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强●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学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言论:高考不能废，但迫切需要改革

      完结篇

　　30年前，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全国570万人在冬日赶赴考场。后来这批考生里面走出了陈平原、李东生、陈小奇……1977年，也因此被称作“一个时代的拐点”，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从无序回归有序。

　　30年过去了，高考作为唯一标准导致的教育扭曲备受诟病。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催生出新的知识无用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精神准绳渐行渐远。社会上争议之声不断，更有激进者要求废止高考。

　　今天，本版请来两位重量级的“新三届”人物范谊、张敏强，畅谈高考反思高考，以求问诊当前高考的弊病困境，拨开迷雾探寻改革的方向。

　　是为高考30年完结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受益者，张敏强后来也参与了高考制度的历次改革，1985年，他作为专家之一，参与了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实验。回顾高考30年的路程，他仍然坚定地认为，高考制度可以完善，废除并不恰当。他建议，在现今条件下，可尝试采取高考制与申请制并行的招生制度。

　　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张敏强

　　“高考权威性获国际认同”

　　记者：高考恢复30年了，你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它的得失成败的？

　　张：我是1978年的高考考生，当时我从河源胶木电器厂车间走出来参加高考，夺得惠阳地区的高考理科第一名，也可以说是恢复高考后的受益者。时至今天，30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高考作为一个制度，应该坚持下来。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中国高考的权威性在国际上都得到认同，高考的拼音“GAOKAO”，现在是英语里的专有名词，特指中国的高考。

　　记者：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不少人认为它集招生、选拔和评价于一身，你是如何看待它的这些功能的？

　　张：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高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一个方法，只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赋予它太多功能是不可能的。我认同高考确实起到招生和选拔的功用，就是把合适的人才招到高等学府里继续深造。但是现在几乎从政府到职能部门再到学校，都把高考的作用无限扩大，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给它附加了评价的功能。

　　老师评职称加工资靠它，学校上等级靠它。试想一下，尺子本来就是用来量长度，现在又想拿它来称重量，这怎么可能呢？

　　“穷孩子能四处赶考吗”

　　记者：“一试定终身”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批判其不够人性化，有遗漏优秀人才的可能。

　　张：近年来，我国每年有100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的是500多万人，这个比例也不低了吧。此外，除了高考制度外，我们还有推荐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作为考试外的补充。本来有特长的学生就是极少的，如果万一真的把这几个特长生给遗漏掉了，但对于其他考上大学的500多万考生来说，也是一种相对的公平。

　　记者：鉴于12年寒窗只为一场考试，废除高考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

　　张：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假如不高考会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由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假如每年有10万学生报考北大，北大要组织10万人的考场，要组织大批人员监考。命题、阅卷，哪个高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好这些事情？好了，每个学校都来组织一次考试，考生要坐飞机四处赶考，穷孩子负担得起吗？高校有这种组织能力吗？

　　但是，高考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几百万到1000万，而仅凭一份高考试卷，就要承担从能力、个性、知识等方面区分1000万考生的责任，还要承担为各级各类高校选拔新生的职责，从测量理论上来说，是做不到的。

　　记者：对于高考的改革方向，你有什么建议吗？

　　张：我觉得高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度的选拔性应有所减弱，选拔性适用于本科阶段，而专科、高职院校采用申请制，学生参加由中介机构或考试中心组织的学科知识考试，就可以向心仪的3到5所职校提出申请。

废除高考的人大代表：纪念高考恢复不妨改革招生

范谊●四川外国语学院79级学生●现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言论: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提交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废止“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招生制度，建立由学生自愿报名，高校自主录取新生的招生新体制。此举一出，引起了全国上下新一轮关于高考改革的大讨论。

　　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

　　――范谊

　　“我是新三届更有发言权”

　　记者：能讲讲您的求学经历吗？

　　范谊（以下简称“范”）：我也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1979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那年我21岁，是石油工人。

　　记者：可以说，您也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但您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议打破和改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

　　范：从历史的眼光看，恢复高考绝对是正确的。那个时代，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感觉未来没什么希望。

　　但高考给了每个人公平的升学机会，使得社会矛盾得到减压，也给有毅力才华的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以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更有发言权，更有体会。

　　“体制性运作把高考神化”

　　记者：您在全国“两会”上说的“高考制度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灵性！”，“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这引起很大的争议。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范：三十年前，上大学是正面的奖励。经过三十年体制性运作，今天的社会把高考神化了，高考失败就是弱者，甚至考不上一本线就是耻辱。你想想，这样一来孩子压力多大？

　　我们的问题是把考试绝对化，招生主要是按一次考试的分数录取。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就为了一个高考，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记者：您是指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高考的功能也已变化？

　　范：对。当时恢复高考是适应环境，现在环境发生变化，就要进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应该为大学教育回归它的本位，即培养人，而不是选拔人，提供实现条件。

　　改革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是我们对高考恢复三十年最好的纪念。

　　“因厌学而辍学也不可以”

　　记者：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废除高考的时机成熟了吗？

　　范：我提出要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核心不在于要废除高考，我不是反对高考的形式，而是反对现行的招生制度。如果离开高校招生，高考不会有任何人追捧。我提倡的是要给学校选择权。

　　记者：很多人反对您的方案，主要是这样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高考固然有其弊端，但目前大家认为高考还是保障公平的最好方式。

　　范：很多人对教育公平是有误解的。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应试教育以成败论英雄，难道就是我们期待和追求的教育公平吗？

　　“高等教育是公民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不通过统一的考试，而是由学校自己来招生，那很容易造成贫困的孩子没书读，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上好学校。

　　范：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我们在设计新的高校招生制度时给予高度关注，从制度的设计层面给予限制和避免。

　　高考自建立、恢复以来，一直都有公平性的问题。但绝对公平从来都不可能。领导和老板的孩子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既要保障优秀的穷孩子上学的权利，也要保障那些不是那么优秀但可以支付费用的孩子的上学权利，更何况他们提供的经费还可以帮助政府扩大教育资源，给更多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从分蛋糕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把重心放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量上，而不是对上学机会的分配津津乐道。

　　记者：目前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太少了，谁都想上好的学校，而谁能上谁不能上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范：优质教育资源少是个伪问题，因为永远不可能有优质教育充足到可以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一天。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是永远存在的。高考“以分取人”，把学校分成五批招生，国家按照学校的档次来配备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高校的差异性，使学校和社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名校。

　　记者：穷孩子们只是希望有读书的机会。

　　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取决于如何招生，而是取决于高等教育总量。政府的责任是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把“蛋糕做大”，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不是所谓人才的专利，而是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的责任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把尽可能多的人都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

　　我有一个“果园理论”。假如一个果园里的果树经过二三十年已经严重退化，是把分配果子的公平性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把更换新树种放在首位呢？答案很明显。高招制度也是一样。如果果实已经坏了，分配得再公平也没用。

　　如果改革教育体制能给教育松绑，学校就会考虑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个性，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难道不是更高层次上的教育公平吗？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