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1902—1991)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考古学、书法学、教育学和文物鉴定学专。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罗振玉攻古文字学，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等名校，1948年起复任中山大学教授，1991年逝世，终年89岁。重要著作有《殷墟文字类编》(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字典之一)、《殷契佚存》、《十二家吉金图录》等。
即使与其他同样远离中原的地区相比，内地人对广东的偏见似乎也要更深一些：在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里被称作是蛮夷之地瘴疠之区；到了经济发达的今天，仍被看作是缺乏文化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偏见，却不会出现在广西云南，或者青海新疆。
然而，近现代以来，广东地区可谓人才辈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到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单就文化来说，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泰斗级人物足以说明问题了。在岭南文化氛围的构成中，商氏家族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末代探花”商衍鎏走的是非常典型的传统儒生道路，早年家境平常，十年寒窗，终于高中探花，达到了儒生平生志向的顶点。当然，他的成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作为中国科举考试的末代探花，本身就具有某种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而与传统儒生不同的是，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从而获得了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眼光与角度，厚重之间多了几分开明，这就使得他与困守传统抱残守缺的遗老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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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晚年笔墨
虽然在政府中曾经谋过职，但商衍鎏一辈子并没有真正从事过政冶，始终坚守一名文士及名士的身份。他也要求子女不要过问政治：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风险多，一时不慎，还会影响品德。这种观念似乎又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相背离，不知道是不是与他历经清朝民国后目睹到混乱的社会秩序有关？而到了晚年，他与次子商承祚一家居住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平稳而幸福的时光，能在年逾八旬时仍坚持写完《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对研究中国的教育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客观地说，商衍鎏和商承祚并非天才般的人物，才华没有横溢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更大程度上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商承祚，早年的恩师罗振玉就评价说，他的天资并没有另一个学生好，但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有成就的还是他。果然，评价没有错，没有受过正规学院教育、自称“白丁”的商承祚，自小便对古文字、文物、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踏踏实实，严谨治学，21岁时便以《殷虚文字类编》成名，奠定了他在古文字学研究中的地位，也最终与陈寅恪、容庚、饶宗颐一起，并称为“岭南四大家”。
相比起来，对后辈来说，商承祚时间上离我们更近，也更具亲和力。他身上那种书生痴气，使得这位大学者不仅有令人尊崇的一面，更有天真可爱的一面。有关他的童真趣事，至今仍在中大校园内流传，其宁静澹泊、乐观平和的人格风范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验证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浅显的看法：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没有架子。
无论从学术的内容，还是自身秉持的道德观念来看，商氏父子都是十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为对德的追求，外则是在学术上的严谨。他们专心学术、对世俗名利无欲无求，所以均能以近九十高龄辞世，而他们本人及后代把家藏多年的文物与书籍全部捐献给国家与社会，又正是他们精神的延续。
在中山大学校内，有一块七进士碑，是对明代广东一年考中七名进士的纪念与表彰。那么，当年商氏家族连榜三进士的盛况，加上商承祚在岭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或许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人物辞典
商衍鎏：中国最后一个探花
【穷书生·探花】
1904年，商衍鎏再次上京赶考。他没有想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他自己也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探花。
商氏祖籍为辽宁铁岭市，十七世纪后期，商氏先人随汉军正白旗部队到广州驻防后便在此居住下去。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是个穷秀才，七次参加科考皆不中，于是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身上。为了让他们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他在莲花巷尾辟出一块地，盖了几间茅草屋，取名玉莲园。
商衍鎏六岁启蒙，后学八股，走的是传统儒家教育的路子。他与兄长的作文经常被贴堂，小有文名。14岁到20岁间，他经常向各书院(如粤秀、羊城、学海堂、菊坡精合等)考课，考在前列者有少许奖金，可以资助生活。
1890年，商衍鎏考中秀才，取第十名(长兄中第一名，二兄取第四名)。1894年，他考中举人第24名。1903年，兄弟二人结伴赴京赶考，结果哥哥商衍瀛中进士，入翰林，而商衍鎏则落第。
1904年7月，从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参加由皇帝主考的殿试。这是三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这一年是甲辰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于是甲辰正科便改为恩正并科，按两科名额录取，所以这年参加殿试的贡士比往年要多。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八名阅卷官对这些策卷作出评价后呈交给光绪皇帝，皇帝对前四名的排位不认同，把一、二名(朱汝珍与刘春霖)及三、四名的位置对调，结果，状元为刘春霖，榜眼为朱汝珍，探花为商衍鎏。
【出洋·入仕】
中探花之后，商衍鎏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职，不久，他又被清政府寄予厚望，送往日本留学。1906年，他和朱汝珍一起被派往东京法政大学留学，从此“开眼看世界”。
对于以往只读过四书五经、圣贤古训的商衍鎏来说，在日本接触到的经济学、宪法、行政法等新科目，无疑让他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日本期间，他曾向清政府提出过一些建议，但都未被重视。
1912年，德国汉堡海外商务学院到中国来招聘汉文教授，商衍鎏鉴于国内的混乱局势，决定应聘前往。当时他与该校签了4年的合同，年薪6000马克。他到该校不仅宣扬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而且坚持学习德文，工作受到好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6年，校方有意与商衍鎏续约，但他考虑到中国可能会向德国宣战，决定回国。1917年，商衍鎏担任副总统(当时为冯国璋)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秘书。这些都是闲职，只负责处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文字。后来他还担任过财政部秘书和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据说在江西上任期间，有商人请求他在修订某条例时能照顾他们的利益，并许以重金酬劳，被商衍鎏严词拒绝，一度传为美谈。
【还乡·著述】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11月为他拍了《探花的晚年》，介绍了他晚年的幸福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商家分散避难，商衍鎏避居四川。为解决生计，商衍鎏决定卖文鬻字，因其书法早负盛名，荣宝斋又利用分店多的优势积极参与，承担收转写件的联系工作。虽然战时所得不高，但毕竟是多了一条财路。
抗战胜利后，商衍鎏回到南京，本以为可以求安稳，但不料“政府毫无振作，钳制更甚”。1947年，国民党政府发行20万元至500万元大钞四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商衍鎏愤而作诗《发大钞》，质问“民心去尽国何在？”对国民党政权已毫无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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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衍鎏晚年著作《谈广东清末的闱姓及其赌博方式》手稿
1948年冬，商衍鎏回到阔别已久的广州。不久他又前往南京长子商承祖家，一住6年，1956年他再返广州，与次子商承祚一家住在一起，一直到去世。他在年逾八十高龄之际，仍然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都是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为后人研究当年的历史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
商衍鎏，这位中国末代探花郎，是书写岭南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都不能回避的人物。他青年得志，中年困顿，晚年美满，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却坚守着读书人的操守，“痴愿淘将渣滓净，此身与世共光明”。
商承祚：没有学位的“白丁”
【“白丁”·名士】
20岁时，商承祚经人介绍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没等毕业就出来工作了，所以，他说自己既不是科班出身，又没有学位，是一个“白丁”。
商承祚生于1902年。父亲商衍鎏是中国最后一个探花，但思想并不保守，认为中国不应闭关自守，要多学习外国，而学习外语是一个很好的前提，于是他专门聘请了一位英文教师教两个儿子。但商承祚一见到外语就头疼，学不下去，商衍鎏很无奈地说：“学外语不成，那就学中国文学吧，日后无成，还可谋得秘书以糊口，大成就做个名学者。”
商承祚从小就喜爱文物和古文字。他10岁时，就已经有兴趣阅读《说文解字》了。他把自己的兴趣对父亲说了，商衍鎏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不过他并没有干涉儿子的选择，而是让他在天津拜国学大师罗振玉为师。
罗振玉当时收了两个学生：商承祚与柯昌泗。罗振玉对两人的评价是：“论聪明，锡永(即商承祚)远不如昌泗，但锡永知道自己短处，实事求是地刻苦，将来有成就的还是他。”果然，柯昌泗尽管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但后来沉迷宦海，终无成就，而商承祚则成了一代“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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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21岁的商承祚一举成名的《殷虚文字类编》，为中国早期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
商承祚回忆起那段求学的经历时说，他白天在罗振玉家拓铜器铭文，晚上在伯父家攻读有关《段墟书契考释》的著作，每晚从9点开始，一直读到鸡鸣。一年多的努力之后，他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一书整理并编为《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罗振玉看了之后大为高兴，认为后继有人，王国维为该书作序。1923年，著作出版之后反响强烈，一路热销，刚刚21岁的商承祚也就此一夜成名。
【教授·苦闷】
1925年，南京的东南大学聘请商承祚为讲师，专教甲骨文字。商衍鎏知道后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
1926年，商承祚又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时甲骨文已成为一门热门课，但教师奇缺，很多大学争相聘请他讲课。1933年，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聘他为教授。当时商承祚在北京的月薪达到500多元，但南京的月薪只有280元(这已是该校的最高薪水了)，但因为可以专心搞研究、写文章，不必上课，正合商承祚心意，所以尽管薪水低了不少，但还是立即答应下来。这段时间，商承祚生活稳定，经济丰裕，研究工作也进展顺利，著述顿丰，先后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等书。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文字学家。
抗日战争中，商承祚随校迁往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生计不在重庆的贵阳盐务局任职，根才集中精力继续学术研究。他回忆起时期时说，从1939年到解放前夕有学术著作出版，也没有发表什么是一个学者最为苦闷的时期。
【书法家·收藏家】
商承祚解放前薪水很高，大部分都用在收集各种文物上了。在他诞辰100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院曾特意举办商承祚捐赠文物展。
1948年，商承祚回到故乡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直到去世续出版了《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篆文编》等，并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
商承祚自小便喜爱书法，尤其是篆书。师从罗振玉之后，见到其所书文及金文笔势道劲，于是经常临摹。罗振玉赞许地说：“你的金文将来会有成就，但要旁及石刻及篆文，以便触类旁通。”商承祚始终向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方向努力，终成一代书家。
文物收藏是商承祚的另一大爱好，他收集了许多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在他晚年去世后，他及子女先后向国家相关部门捐献的珍贵文物近1200件，体现出“爱国，施惠于民”的高尚风范。
地理记忆
寻找“文脉”
祖传故居 莲花巷(今纸行路)
商衍鎏的祖宅在水口营(今属花都区)。但商衍鎏自小便在广州长大。其父所住之处为莲花巷，周围都是烂地，盖了几间茅草屋，供两个儿子及一个侄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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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氏父子出生地——位于纸行路的莲花巷。商家曾在此盖了几间茅草屋，取名“玉莲园”。
两个儿子果然争气，先后考中进士，盛况空前，成就了商氏家族在岭南文化史上的地位。商承祚也是出生于莲花巷(今海珠中路纸行路)。由于年代久远，其住宅早已不复存在。
中大寓所 “陈寅恪故居”
在中山大学，提起陈寅恪故居，可以说是人所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所以陈寅恪名字命名的小楼，事实上商承祚住的时间更为长久。
商承祚1948年回到故乡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其时中山大学还是在旧址办学(即今文明路鲁迅博物馆)，商承祚先是住在平山堂宿舍，1955年，搬到现中山大学校内居住，即东南区1号。他一直住在一楼，楼上的邻居先后有陈寅恪、容庚、杨树荣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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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大东南区一号的“陈寅恪故居”，事实上商承祚(商衍鎏晚年与其同住)居住的时间
更长(1955—1991年)，他一直住在一楼，楼上的“高邻”先后有陈寅恪、容庚、杨树荣等。
商衍鎏1956年从南京大儿子处回到次子商承祚处安度晚年，也是住在此处。老人当年已经是八十多岁，仍然笔耕不辍，花费3年时间，写下了国内第一本对科举考试的论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在中国教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商承祚在此一直居住到1991年去世。
藏书纪念 商氏父子纪念室
商承祚逝世之后，子女遵照父亲遗愿，将祖父及父亲的藏书永久性地捐赠给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于去年年底设立校内第三个专门的纪念室(另两个为陈寅恪和梁方仲)。
中山大学内的惺亭(为纪念史坚如而建)．由商承祚题字
中大图书馆内的“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纪念室”。商氏族捐赠三代藏书共约2000种，
4200册(件)，其中包括手稿制画卷轴、线装书籍、普通图书以及期刊等多种文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大已专门设立了陈寅恪教授藏书纪念室(中山大学图书馆内)，就是由商承祚题的字。据统计，纪念室收录藏书4200多册，包括手稿、书画、线装书籍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场地所限，加上新图书馆正在动工，还有商老的两大袋书没有安排放置到纪念室。
本版图片摄影(含翻拍) 本报记者 黄皓
心爱之地 文德路
商承祚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与鉴赏家，在上世纪50年代，他经常与容庚等人到文德路去逛。据说有许多人对某件文物看不准真假时，会问他的意见，他也是毫无架子，一一解答。现在的文德路仍是文物及字画交易的一个集中地．
家族传奇
文化世家商氏家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商衍鎏参加乡试，与兄长商衍瀛同时中举人，时有“禺山双风”之称。
关于商衍鎏的哥哥商衍瀛的人生记录，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能找到这样一段记载：“我(溥仪)欲借日本之力必得关东之心。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秘。简要地说，这个活动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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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衍鎏商承祚与子孙们的全家福。
商家兄弟在金榜题名后，从此一直分南北而居。商家一脉，如今留在广州的，是商衍鎏的次子商承祚的子孙二代。商承祚长女商志男为眼科专家，长子商志馥为文史专家，次子商志镡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知名教授。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刘炜茗
精彩言论
万语千言不能发其秘，穷年累月不能究其源。——末代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论“八股”。
九十可算老？八十不稀奇。七十难得计；六十小弟弟，四十五十满地爬，二十三十摇篮里！——商承祚七十明志诗，后成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
后辈访谈
“父亲的事没有遗憾，剩下祖父的事”
采访对象：商志馥(商衍鎏之孙，商承祚之子，原中山大学图书馆系教授，著名文史专家)
慈禧不喜欢广东人，不让商衍鎏做状元
记者：您今年78岁，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和您祖父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他给您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
商志馥：抗战期间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晚年也是在广州住的。应该说祖父是个性格很随和的人，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事。比如说，他没有让我读过《四书五经》，好像《孟子》也只教了一点点，在那个年代来说，在他那样的教育背景下，这是很难得的。可以说他是传统之中又比较开明，他的眼界和思维，已经与以往的儒生有很大不同了。
记者：有种传闻说，本来是商衍鎏中的状元，但因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广东人，而刘春霖的名字又很吉祥，所以才让他做了状元。
商志馥：这传闻是不对的，有明显错误。一是最后的钦定者是光绪皇帝而不是慈禧太后，光绪对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就很看重啊。二呢，根据当时的规定，送呈的卷子都是密封的，根本不可能知道卷子是谁的，是哪里人。历史不像电视剧，是不可以随意编造的。
商承祚和容庚经常吵架
记者：听说您父亲是个很有童心的人。
商志馥：应该说他是个很开朗的人。我记得他经常开冼玉清教授的玩笑。大家都知道冼教授比较小气，手绢经常用破旧的丝袜来代替，其实她挺有钱，但我爸爸就经常逗她，说今天是不是要冼姑请客啊？还有呢，他和容庚两个人经常“吵架”，大多是为某件文物的真假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换作是别的性格，也许就不会那样了。
捐文物给故宫，故宫都怀疑是假的
记者：我们都知道，商老是非常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但同样有名的，是他把文物捐出去。
商志馥：他的钱基本上都用来买书和买文物了，对于文物，他一直是抱着一种“藏宝于国施惠于民”的态度，认为只有把文物拿出来给大家看才是有价值的。有一年，他收了一幅石涛的自画像，很珍贵，想捐给故宫博物院，故宫都有点不相信，还怀疑可能是假的，我爸爸也没所谓，不收就不收。没想到过不了多久．故宫认定是真品，又要了，我爸爸还是没说什么，捐过去了。他就是这种对人事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淡。
他在世的时候已经捐了很多，去世之后，我们几个子女商量了一下，把他收藏的文物捐给深圳博物馆，把祖父和他的藏书捐给中山大学。然后政府给了一些钱，我们用来设立了一个商承祚奖学金，这也是他的心愿。我们自己只留了几幅祖父和父亲写的字，作为纪念。
越秀区将举办商衍鎏纪念活动
记者：作为一个后辈，您觉得怎样来纪念长辈比较合适？
商志馥：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纪念活动，他该出的书也都出了，我们没有太大的遗憾．接下来准备把祖父的事情做一做。明年是祖父诞辰130年的纪念，越秀区好像也准备搞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也在做一些准备，主要是把他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重新校一下，这两本书都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最好能重印。现在我还挺后悔的，当初没有多问他一些问题。对我们后辈来说，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商承祚画像
酷评家：调侃徐悲鸿
商承祚曾应徐悲鸿所求，评论他的画作。商承祚取4张纸来评论徐的作品：一称“吊死鬼的美人”，说徐画人颈过长；二称“三条腿的马”，说徐画每匹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三称“狐狸尾的描”，说徐画猫尾下垂．用笔过于夸张：四称“甘蔗的竹子”，说徐画中的竹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徐悲鸿听后大笑不已。评得这么尖刻，可见商承祚毫无机心。
完美主义者：“强行”题字
位于中山大学大钟楼下面的“教材科”三个大字歪歪扭扭的，商承祚每次散步经过总觉得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在家用一张纸条写好了“教材科”三个字，拿到教材科要求撤换旧的，并说：“堂堂高等学府，用这样难看的字有损学校名誉。”商氏的字在上世纪80年代是千金难求的，现在主动送上门来，工作人员自然赶快遵命。从此，中大教材科一直沿用商承祚的题字。
下期预告
与商衍鎏商承祚这对在文化上成为“精神兄弟”的父子不同，明天登场的这对广州父子，在性情以及人生道路上差异很大。父亲江孔殷是名士，有“江太史”之称，在清末和民国的广州大名鼎鼎，连孙中山、廖仲恺都亲自登门拜访：儿子江枫(南海十三郎)却放着世家公子不做，当上了为“才子佳人”作嫁的粤剧师爷，最后因贫病交加早逝于香港，成为“悲剧才子”。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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