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清议报》的郑贯公，默运天地之气，暗穷生死之理，努力寻求其他的救国救民之策。恰逢1901年初春，传闻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在日本的广东省留学生大为震惊，郑贯公、冯斯栾、冯自由等人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提出“广东独立，脱离清廷”的宣言。孙中山对此极力赞扬，广东独立协会得以和兴中会合作共事。郑贯公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兴中会，并且通过孙中山的介绍，从日本回到香港，任《中国日报》的记者，并担任该报旬刊的主编。至此，一代英才正式加入了革命宣传阵营。   

可惜不久，郑贯公和《中国日报》的主编陈少白意见相左，最后在1903年底辞去了该报职务。离开《中国日报》的郑贯公并没有停下，他继续以报为营、以笔为兵，不久他就在香港创办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并担任它们的总编辑。

 

1904年3月，《广东日报》创刊。当时正处于广西人民起义斗争的高潮时期，它发表了很多抨击两广总督岑春煊武力镇压屠杀人民，谴责法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社论，使岑春煊之流寝食不安，昼夜寒胆。同时《广东日报》创办文艺副刊《无所谓》，自称“陈言尽扫，宣传革命之军；妙想自由，雅尚娱情之作”。设有俗话史、谈风、舞台新籁、社会新声、灯前卜、诗潮等专栏，刊载带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文艺作品。其中的舞台新籁和社会新声，采用广州方言民间说唱班本、龙舟、南音、粤讴等形式演唱民族历史故事，力在揭露清政府专制统冶的黑暗腐朽，反映人民的疾苦。副刊日出两页，随报附送，广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   

《有所谓报》全名《唯一趣报有所谓》，1905年6月4目创刊，是香港第一张通俗小报。《有所谓报》是郑贯公创办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份报纸，在创刊号上他撰写了《开智社有所谓出世之始声》表明该报的立场和宗旨：“……报纸者，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民贼之魂，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萌孽……察人情之趋向，激社会之热肠……以寓言讽时，讴歌变俗，因势利导，化无用为有用……此有所谓之由命名。”《有所谓报》既不同于文言大报，又不同于一般通俗小报，内容包括庄谐两部。谐部占五分之二篇幅，分《题词》、《落花影》、《滑稽魂》、《官绅镜》、《金玉屑》、《新鼓吹》、《社会声》、《风雅丛》等；庄部分《博议》、《短评》、《访稿》、《广东新闻》、《要闻》(国内新闻)、《电音》(外国新闻)、《港闻>、《来书》等，融雅俗于一炉、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于一堂，是独具特色的时事性报纸，～跃成为当时港粤报中读者最广、发行量最高者，甚至超过了《中国日报》。这张报纸显示了郑贯公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否定了以前不够积极的“无所谓”态度。   

《有所谓报》是在轰轰烈烈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刚揭幕时创刊的，昕有办报经费全由同志慷慨捐集。1905年爆发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起因是当时美国执行的排华政策。1880年，美当局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对华工的人数和拘留年限加以限制。接着国会又颁布了《限制华工条约》。1894年，又胁迫清使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排华浊浪愈演愈烈。《有所谓报》一问世，就以虎虎生气，坚定地站在这场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自始至终以极大的热情和民族正义感投人到这场斗争中去，彻底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排华运动中“有强权无公理”的罪恶行径。在运动开始，郑贯公便力主广州反美拒约会要办一份专门宣传反美拒约的报纸，并在《有所谓报)上连载了他专门为此而作的长篇论说《拒约需急设机关日报议》。   

此后《有所谓报》又号召群众起来抵制美货——它是南方最先拒刊美货广告的报纸，并迅速联合《广东日报》开专栏表扬抵制美货的积极商号和个人，揭露和打击破坏运动的奸商。在拒绝禁约的过程中，《有所谓报》起了很好的宣传指导作用。郑贯公还进一步联络香港、广州两地报纸，一直声援反美斗争，使运动的声势不断壮大。在这场运动中，《有所渭报》还讴歌了人民的反帝精冲，揭露了封建官僚助纣为虐、自弃其民、取媚美国、破环运动的罪行，鞭挞了保皇党士绅摧抑民气，破环运动的丑恶面目，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6年夏天．郑贯公夫人马氏突然患了恶疫。自此，郑贯公昼夜服侍在枕侧，衣带渐宽。也许自古天妒英才，等到夫人病体痊愈，他自己反而因为照顾夫人染上了疫症，结果不治，在香港去世了。他的夫人马氏因为他的去世而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不久也服毒殉情了。

郑贯公这位年轻有为的“民族界巨子”，在致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事业中，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显露了多方面的才华，撰写了大量庄谐并具的文章和作品，脍炙人口，风行一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思想之新颖深刻，笔锋之泼辣犀利，语言之诙谐生动，在港粤报人中一时无两”。郑贯公办报生涯虽然短暂，却为革命报刊宣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革命派早期为数不多的杰出的报刊宣传家之一。   

郑贯公满怀“热心救世”的爱国激情，挚爱并献身报刊宣传事业，从20岁到辞世，心无旁鹜，6年编辑了6个报刊，其中4个是由他艰苦创办和主编的。在这些报刊上，他“抒救时之策，鸣警世之钟”，进行了大量开发民智、唤起民众的宣传。他去世的时候年仅26岁，新闻界同人及他生前好友2000多人为他举行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纵使英雄青衫湿透，又能如何？

郑贯公具体提出了十项如何办好报纸的建议：报律不能不先认定也；调查不能不周密也；翻译不能不多聘也；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文字不能不浅白也；门类不能不清楚也；报费不可不从廉也；校对不可不小心也；告白不可不选择也；图画不可不多刊也。

 

记者：请你给郑贯公一个总的评价。        

刘家林：一个杰出的革命报人，革命家。耀眼的光芒宛如一颗彗星。   

记者：他在粤港新闻史上具有怎样的位置？

刘家林：很有影响。他在文章中对广东方言的运用具有开拓性，对于粤港新闻语言很有影响。现在香港许多报纸的副刊和标题都可以看出郑贯公的影响。   

记者：郑贯公和他的同时代人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甚至认为可以取代武器，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刘家林：从当时情况来看，具有鼓动风潮的作用，这个作用无可估量，毛泽东也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因此无可非议，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们都非常重视报纸。后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的成功，宣传占七分。

记者：郑贯公对新闻从业者自身素质的要求很高，如“凡记者须有学问”“学问既无，眼光何有”。 

刘家林：这是一样的，记者无论人格和见识都要有相当层次，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文人办报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具有批评精神，独立精神。

记者：郑贯公的办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有趣和通俗性，这对中国新闻的发展有何影响？

刘家林：有利于团结普通读者，可以说是都市类报纸的先驱。   

记者：对于当代青年，他具有怎样的启示？

刘家林：特别具有骨气，不像现在某些人无原则地哈日哈韩哈美。

郑贯公(号自立)、冯自由(号自由)和冯斯栾(号自强)于1900年创办报纸性质的半月刊《开智录》，《开智录》是日本第一个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政冶性刊物，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刊物。这是郑贯公创办的第一个以鼓吹革命为主旨的报刊。因为三人分别号自立、自由、自强，故世人称之为“三自”。   

1901年初春，传闻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在日本的广东留学生大为震惊，郑贯公、冯斯栾、冯自由等人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提出“广东独立，脱离清廷”的宣言。孙中山对此极力赞扬，从此广东独立协会和兴由会合作共事。

 

    

郑贯公作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杰出宣传家、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早已被人所熟知，但他翻译创作的杰出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却较少有人谈及。《瑞士建国志》是郑贯公的一部重要革命宣传作品。        

《瑞士建国志》为章回体，共分l0回，每回前有词一首。正文前的前言部分有赵必振所作《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序》，李继耀校印《<瑞士建国志>小引》和郑贯公的《自序》、《例言》、《目录》、《瑞士国计表》(1900年)及瑞士地图一张。小说作者署名为郑哲(即郑贯公)，由中国华洋书局出版，出版时间虽未注明，但据李继耀小引所作时间为壬寅桂月(1902年9月)，郑贯公所写《自序》时间为壬寅八月二十日(1902年9月21日)，则可推断此书大约出版于1902年下半年。  

 郑贯公《例言》云：“是书故事，初由瑞士文译为日本文，复从日文译其意，著为小说。转接之多，增删遗略，在所难免。”可知此小说乃是他由日文翻译而来，并加以加工创造而成，具体谓自何种小说，未具体说明。        

《瑞士建国志》的一个重要创作特点，便是它激越的民族民主宣传。这既表现在作者对日尔曼侵略行为的揭露和对惕露等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上，更表现在文中起义者所撰的冀告，每回前的诗词，及对瑞士民主制度的赞美、讴歌等方面。

虽然惕露等瑞士志士的事迹，传说成分较多，郑贯公却对其进行了真实可信的描述，并表现出激越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如书中所载《爱国党恢复瑞士檄》，便回顾了瑞士以往的繁荣富庶，抨击日尔曼对瑞士的野蛮侵略“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展现瑞士人民的悲惨处境“神卅回首，彼黍离离”、“故国伤心，秋风瑟瑟”，从而召民众行动起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同心誓水众志成城”，“以此脱阨，何阨不销?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而在惕露所作歌曲《爱国歌》中，则呼唤同胞联合救国，“我今要把同胞问，还念神州与故乡?”“国家自古凭民气，民气坚强国乃强鲴这实际上是以瑞士志士之口，表达作者叹息鞠国沉沦，希望唤起国民奋起，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使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愿望。       

书中每回前刊载的词，也鲜明地表达了郑贯公的革命思想。当中有对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的渴望，“何时一举民权复，生也自由，死也自由，国也巍然立五洲”(《右调·采桑子》)；有对侵略者罪行的揭露抨击和对国家局势的叹息，“士地已为吞，种族频遭虐”(《右调·白尺桥》)，无边压力制群生，国将倾，恨难平”(《右调·江城子》)；有对合群革命，力争民族独立、民权平等的召唤，“壮志壮志，誓不民权放弃”(《右调如梦令》)，“青天霹雳一声雷，故土得争回调·庆功成》)；此外还有对惕露等瑞士志士赞美讴歌，“无限动心和忍性，卒能创立文明举功成安百姓，建国兴邦额手同称庆。死亦咸爱敬，伟人万古为贤圣”(《右调·风接梧》)。   

郑贯公对瑞士民主制度的钦羡与向直接表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他描写瑞士开学堂、设报馆情况，称赞其政治制度，“开拓平等民权，政良俗美，蒸蒸日进”，呈现“路不合户，夜不拾遗”的景象，在他心目中，瑞士简直成了尽善尽美的理想王国。他并由此抨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自压于内，人海于外，割我土地，赔我财款”，以致使“地大物博”，“同胞众多”的国家到了“凄凉苦楚”的境地。他号召国民奋起，效法瑞士志士，振兴中国。可见，郑贯公的创作目的正在于以瑞士志士为效法榜样，号召民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专制腐朽的“异族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文明、富强的国家。

《瑞士建国志》是我国最早系统反映维霖·惕露等瑞士志士事迹的小说作品，比马君武所作的翻译介绍要早20余年。可以说，《瑞士建国志》可当之无愧地成为用外国事迹进行反清革命宣传的开创性作品之一。

   

  

在过去的千年里，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当中，有6名是中国人，其中真正以生意而获得财富的，大概只有伍秉鉴一人。伍秉鉴家族作为十三行中的首富，受人瞩目的不仅有他们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还有他们与西方鸦片贩子交往、参与晚清政治活动的一段历史。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