尚的情感。

正因为具有多愁善感的情思，正是因为具备健康、高尚的情感，命运才能打造出冼星海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

冼星海热爱音乐，他以初恋的热情和宗教的虔诚来学习音乐。他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要不是揣着对缪斯的爱慕之心，恐怕他早已放弃了；在巴黎，他穷得揭不开锅，却还要倔强地举起指挥棒。纨绔子弟们鄙夷他，善良的旁观者也劝他偃旗息鼓，冼星海却咬牙坚持。这份倔犟和顽强一如当年“惶惶若丧家之犬”的孔子——孔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却还理直气壮地宣称“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将物质之“贫”和通达之“穷”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冼星海颇有些神似，他冥冥之中认定自己缺的是“饭票”，横溢的注定是才华，所以，为什么要放弃呢？

冼星海热爱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坦率地告诫朋友和亲人：“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为祖国谱曲就此成为天赋的使命。想像一下吧，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为抗战鼓与呼，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反差在音乐史上的大师贝多芬身上有所体现，那德国天才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耳聋状态中创作的——冼星海流落异邦时，为前苏联、蒙古的解放军和老百姓们创作了大量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虽然语言不同，但是艺术的感染力却不曾削减一分；虽然沉疴日笃，但是精神之火、艺术之光的迸发却不曾削减一分。憧憬世界正义的冼星海忘记了：西伯利亚不比浪漫的巴黎、不比热火朝天的延安，那里天寒地冻，你付出得越多，身体的消磨便越快。

就普通人而言，40岁上老去，不妨叫做英年早逝；就冼星海这样的音乐大师而言，40岁上归去，留下的就尽是夭折的遗憾。如果冼星海按照恩师保罗·杜卡斯的要求留守法国，恐怕他早已成为像贝多芬那样伟大的音乐家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在40岁时长眠于异乡，并且直到1983年才魂归故里(骨灰被家属从苏联接回)，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英雄并不匮乏丰沛的情感，英雄应该得到真实的、有实际意义的尊重和爱护。

 

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番禺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广州疍家)。在他出生前，父亲冼星泰已经去世，襁褓中的小星海，只得随母亲到澳门，投靠以捕鱼为生的外祖父。幼年时，珠江上纤细委婉的船娘曲、粗犷低沉的民谣、亲切优美的渔歌，令冼星海异常着迷。溽暑退去时，他在江畔走着，静静地听，累了，便躺在堤坝上，撑起腮帮子，情不自禁地“咿呀呀”学着哼唱。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小小年纪的冼星海很快便学会用竹箫吹奏广东水乡民歌。

1911年，外祖父去世后，冼星海随母亲漂流到新加坡。母亲黄苏英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为人帮佣，省吃俭用也要让儿子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冼星海在私塾学习了四年，又到英国人的学校补习了一年英文。由于成绩优良，12岁那年，冼星海被招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培正中学读高小。在那里，求知若渴的冼星海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祖国辽阔壮丽的山河令他神往，幼时记忆深处的桨声灯影、渔歌号子愈发鲜活，他暗中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冼星海爱好文学、书法、美术、体育和音乐，曾任校刊《星社》的美术编辑，发表过《中国书法略谈》等文章。在业余时间，冼星海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到音乐的学习中，他学过单簧管、小提琴和乐队指挥，吹、拉、弹、击样样精通，是学校乐队的积极分子和活动骨干，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活动及演出，被称为“南国箫手”和“青年小提琴家”。

1918年秋天，冼星海和母亲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进入岭南大学附中读书。为了对音乐作进一步的探索，冼星海又考上北京音专、上海音乐学校，专门学习音乐。

　

1929年，冼星海因参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冼星海毫不气馁，他坚信“闲云野鹤无常往，江天何处不可飞”，毅然决定到法国巴黎留学。

1930年，冼星海到达巴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只得在一家法国人开设的北京饭馆当跑堂。后来，通过马思聪的介绍，冼星海得以随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并曾先后追随巴黎著名作曲家德印第学习作曲，跟巴黎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加隆学习“对位”和“赋格”。学习之余，当别的三五相约在塞纳河畔散步、切磋技艺时，冼星海却必须在北京饭馆从事十分繁重的体力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即便在这样窘迫的环境里，冼星海还是写出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作品《风》，受到当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保罗·杜卡斯的欣赏。

随后，在保罗·杜卡斯的支持下，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成为保罗·杜卡斯的学生。按照学院惯例，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获得荣誉奖，当主考教授问冼星海需要什么作奖品时，生活清贫的冼星海羞涩地回答：“饭票。”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被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高昂学习兴趣的小伙子所感染，他们决定破例为冼星海免费供应膳食。1931年，冼星海，开始了梦幻般的音乐学院生活，系统学习了作曲、指挥等各方面的知识。

 

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是有国界的。在保罗·杜卡斯无奈却始终赞赏的眼光里，冼星海在1935年夏天，毅然决然踏上了归程。

在上海，经田汉和张曙的介绍，冼星海参加了“歌曲作者协会”，并结识了进步音乐家任光、吕骥、贺绿汀等人。此后，冼星海开始探索、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反映工农大众心声的新歌曲，他先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工人运动会歌》、为救亡歌曲《战歌》谱曲。不久，冼星海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任职，谱写了著名电影《夜半歌声》主题曲、插曲《热血》、《黄河之恋》，并为电影《壮志凌云》谱写插曲《拉犁歌》。后来，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和诗人塞克合作创作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赴战曲》等爱国歌曲，用音乐鼓舞中国人民英勇战斗。

“八一二”事变之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随队到江苏、河南等地演出、宣传抗日。1937年10月，冼星海在武汉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的长江上火炬歌咏大游行，场面蔚为壮观。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危难、大众的疾苦，激发了冼星海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边创作，边宣传，边游行，边谱歌。《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起重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1938年秋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邀请冼星海任教，同年11月，冼星海和妻子钱韵玲排除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和干涉，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奔赴延安。第二年春天，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冼星海和鲁艺的师生们一起上山开荒，刨地打土。在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中，冼星海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大型歌舞话剧——《生产大合唱》，讴歌边区人民自力更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随后，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创作了划时代的音乐巨著——《黄河大合唱》。作品以排山倒海的雄壮气势、热情奔放的旋律，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热情地歌颂了不屈不挠的争取自由解放的英雄儿女。1939年5月11日晚，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毛泽东对《黄河大合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7月，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听了这部作品的演出后，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很快，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被推上国际舞台，成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檄文和喧天鼙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